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焦点事件彼此掩映的作用，成都49中高二生林唯麒坠亡之事的后果之一，就是将公众注意力从杭州瞒豹事件移开，舆论主题从动物的逆反转换为人类的处境，聚光灯柱从东南汇聚到西南，从一个浮夸的新一线城市搬弄到另一个。
林唯麒在人生最后两个小时里，究竟遭遇了何种外部或心理上的变动，只怕很难再被外界知晓。从事态一路蔓延的情状看，坠亡一事的真相如何，既重要，也不重要。因为事态的演变，更多是情绪推动，是立场导向，或者说是“结论导向”。
49中、成华区教育局、区联合调查组、区公安局在不同时段，以不同措辞，给出了相同的结论——都是结论，而不是解释，没有论证。这种尽量少地给出信息量、绝对不容商榷的处理态度，是公众不满的根本原因，也驱动社会影响略微升级，线上延至线下。
那晚在49中的门前的场面，尽管冲撞的烈度很低，但究其表现方式而言，仍然是近年来极其少见的。相关部门一如既往地控场，强力的基础稳固，可那一幕的象征意义已经传播出去，将长久地成为历史记忆。对于这么个结局，确有讨论的必要。
像49中这样的事态演化规律，不是第一次出现，它在不止一次公开事件中都有表现。主要特点是，一件很可能不涉及公权的偶然冲突，因为公权凭惯性介入，最终演化成公权要为之负责的公共危机事件。个人相信，49中的事是此类事变的崭新一例。
面对49中背后的联合调查组——实际上是联合抵御舆论冲击的联合体——的种种口径、做法，外界给足了批评。确实，这些批评都有道理，也都有其理论依据，比如问责型政府、法治政府、社会监督等等。正是这些批评，将成华区有关部门置于道德洼地。
关于这一点，也就是外界的批评视角，其实不用再作讨论，量已经够多了。现在要说的另一个视角是，99%的舆论认为，49中林唯麒事件不该如此处置，然后列出一二三点。可有没有想过，这种思考的方式是理想主义的，是不合时宜的呢？
你可以说，成华区当局对49中事件的处理过于强硬，但从它们的角度来讲，从他们信奉的标准看，虽然喧哗很大，可仍算得上执行了一次成功的危机处理模式。这可能是一种现实的、甚或冷酷的判断，可这就是超越理想主义批评的实况。
总体来看，相较于理想型政府模式的民间想象，成华区处置49中事件遵循着一种绝对不妥协、掌握绝对主动权的实用路线。面对高涨的批评声浪，它坚定地采取毫不退让的立场，对舆论反应保持着相当激进的压制姿态。这种激进，对它可能是最经济的。
一方面是舆论沸腾的批评，一方面是成华区的应对，最后看下来，舆论所期待的那些并没有遂愿，成华区扛住48小时最猛的舆论冲击波，硬顶上的目标反倒是实现了。这证实了公众可能不愿接受的一个现实：行政系统不会输出它没有的东西。
也可以这么说，49中风波中的行政应对，超出了舆情教授那套流行的理论模型。在这些理论模型中，预设了一种可商榷、可说服的行政姿态，对官民关系及矛盾作了一种理想阐释，想要让政府的舆情处置朝着共治的方向走，成华区的行动模式对这套理论说不。
这套舆情处理的理论基石，多少带着一点启蒙的色彩，呼应着过去那种行政民主化、社会多元化的论点。多少舆情教授仗着这套“两头真”行走江湖与庙堂，但是，成华区的行政应对只怕更符合实情，它抛弃了舆情大课堂上的拘泥之见，实践出真知了。
49中事件的行政壁垒有目共睹：部门之间遵照预案行动，在设定立场后固守这一立场，围绕封堵信息这一基本点分工配合，集中发布出口，减少通报的信息量至最低。从舆论动向看，也不排除动用自媒体放料，污染信息，提高舆论判断的难度。
在这套非教科书式的舆情打法下，49中事件的信息被封存在一个沉默如铁的幕后，装载于行政协作的“铁桶”中。因为操盘手深知，哪怕是与公权无关的事件信息，在舆论对战中都具有强烈的辐射，伤及自身。这套悖逆舆情培训PPT的实操合成，才是值得研究的。
换一个提问方式就是，为何49中事件未能像公众期待的那样演变？为何从始至终发展不出官民良性互动的契机？一个答案可供参考：围绕此事所显示的行政手段遵守着一套非理想型的运作模式，这让舆论批评的着力点全部落空，两下再也不会交集。
成华区拒绝装饰你的梦。那晚在49中门前发生的一切，在粗粝的表象之下，是许多种象征遭受雨打风吹去的狼藉现场。比如，那些不可能有回响的希望，公众认知远远落后于精进的行政运作，常识与实况之间的巨大悬殊，公共事务中公众早已被另行配置的角色等。
总结起来，49中舆论的心意难平，证明舆情应对的常见理论（及其对公众期待清单的塑造）业已破产，无论教授者有怎样响亮的名头，舆情应对教授再也不能引领政府的舆情应对，就像新闻学无力引领新闻行业一样。认清这个问题，有利于抛弃成见，重新打量已然改换表情的行政样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