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天，深夜在朋友圈看到林月的一段文字：“人到中年，没有退路，亦无前路。停滞不甘，前行又太难……”随后不久，这段文字又被她删除。
林月一向坚强，鲜少发这样无病呻吟的朋友圈，想必是遇到什么事了。我打电话问她，她说，还不是因为职称的事。
我和林月是研究生同学，也是多年的朋友。我们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都来自小城市，出身普通，前半生都在努力读书，当别人可以拼爹拼妈时，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打拼。研究生毕业后十多年，我和林月始终走在不同的轨道上，我不结婚、不生子，人世间的很多喜怒哀乐都懒于去参与，而林月工作、读博、结婚、生子，成为令外人艳羡的大学老师。
《黑狗》剧照
一
2007年，林月研究生毕业后入职某211大学的X学院做行政工作。她的学院虽是该校的小学院，但因承办成人高考、培训等，能为学校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大河水满小河流，学院老师们的待遇自然不错。同期进校、去了其他院系的同事们都羡慕林月，她也觉得挺满意。
转眼5年过去，同期进校的同事们，要么通过读博转为教师岗，要么调任学校各大部门，为晋升做准备。林月没有背景，自觉走不通行政这条仕途之路，只能走专职教师这条路了。于是，她拼尽全力，年近而立读了个博士。
读博士期间的各种艰辛在此不表。2017年博士毕业后，林月回到了X学院，如愿转去了教师岗，但这并没让她高兴起来：
首先，学院没有她所学的专业，专业不对口让她始终找不到归属感。情况类似的同事都做了转型——丢掉自己硕士、博士所学专业，从头来过。林月也尝试过这样的努力，但学术兴趣很难转移，转型起来很痛苦。
再者，学院里几乎没有什么科研氛围，这里的教师2/3都是教职工家属，过着插科打诨的日子直至退休。温水煮青蛙的环境，让为数不多的年轻教师意志消沉下去。
这一年秋天，随着学校进入“双一流”行列，发展导向迅速从“经济收益”转向“科研兴校”上来。在此背景下，X学院逐渐被边缘化，一开始是被学校收回了财政自主权，接着是本科停招，而且还传闻要被合并到另一个学院去。接近退休的老教师自不用担心，年轻教师们但凡有出路的都离开了学院，林月心里开始七上八下。
此时，学校里的一些A类学科（A类学科代表国内一流水平，含金量极高，对于高校来讲是极其重要）以迅雷不掩耳的速度崛起，不少老师成为众人瞩目的学术明星。2018年初，听说Y学院的一个A+学科在招兵买马，林月便提交调动申请。因为她的专业契合Y学院，此前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很快被Y学院批准了，成为A+学科的一名讲师。
向X学院的领导请辞时，领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建议林月不要去：“Y学院人际关系复杂，去了日子未必比这边舒服。”这事儿林月之前也有所耳闻，但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与其在这边不死不活，不如主动跳出舒适圈，等待涅槃重生。
这一年，林月36岁，孩子刚上幼儿园，先生非常支持她转学院，直呼：“为你高兴，这么多年，你终于找到组织了。”
二
Y学院和X学院仅十步之隔，气氛却冰火两重天。进入Y学院的大门，一排展柜赫然屹立，里面全是本学院老师的成果展示。这里大咖云集，学术新秀多如星云。林月觉得既幸福又紧张，幸福的是即将与敬仰的学术大牛成为同事，紧张的是自己还是个讲师，担心会被人看不起。
还没来得及感受浓厚的学术氛围，她便收到学院派下来的任务——暑假带大四学生去实习，地点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藏区。林月即刻收拾行装，带领12名学生出发。因是第一次带学生做调研，林月处处小心，也时刻关注学生的动向，在保证基本人身、食宿安全的前提下，竭尽全力地去指导他们实习报告的撰写。
与之同行的还有一位资深女教授，年龄比林月稍长一点。女教授很严厉，不苟言笑，与林月鲜少交流，学生们也不敢在她面前造次。大多数时候，都是女教授在指导学生，林月也跟着学。过了几天，女教授先行离开，学生们松了口气，纷纷吐槽女教授过于严厉，说林月“很温柔，人很好”，他们都很喜欢她。从藏区回来以后，林月继续指导他们完成了论文。
原想这次带队调研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曾想，没过多久，当林月想要再次申请带学生实习时，学院领导没有同意，原因是“有学生反映林月在带队调研中出了一些问题”。具体是什么问题，学院领导并未细说。林月大惊，仔细回想带队全过程，自己顶多算不熟练，远没到“出了一些问题”的地步。但是不信任的种子已种下，林月失去了第二次带实习的机会。
究竟是谁反映的？反映了什么？这件事至今都是一个谜，林月细思极恐。而这个下马威，也让林月意识到，可能接下来在Y学院的日子并不好过。
随后，林月被安排接替一个研究生专业的班主任岗位。上任的头件工作就是“推选优秀班干部”。当时学校给出政策，由班上推选出来的“优干”可推到学校乃至省里进行“优干”的评选——一旦获得校级或省级“优干”的称号，前途就意味着光明了不少。班上共有5个班委，5选2。林月想着这事儿也简单，经过与班上同学协商，决定投票选举。
最终，投票靠前的两位同学被列为本年度班级的“优干”人选。而就在报学院审核的环节中，班上部分同学却对其中一位叫杨桃的班委提出异议，反映该同学表里不一、班集体工作不积极不主动、对人对事态度功利。
林月不敢轻易下结论，又找来一些同学来了解情况。学生们对杨桃的意见可谓是毁誉参半，有人说她为人热情仗义，有人却说她是功利主义者。林月不解，为什么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杨桃存在问题，她的选票还那么高？一位班委说，“是因为杨桃在投票前几天提着水果一一去拜访每位同学，甚至私底下请一些同学吃饭为自己拉票，不明就里的人自然就给她投票了”。
经过与班委及其班上骨干同学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表决不应该推杨桃为“优干”，改为推选此前投票排名第三的那个同学。本着对杨桃负责的态度，林月还专门单独找了她，向她说明情况，让她不要灰心，再接再厉。杨桃听了，当场不住点头表示认可。
谁知当晚11点，杨桃发来大段言辞激烈的信息，愤怒地质问为何投票结果不算数，扬言要找出说她坏话的人当面对质，“我已经研三，马上就要毕业，如果因为班主任你听信谗言，做出不公正评判，那么将会毁掉我后面的人生！”
林月紧张起来，担心自己真的错判了，又担心杨桃因此做出过激行为。她觉得有必要再找学院说明下情况，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学院领导就先找了她，并告诉她，学院做出的决定是：“以‘选票结果有争议’为由，重新进行投票选举。”
重新投票那天，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此前极力反对杨桃当选“优干”的两位同学，忽然换了风向，一个说杨桃符合条件，建议推荐，一个说杨桃非常优秀，不能以性格上的一些小问题而一棒子打死人。紧接着杨桃站起来，拿着洋洋洒洒几页纸，整整念了20分钟，声泪俱下、慷慨激昂地哭诉自己的种种不幸，控诉评审的不公。整个会议气氛相当紧张，一些本来就不服管的同学都抱着手等着看好戏，更多的则一言不发。
此时只有班长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如果班上的事务从不积极主动去做，要么拖延要么推脱，还能算优秀的班委吗？”紧接着，支持或反对杨桃的同学各站一派分别对何谓“优干”的界定，进行了一番辩论。
林月工作那么多年，还是头一遭遇到这等事情，明眼人都能看出，杨桃一边承认了工作上存在问题，一边又极力找理由辩护、甚至美化自己的行为，不曾有半点检讨的态度，足以说明她绝非善类。林月内心极度愤怒——不仅是因为老师的权威受到无视，更是惊讶于这些年轻的精英，居然已经到指鹿为马、善恶不分的地步！她很想拍桌子教训这些学生一顿，但最后还是忍住了，面不改色地按照程序走完整个投票流程。
最终投票结果，杨桃落选了。
自从这件事以后，林月的威信明显减弱，班内一小部分学生，尤其是部分和杨桃走得近的人，开始兴风作浪。小到开会，大到写毕业鉴定，总会有一两个人在微信群里跳出来挑事，让林月不胜其扰。他们毕业后，学校要求班主任继续追踪他们的工作、档案落实情况，还有几个人出言不逊，甚至直接把林月给拉黑。
这都让林月心里五味杂陈。
三
不仅学生让人发怵，Y学院的同事也很难接近。以前认识的老师，面对面走来，林月本想热情打招呼，结果人家远远就把头一扭装作没看见。一位郭姓老师，课讲得好，深受学生欢迎，林月专门去听过她的课，每次都毕恭毕敬地向她请教问题。但课后在学校遇到，郭老师都视她为无物，从不搭理——当然，这些老师并非天生冰块，遇到很熟悉的人，他们立刻就会笑容灿烂。
几次过后，林月明白是因为自己位卑言轻，配不上他们的微笑。心寒之下，也就不再主动和同事打招呼了。
这事林月曾跟我提起过，这种捧高踩低的世态炎凉，社会上屡见不鲜，我没想到，在一个“高知”聚集的象牙塔里，竟然也表现得如此赤裸。我只能安慰她说：“积累自己的力量，总有一天别人会看到你的。”她的先生也是如此说：“在你还没有成长为巨人前，你必须承受住所有的恶意。”
可一年过去，林月在Y学院还是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一位同事听说林月没有被安排课程，主动邀请她同上一门课，分给她一些课时——在Y学院，学生少老师多，学校每年都要计算课时量，完不成的，该年度就被判处“不合格”，Y学院的老师们往往都是“拼”在一起上一门课。
林月原本很感激这个同事，但到了学期末统计工作量时，却发现这门课写的授课老师中根本没有自己的名字。去问同事，他解释说是因为一个教授硬要横插一脚进来挂名，他也很气愤。还有一位女同事，请林月让她班上的学生做点事，说是会给一定报酬，但后来事做完了却没有了下文。见面时，人家也只字不提此事。
林月认识的、另一个其他学院的小何老师，本也是打算调来Y学院。但人还没来，就先被“征用”了——Y学院的李教授找到小何老师，告诉他是Z教授（一位全国知名学者，也是邀请小何老师调过来的重量级人物）有一个国家重点项目，想要邀请他参加其中，负责两本政府报告的撰写，承诺他每一本报告的酬劳是3万块。
小何老师哼哧哼哧做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一本，李教授让他赶快去报账，说经费快到期了。小何老师去了财务，却发现该项目的经费仅有两周就封账了——也就是说，按照财务复杂的报账程序和规定，即便最快速度，也顶多只能报销5千块。小何老师顿时气得脸都绿了，直呼中了李的圈套。之后，他心灰意冷，不想再接着做第二本。但李教授抬出Z教授的名号施压，让他抓紧时间完成，说影响整个项目的进度，谁都负不了责任。最诡谲的是，自始至终，小何都未与Z教授直接交流过，不知道到底是不是Z教授找的他。
这件事之后，小何老师彻底打消了调到Y学院的念头。
经历了这几件事后，林月深刻理解了那句话：当你最弱的时候，欺负你的人最多。
那段时间，林月异常痛苦。Y学院的冷漠以及处处透露出的精明傲气，深深刺痛着她的心，一点点把她的尊严侵蚀掉。她心情变得异常沉重，不愿意去学校，更怕见到同事。常常莫名其妙对着先生发脾气。先生对她说：“你才去到这个人才聚集的学院，没有评上高职，也没有什么代表性成果，人家轻视你，这很正常。你现在自暴自弃、要死要活，都是没用的。唯有奋起直追，等评上职称了，大家才会对你刮目相看。”
林月想想，是这样子。
Y学院的老师们等级森严，呈金字塔结构。
最上层是“全国知名教授（二级教授等）”，他们著作等身，名声在外，手握很多重大项目，学生遍布全国各地；第二层是学院领导层，他们有的曾经是知名教授的门生，有的学术做得也很好，底下有博士、硕士众多，人脉甚广；第三层是普通教授，这些人已无职称进阶压力，只需维护好现有的地位即可，如没有行政升迁的需要，便不需要看谁的脸色，已经拥有了说“不”的权利；第四层是副教授，年轻有为，上升动力十足，通常都是名校出身，国家课题、核心期刊论文都有一些，能腰板挺直走路。
最末一层就是像林月这样的讲师。这是一群备受各大阶层、各个部门人轻视的人群。没有人会拿正眼看这群人，他们没有丝毫存在感，苦活累活总会找上门。
林月说，大学老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走仕途，第二类走职称，第三类是两条都不选的逍遥派——他们要么家里特别有钱，“老师”只是副业，要么看破红尘不愿追名逐利。极少数有家庭背景、自身又很努力的，前两条路都能走通。对于林月这样无靠山、没人脉的人来说，职称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但评职称一年比一年难。学校自从进入“双一流”行列后，每年都在大批量引进各类人才。进入学校的人才标准从一开始的硕士升为博士，再到博士后，现在是非“海归博士”不要。随着人才引入，评职称的门槛也水涨船高，竞争异常惨烈。20年前有的老师仅凭一篇报刊文章就评上教授，10年前凭几篇普通期刊文章也能评上，甚至是5年前达到学校职称评审的最低线也能上——但近4年来，评选条件就像直升机一样升到云端，渐渐让人触不可及。林月感觉自己就像被蒙着眼睛的驴，整天追着一根胡萝卜在拼死前行。
2018和2019年，林月连续申报了两次职称。
第一年，她在学院里先经历第一轮淘汰赛。7个人报评，最终只有5个人能出“学院线”。学校很多院系都只有一两个人报，也就不存在内部竞争，但是在高手林立的Y学院，竞争是难免的。林月仅凭一丝微弱的优势“出线”被推到学校层面，在学校一级参评时，因Y学院前面几名科研成果太强，最终林月落选——评上副高的Y学院老师，人手一个国家社科（项目）、7篇左右的CSSCI期刊，成果已经达到评正高的最低线，林月也输得心服口服。
第二年，林月拼死发了两篇C刊，以为有点希望。没想到，报评时，学院里还是有7个人报名，而且研究成果数量大大攀升，从前一年平均人手5篇C刊，升到人均8篇。末位淘汰后，林月勉强又一次“出线”。本想着Y学院学科强，参加学校的比拼代表了高水平选手，没想到等参加全校学科组参评时，她又一次傻眼：别的学科也在崛起——确切地说，是在学校新规定下，论文不再作为唯一指标，如政府咨询报告、教学成果奖、社会服务实践也成为了重要指标——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Y学院的优势没了。
更让林月无语的是，以前学校的种种制约性规定，例如外出访学、工作满3年、发论文第一单位必须是冠学校的名，统统取消，这下，符合条件的参评人数比往年增加了一倍。经过惨烈的比拼，Y学院只有排第一名的老师，凭借6部专著、12篇C刊论文，妥妥评上了副高。再看同组其他学院评上的同事，也都是手握10篇以上C刊、几篇咨询报告、1至2个国家社科——副高如此，正高的条件就更让人高不可攀了。
林月觉得这次败北根本原因还是成果不占绝对优势。明眼人都能看清楚，学校现在的政策，明显是倾向于“引进人才”——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带着各种头衔、光环而来的人才，安家费至少可拿到50万元，年薪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相比之下，林月作为讲师，每月只有几千元的收入。为了给“引进人才”们创造晋升途径，学校不惜放宽条件，出台有益于“外来和尚”们的政策，让林月等工作十几年的老师“让道”。
林月曾经的一个老同事吴老师，2019年终于评上了副高。他说自己前前后后经历了很多次评职称，莫名其妙的变革，莫名其妙的落选，早已见怪不怪了。林月问他有没有去找相关部门反映，他说了句：“有什么用？你如果想继续在这待下去，就什么都不要问，问了也没用。只能积攒实力，慢慢等待机会。”
末了，吴老师又说，据说明年职称评审又要改规则了，开始重视“教（学）改（革）”和教材，你赶快准备吧。
林月只觉两眼一抹黑——学校轻易地改一条规则，底下的人就要用少则两三年甚至数年的努力来达到这项指标，但等好不容易完成指标了，新的规定又来了。
在无望当中，她在深夜发了那条被我看见的朋友圈。随后，又怕别人笑话，又删除了。
林月觉得自己像卷入一个极速上升的摩天轮，人被吊在空中，上不去也下不来，无形的绳索勒得她喘不过气。记得当年刚入职时，学校领导倡导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要有奉献精神”。那会儿学校建设好的新校区位于荒郊野外，很多岁数大的老师不愿过去，林月这批新教师，被第一时间发配到新校区工作，有点关系的，待了1年就回老校区了。
可林月一去就待了5年。这期间，她也曾向领导申请调回老校区，说自己也到了成家的年纪，有一些实际困难，但领导总说“其他同志困难更多”，希望她再坚持，林月也就听从了领导安排。现如今，学校又提倡“人才兴校”，新引进的人才们可没有林月那么听话，他们会基于利益得失来计算是否要承担某项工作，知道如何利用各类资源快速达到晋升条件，除此以外，什么都可以不用放在心上。
在一切以结果为导向的今天，林月曾经努力过奋斗过的一切变得一文不值，毫无意义。
随着各类考核、各种项目的增多，“人才”标准也越来越细。老师们每天疲于奔命，每个人被三六九等地划分为不同类型人才，冠之以各类头衔，没有头衔的人就像光着身子一样难堪。以前大家还经常聚聚餐开心一下，现在到处都是剑拔弩张的竞争、利益关系，同事们见面也都三缄其口，脸上也早已没有了笑容——与学生的关系就更不用提了，学生们考各种证书，根本没有时间读书，一有时间就刷手机，很少愿意和老师沟通。尊师重道、师生同乐的场景早一去不复返。
四
连续两次评职称失利让林月倍受打击，家里人的冷嘲热讽更是让她生不如死。有一次亲戚来家里吃饭，林月对几个看着自己长大的长辈诉苦，说现在高校竞争太激烈，评职称太难，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本以为家人会安慰几句，没料到，一位长辈带着一种很不屑的口吻说：“那你应该多想想自己的问题，不要老是抱怨，文章写得不好才是问题的关键！”
紧接着，另一位长辈顿了顿说：“现在高校竞争确实大，但人才也是很多。我有位同事的女儿，还不到30岁就已经是教授了。”
林月听到这儿，再也难忍悲伤，偷偷转过头抹了抹眼泪。而她的父亲，还在殷勤地招呼大家吃好喝好。
想当年她去读博时，这帮亲戚就酸溜溜地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小心嫁不掉。”等她嫁人后，又明里暗里嘲讽道，读到博士又能怎样，还不是没钱？这会儿，他们肯定又会说，都那么辛苦了，职称还不是评不上。
自那以后，林月发誓再也不会参加毫无意义的家庭聚会了。
2020年，林月决定调整身心，这一年不再参评职称。
2020级新生入校，系里动员40岁以下的老师申报本科生导师。Y学院实行导师制，一个本科生配备一个导师。林月心想，好歹自己也是211、985毕业的本硕博，博士生、研究生导师自己够不上，本科生导师还不能当吗？于是第一时间报名。
然而，某一天，没等来任何通知的林月却在系群里看到新生与导师见面的照片。她不由悲从中来，发了信息问学院里的负责人，询问本科生导师有什么要求，自己哪里够不上？负责人回信息说：很抱歉，把你忘记了。接着又说早就把资料发给学生了，导师和学生实行“双选制”，让她耐心等候结果。
林月想，学生都不认识自己，怎么可能会选她？可再一看导师阵容，不由倒吸一口气：各路知名教授、教授、副教授一堆，竞争20几个学生的导师——他们很多人年龄早已超过40岁了。
结果出来了，跟预想的一样，没有一个学生选林月当导师。
那一天，林月大哭了一场。这么久以来的委屈就像决堤的河水一样冲出心田，她开始无比后悔自己为什么那么轻率地来到这个学院，完全就是在自讨苦吃，自找没趣！她在学院里就是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和多余人。
她所有的怨气只能朝先生发，家里三天两头吵架，笼罩着阴郁的气氛。她先生也被惹恼了，大声冲她吼：“我要是你，就直接打电话质问那个负责人，为什么不通知你去‘双选会’？人家都已经漠视你到这种地步，你就直接开骂就行，这个世界就是欺软怕硬。你是怂蛋，个个都能骑在你头上。”
研究生导师的遴选也开始了。林月心一横，管它的，去报吧，反正已经是底层，多一次拒绝又能如何？这次，她通过了学院层面的遴选。
但具备了硕士导师资格，也要真正带上学生才算实至名归。一天晚上，林月收到一条学生发来的短信，大意是说看了她的材料，想找她当导师。林月还有点小激动，但定睛一看又觉不对，这位学生称呼她为“向老师”。过了几分钟，学生打来电话道歉，说发错短信，本来是发给其他老师的。林月只得苦笑两声。
又过了几天，研究生秘书打来电话问她，能不能接收H教授转过来的两个研究生，因为H教授身体不太好，不想带学生了。林月回复说她经验不足，就先带一个吧。过了一会儿，科研秘书又告知她，动员两位学生过来一位，两个学生都不愿意，甚至以退学相逼，说他们就是为了H教授来的，换老师的话他们就集体退学。
最后，硕士生也没带上。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林月处于极度抑郁状态，可这种挫败感又无法向人诉说——跟同事说吧，别人只会更看不起你，跟家里人说，也无济于事。亲戚朋友以前还会拿她当榜样教育孩子，这几年，再也没人说这种话了。她父亲本就是一个坚定的“读书无用论”拥护者，除了先生一如既往支持她以外，其他的人都在冷着眼看笑话。
我和林月都生于80年代初，极少有工薪阶层的父母会高瞻远瞩地为子女谋划未来，父母对我们几乎是采取放养式养育。林月是单亲家庭长大，但父亲几乎从来没有给予过她任何鼓励和正面影响，能走到今天这地步实属不易。迫于家庭环境，林月和我一样，研究生一毕业就想着赶快找工作，才能有经济收入养活自己，当时从未想过继续读博深造，职业规划更是谈不上。
林月工作几年后读博时，年龄已比同门大了许多，读完博回到学校再去和一拨一拨年轻人比拼，自然不占优势。再加上林月跨专业读博，导师不在本校，自己无任何学术人脉，学术前景自然不容乐观。
每每说起这些事，林月一脸哀愁，连连叹气。她说自己也不是没考虑过就此停下、不再努力了，轻松度过余生，好好照顾孩子。好歹还有份工作，拿着固定的工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但是不敢啊，不进则退，说不定哪天就被学校开了呢？在Y学院的生存法则：只有强者才会被看见被尊重。当你是弱者时，做什么都是无意义的。当然，我也明白了，也就没必要做任何不关乎自己的事”。
林月重新调整了自己的人生准则。不是自己分内的事一律不干，该拒绝的就拒绝。对于同事的请求帮忙，还是要分人，讲点情分的可以帮，对于翻脸不认人的人一律不帮。处理同事关系，很简单，见面点个头就行，甚至不用面露微笑，当作没看见直接走过去也可以，因为不会有人在意你是谁。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承诺过什么，千万不要太在意，也不要相信，否则受伤的只能是自己。对于别人的漠视、蔑视或是伤害，一笑而过不去理会，因为总有一天，这些人终将成为过眼云烟。
渐渐地，林月发现自己待人和善的人生准则正在从生命里划去，取而代之的是丛林生存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她正在学习成为一个强者，戒掉玻璃心，勇于说不，心如磐石。她感觉自己变成了Y学院教师模板中的一员，竟然觉得不那么累了。
五
2020年12月，学院群里突然发出一条消息，如巨石入湖，掀起一阵波浪——此前刚刚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张志教授，因为积劳成疾，一晚在写字桌上陷入昏迷送入医院，医院已下达病危通知。
张志教授是Y学院上升的新星，有很多成果。
近年来，过劳死的案例在各知名大学频发，外人可能只是看到在大学里的风光，羡慕教师的悠闲，但所不知的是，现在的教师工作时长早已超过996，工作时间忙上课，下班时间还要做课题、写论文。林月自己就已经是全年无休，当初怀孕生孩子时，也是论文写到进产房前一段时间才停笔，每天面对电脑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之多。更不用提那些著述等身的学者，谁都不是三头六臂，大家都是用透支生命换来学术的点滴成长。
自从张志教授住院后，群里的每个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张志的奋斗之路也逐渐被大家知晓：他出身于一个偏远山村，小时候家里很穷，父母仅有3间瓦房，到现在也仍然没有换房。他虽然是大学老师，但也并不宽裕，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供读书，父亲母亲也需要供养。他从小就很努力读书，他父亲说，连走山路的时间都不忘拿着书背诵。
如今，张志教授生死未卜，让每一个人都很揪心。同事们纷纷为他捐款，同时也在默默反思究竟该不该透支生命去换取那些所谓的追求？
林月以前从来没有过多考虑过生死的问题，但人已中年，扑面而来的是全家老小的生活重担，已近古稀之年的父亲虽然一直不认同林月的追求，但在生活方面却很关心她，时时帮她带孩子。反观自己，却是很少有时间陪伴父亲。
林月决定适当地放松一下，稍微放自己一马。
2020年的圣诞节，我和林月终于有时间一聚。她看起来依然清瘦，有点憔悴，但精神挺好。我们喝着茶，散漫地聊着过去一年所经历的事情。
林月说，Y学院虽然人际关系比较冷淡，但终究是公正的。因为她努力工作，年终考核被评为“优秀”，这在以前的X学院是不可能的。而在一些比赛当中，即便是院领导参赛，表现不好也照常被淘汰，这一点，还是让人振奋，也能让人能看到一点希望。并且，在这一年疫情期间，一家人也都平平安安的，不缺吃少穿。
我说：“是啊，你看你的人生其实就很好，只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林月看着窗外，又说：“记得刚去读博那一年，导师曾指着窗外的天空说，泰戈尔有诗云：‘天空不曾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有多少人能真正留下痕迹？更多的人，不过是芸芸众生，如蝼蚁般苟且生活着。那个时候，我就立志想做一个能留下痕迹的人，至少是能在天空翱翔的人。但现实是，我们得很努力才能做个普通人。甚至，我们努力了很久，还没有当初看起来‘不努力’的人过得好。”
我笑着说，泰戈尔还有一句诗：“鸟儿愿为一朵云，云儿愿为一只鸟。不用去羡慕别人，其实每个人到最后都是一样的。”
最近，林月又开始在为评职称做准备了。
（本文人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