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therine每天都在凌晨三点醒来，就像形成了一种特殊生物钟。
那是四年前母亲重病的日子，36岁的她带着母亲在广州、香港看病。作为独生女，没有人能够分担，“压力非常大，因为做决定的只有我，一定要负责任。”她说，“说到底，其实是父母养老问题产生的压力，独生女的身份加重了这一压力。”
每到母亲做CT查病情的前夜，她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你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病情恶化还是好转，未知是最可怕的。就像她同时在进行的销售工作，你也不知道一个deal（交易）成不成。她还有七岁的女儿需要照顾，虽有丈夫分担，但身为母亲，她不可能完全放下心来。三重压力，让她在那一年里严重失眠。凌晨三点的广州夜景，她看过无数次。
做决定时的孤独无助，是许多独生子女在面临父母重病时承受的最大压力。“你没法判断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没有人跟你商量，什么都是你网上查到的信息。跟父母沟通，他们会说你看着办吧。那时真的希望我不是独生子女。”27岁的沈雨辰说，三个月来，她独自带着母亲在江苏老家和上海检查治疗，做完了肺结节手术。这段经历带给她的最大影响，就是以后想生两个孩子。
从1982年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国策，到2010年，中国独生子女人数达到1.45亿（中国社科院人口学家王广州测算）。这一庞大人群也充满了风险和脆弱，北京大学人口学者穆光宗曾说，独生子女家庭属于高风险家庭，风险就在于其唯一性，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便是养老风险，祖孙三代“421”的家庭结构，将使少年时饱尝宠爱的独生子女们，在中年之后背负巨大的养老压力。
如今，中国的80后、90初独生子女已步入成年时期，开始面临父母老去后的赡养问题，压力重重的局面已然明显。豆瓣网上，6万多人聚集在“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小组里，分担交流自己面临的困境。那些贴子囊括了独生子女可能遭遇的种种难题：独生女远嫁他乡，和父母距离太远怎么办？独生女，准备出国读博，专业比较容易留在国外，作为女性也想留在对职业女性比较宽容的地方，但父母的养老该怎么解决呢？独生子，家里四个老人三个癌症，精神和精力压力大到曾撑不下去……网络上，人们用一句话总结了独生子女的困境：不敢穷，不敢病，不敢远嫁，因为爸妈只有我。
而所有问题会在父母生病、重疾之后，以数倍的形式放大，化为沉重的负担压在独生子女肩上。分身乏术，无人商量和分担，职业发展、自己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并不得不做出牺牲——这几乎发生在每一个遭此困境的子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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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30岁那年，父亲确诊了肺癌晚期。起初她不敢告诉父亲真相，直到有一天病历无意间掉落，被父亲看到，一切才瞒不住了。
她看着父亲在一夜之间苍老，白头发出来了，“整个人一下垮掉，被病魔打垮了”。曾经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意气风发的父亲开始自闭，不愿出门，拒绝社交，就连关系很好的亲妹妹家也不去了。既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得病，也不想把得病的晦气带给别人。
那之后是漫长的化疗阶段。每隔28天，父亲就要住院一周。这期间，父亲还曾因过度锻炼导致气胸，在医院住了两个月，插气管放气。
董文是独生女，没有人能帮上忙，包括母亲，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此刻她只会问董文：你爸咋办？找医院，与医生交流病情，带父亲做各种检查，住院、打针、做手术、陪夜、照顾日常生活起居……一切都是董文做主和经手。
那段时间，她时不时要在医院通宵陪床，第二天一早等妈妈过来换班，自己回去睡会儿，但往往到家没一会儿便接到妈妈电话，让她过去和医生交流病情，她又赶紧起床往医院跑。父亲吃不惯外面的饭，她便在家里做好，坐地铁40分钟送过去，时常在地铁上困得睡过去。
面对如此繁琐复杂、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的事务，她只能辞掉工作，全职照顾父亲。“当时没有其他心思，也顾不得了，全身心都在我爸这个病上。”她说，经济上也会有压力，“你不知道后面要花多少钱”，但支撑一两年问题不是很大，实在不行就卖房子，只要还能治。
但对于大部分独生子女来说，辞职照顾重病父母都是艰难的事。经济压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场景、自己对职业的追求，都让人无法轻言放弃。
Katherine在母亲重病后，幸好还有父亲能帮把手，她才不必辞职照顾母亲，但她却感受到了严重的精力不济和家庭工作难两全。
母亲在医院躺了半年。手术很大，预后情况也不好，半年里Katherine天天跑医院，和父亲换班照顾母亲。有段时间全家都撑不住了，便请了亲戚从老家过来帮忙。那也是Katherine最羡慕有兄弟姐妹的时刻：请来帮忙的，都是母亲的兄弟姐妹。
而Katherine为此受到的较大影响便是职业后退。那正是她职业的上升期，但她却无法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痛定思痛后，她和同事做了部分业务交接，主动选择从职场后退一步，以拥有更多时间照顾母亲。
“重疾之下，你需要劳心劳力地思考、照顾，精神压力非常大。去哪里看病，找哪个医生，手术做不做，预后做不做，化疗做多少，都得你来做决定。”她说，“你会感到严重体力不支，没有办法两边跑。”
她也曾无数次在分身乏术的疲惫时刻、在失眠焦虑的夜里怨天尤人，发出天问：为什么会轮到我？为什么正准备在公司大展鸿图时，却必须要抽身？
后来她时常在豆瓣“独生子女养老互助组织”小组里刷别人的动态，才慢慢释然了。原来，她不是一个人，重疾这样的事情，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只要家里有老人，只要老人活得足够长。“每个重疾家庭都不容易”。
深夜痛哭、长夜难眠，几乎在所有面对父母重疾的独生子女身上都发生过。Katherine有过，董文深夜独自在被窝里捂着被子哭过，沈雨辰也是。
第一次带着父母从江苏小县城去上海的时候，沈雨辰就感受过那种悲哀无助。医院里，永远都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群，挂号、检查都要排很长的队，再加上对母亲病情的担忧，一切简直让人崩溃。那时她就绷不住，跑到洗手间去哭过，还不能让妈妈看出来，妈妈已经在担心自己是癌症了，精神低沉，作为女儿的她成了全家的主心骨，得坚强。
可她也只是一个27岁、大学毕业没几年、还没结婚的女孩子，总有情绪崩溃的时刻。晚上回到旅馆，父母一间，她一间，她便独自坐在马桶上哭。母亲肺上的结节已经长得比较大了，1.3厘米，按照上海医院的标准，超过8毫米的结节就需要考虑动手术。如果结节还有恶性病变的可能，就必须得做手术拿掉。
那之后，为了确定母亲的结节情况，她学会了上贴吧、找黄牛打听医院和医生的消息、花高价挂号、给医生红包。她吃过亏，花800块挂的一位名师的直播问诊号，却被名师以一句“你的片子不清楚”就打发了；也欣喜过，给医生的几千块红包终究发挥了作用，妈妈得以尽快手术。在中国医疗资源紧张、僧多粥少的局面下，你甚至难以评判“红包”到底是医德的缺失，还是以另一种方式补偿超负荷运转的医生。
这一切，都是曾经不谙世事的她在短短三个月里迅速学会的社会技能。她惶恐过，“我爸说他也不懂，全程都是我自己做决定，真的很无助。”她说，那时真的希望能有一个姐妹可以商量，而不是独自扛下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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