这条新闻给我带来的冲击很大。
新闻事实大概是：“一位名叫金德强的大车司机，刚从唐山市装货出发，路过唐山丰润区一处超限站时，因为车上的北斗卫星定位行驶记录仪掉线，他无法证明自己没有疲劳驾驶，因此被执法人员扣车罚款2000元。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他最终选择了喝农药自尽，当晚因抢救无效死亡。”
【一】
一名严格来说还是中年人的“70后”丈夫与父亲选择了自尽，当然是一个悲剧。但中国每天平均有700多人自杀，为什么金德强之死让我感到不一样？
因为这个死亡的消息，它太平淡了。
首先是舆论。至少在我看来，它第一时间引发的朋友圈震荡远不及预期。就在几天前，因为海南一个饮料品牌的广告涉嫌“低俗”，中国最权威最主流的几个媒体几乎集体开炮，场面很是热闹。
甚至就连金德强服用的农药百草枯，也很少有媒体提及。服百草枯自杀的死亡历程极为痛苦。一些年前，媒体报道百草枯自杀事件时，都不忘提到这一点。我的朋友，前调查记者孙旭阳看到新闻后给我发来他从前采写的、喝百草枯自杀的文字，说：“这些稿子现在重新看，真是难受。我那次看到百草枯瓶子上有一行字，‘本品无特效解药，病程漫长痛苦’”。
更大的冲击来自金德强本人。尽管起因看似一个意外的“伤害”，但他走向死亡的态度，他留下的遗言，还是显得太平静，甚至可以说，“从容”。就好像不是走向死亡，而是完成一个必然的流程。连他遗书中那几个错字病句，也因之有了一种淡定自然的感觉。
这种气氛令人压抑而讶异，让我想到很多年前看过的一个日本小说，一个男人买了巨额保险后，反复激怒一位理发师，最终死于理发师的锋利剃刀下，给妻儿留下了一笔财富。
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放弃自己的生命，不应该像走向宿命。一个人的生命之火这样熄灭，总要有人问个为什么。
若干年前，类似的新闻中，前些天炮轰海南那个饮料的权威主流媒体，也经常会在报道中问一问“谁之罪？谁之过？”这次，我还没看到公开的报道中，有谁愿意为之负责，有谁可曾内疚，有谁为之痛心疾首。
【二】
死去的理由是贫穷吗？也许是，尽管理论上金德强应该已经生活在小康社会，何至于因为2000元的罚款而丧失生活的勇气。但贫穷不是今天才有的，穷人在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
死去的理由是不公吗？也许是。但不公，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同样不是今天才有，也从来没有消亡过。
金德强生前发布的视频中，有这么一句话：“你看我喝了药，10分钟了没有人管没有人问。”
这是一个让他意外的结果吗？我倾向于认为，他预期到了这一点，然而可能还怀着一点小小的怀疑（希望），但至少截至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用生命验证了他预设的推断：
“没有人管没有人问”。不会有人管，不会有人问。
这种“没有人管没有人问”是一种巨大的荒谬，是卡夫卡笔下“城堡”中令人绝望、迷失的极端处境。卡夫卡身后多年，仍然有人类，深陷这样的处境中，甚至，荒谬感更为强化了。
这里的“没有人管没有人问”，当然指“喝药”，但荒谬感的来源，却不是来自“喝药”，而是更早的，关于“北斗卫星定位行驶记录仪掉线”的“沟通未果”。激烈的行动其实有着清晰的逻辑：既然“喝药”都“没有人管没有人问”，那么“沟通”当然更可能是这样。
文化不高的金德强，做了一道证明题。
【三】
关于这次沟通中的技术问题，已经有不少梳理分析。其中，公号“小睿睿东走西顾”的《大车司机服毒自尽，为什么“北斗掉线”成了他们的噩梦？》一文中提出的问题，我以为已经足够明白。不应掠美，把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几个问题转述在这里，也是认为，正常人只要顺着这几个问题，就可以理解，金德强最终陷入的荒谬境地从何而来。
“五问北斗车载导航仪系统：
一问：这个北斗究竟是被什么承包商设计的？到底是谁负责维护和提高使用体验？
二问：北斗盒子掉线一次要罚司机2000-5000元罚款，如果是设备自己的原因导致掉线，那开发商需要扣钱吗？
三问：地方是否应该更人性化的去执行和北斗有关的政策，是不是应该针对不同路段设置合理的大车休息区？
四问：北斗的安装费与服务费设置的是否合理？为什么各地收费标准完全不同呢？千万别顶着北斗卫星的鼎鼎大名，却耽误老百姓事儿，侮辱了国之重器。
五问：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交给大车司机自己来发声，这是一条此前在网上默默无闻的提问，今天有人能听到了吗？‘我有大货车北斗卫星掉线，需要罚款，那么谁负责？’”
是的，我认为，金德强这次遭遇和面对的，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一个叫做“北斗车载导航仪系统”的东西。
这个东西，有人说它其实平平无奇，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至少从名字上，是与神秘高端的“北斗卫星导航”相联系的，从大货车司机的角度，也不会把它看做是一个简单低级的工具。
某种意义上，它是高级的，神秘的，厉害的，不可了解也不可触碰的，“系统”。
当你看到全国关于这个系统，早就有那么多吐槽，比如它在设定上人性化的缺失，几乎无法顾全那些特定环境、场景下（比如高速拥堵、临时措施、自然灾害）的痛点难点，而这些吐槽，似乎都被这个神秘的系统吞噬，没有什么浪花，直到这次金德强自杀。
我要说的是，这样一种技术“系统”的存在，不可避免会强化责任的分散化、他者化、免罪化。任何在这个系统中的人，都可以认为万一出现问题，包括出现悲剧，责任都不在自己。执法者会认为按照系统给出的提示操作没错；设计者（很多时候还是外包的） 会认为按照需求方的要求做的技术系统，就完成任务了……
这里说的“责任”，不仅是指法律问责的责任，更是一种基于良知、人性，对自己内心的要求。
甚至我相信，即使出现罚款超标，对一线执行者个人也没有太大好处。在一些部门的、区域的“暗政策”下，人人都是“做好自己本职”而已。而这还不如那些因为个人贪欲而动手“吃拿卡要”的。对那些人，金德强可以哀求，可以贿赂，甚至可以威胁。也许会有人因此把手抬高了一寸、一尺。即便没有，在这个事件中，善恶都是分明的，冤有头债有主，旁观者可以有自己的道德判断。
但在系统当道的时候，比如金德强所见，并不会有什么人觉得良心有点疼。系统会吗？电脑会因此短路吗？
系统是冷静的，无情的，坚定的。
最大的恶未必是出于贪婪欲望而巧取豪夺，而是在完成“职责”时的安之若素。
是的，如果系统有能力纵容不公，系统有能力劫掠，那它最终一定会出现——哪怕都在法律允许的区间里。
【四】
去年，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网文热过。
在我看来，那篇网文在一定程度上，容易与当时舆论对技术发展与互联网资本的进攻合流，所以一直持谨慎态度。
现在看，在谨守“不仇富不反智”原则的前提下，对于技术发展与社会进步关系的讨论，可能已经迫在眉睫。
即使对多数人来说，技术进步也不总带来福祉。2012年，比尔·盖茨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创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然而美国人对未来的悲观程度却更胜以往。
在《技术陷阱：从工业革命到AI时代，技术创新下的资本、劳动力与权力》一书中，卡尔·贝内迪克特·弗雷认为，原因之一是，技术创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赋能劳动者的，一种是替代劳动者的。他举了很多例子论证两者产生的社会影响截然不同。
大部分类似论述都集中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但很显然，技术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远不止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热兵器的出现和广播、电视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或者说，对统治的形式，有“创新性”的影响。没有广播、报纸，希特勒恐怕很难把德国变成那个样子。
到今天人们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技术终究还是工具。它的所有影响都是在人性与社会躯体上投射的图案。它固然可以用于造福，但也可以用于汲取社会资源、“割韭菜”，绑缚、约束人，乃至改造人，治者更加得心应手，被治者更无还手之力。
任何一方掌握了技术与系统都值得警惕。资本当然也是。不过与资本相比，在任何社会，当权力掌握了技术的时候，都会有更大的影响——除非这个社会对权力的规训已经老到而成熟。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数字化、互联网化的利维坦，当然都是值得警惕，理当畏惧的。
【五】
我想再说说金德强。
关于他我们所知甚少。他爱国吗？他能完整背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他知道他已经生活在小康社会了吗？
他在遗书中对自己的评价是“窝囊”。在东北，这俩字之后，经常会连着一个“废”字。
在有些环境中，“窝囊”的人，就是“废人”。
大概会有人说他没有血性吧。可是我愿意相信，他对生命的热情早已经变得黯淡，好像《罪与罚》中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死前所说的：“够了……是时候了……驽马已经给赶得筋疲力尽……再也没有——力——气了！”
哪里是“一时没想开”呢？我宁愿相信，他在喝下农药与家人最后联系时，已经想到了后续可能的赔偿款。
这是一个窝囊的、善良的人，最后一刻仍然愿意担负起责任的人，面对世界，所能做的最后一点安排，以及对那个他始终无法了解的系统最微小的还击。
一粒燃烧的麦子，一颗微弱的火星，自行熄灭了。可是在它熄灭的瞬间，却释放了那么高的温度。正如你我所感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