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岁的苏衡有一个小行李箱，放着“如果明天立马走，一定要带的东西”。每晚睡觉，她还会把小钱包用绳子串起来挂在脖子上，钱包里装满过年收到的压岁钱，“害怕突然被叫起来就要走。”

苏衡前12年的人生经历了四次转移。1996年，出生仅一个月，她就被送到邻近县城的远房亲戚家寄养。到了读幼儿园的年纪，“爸妈”把她送去一个“叔叔阿姨”家生活。那时的苏衡不知道，“叔叔阿姨”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小学一年级，她被匆忙送到安徽的大姨家。初中，又再次回到亲生父母家。

她是中国长达4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下、不被“允许”出生的二孩。为避免身世暴露，和苏衡一样的女孩们在成长过程中辗转多个家庭，并用尽全力消化由此带来的迷惘、不安、愤怒和恨意。

“这不是一场感冒说痊愈了就好了，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伤害。就好像一个人突然断了一只手，那段时间他很伤心，但是后面他还是照常的生活，但是你问他现在想开了吗？手臂好了吗？还是好不了的”。十多年后，谈起那段经历，苏衡用了四个字——“阴影一样”。

制图：端传媒

错位的童年

三四岁时，苏衡被寄养的家庭送回亲生父母家。大她五岁的姐姐苏云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跟屁虫”是亲妹妹。她在日记里写：这个表妹一直住在家里，很烦人。“表妹”黑黑瘦瘦小小，“挺内向的”，把妈妈叫作“阿姨”。

后来爸妈告诉苏云，这是不能告诉别人的、要藏好的“亲妹妹”。苏云没多想，觉得家里有一个小朋友“可以使唤”挺好的，让妹妹每天去妈妈开的杂货店里拿两个鸡蛋和一瓶AD钙奶回家。

年幼的苏衡并不知道自己住在亲生父母家。有一次爸爸被火烧伤，姐姐苏云开始哭，苏衡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反正我看她哭我也就哭了”。

和苏衡一样，范宁的童年也是“稀里糊涂”的。她生于广东惠州，自小被寄养在大姨家。虽然大姨对外总会说她“是帮别人带的”，但范宁认定大姨、姨丈就是亲生爸妈。大姨告诉她，因为家里已有一个姐姐，计划生育抓得严，不能让别人知道范宁是他们生的。听多了这话，范宁感到很郁闷，“我跑去问我妈（大姨），凭什么就说我是帮别人带的，不能说我姐是帮别人带的？”大人们都笑了。

范宁不知道对自己格外亲近的“小姨、姨丈”才是亲生父母。“小姨”和“姨丈”每周都会拿一个印着红绿花纹的保温瓶来家里，倒出冬虫夏草煲鸡汤或燕窝给她喝，偶尔也会给范宁买来两件新衣服。

“每年生日也都是两家人一起给我过的”，范宁穿着裙子坐在放蛋糕的玻璃桌子前，两家人一起拍手给她唱生日快乐歌，“从小就这样，你没有对比，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和亲生父母一起的生活持续到苏衡小学一年级的期末考前夜。舅舅哄苏衡说带她出去玩，连夜开摩托车到温州，又换乘火车，她在深夜的火车上睡着了，第二天就到了安徽。苏衡惦记期末考，没见过几面的大姨却告诉她以后要在这里生活了。怕人追查，她被告知要把大姨叫作“大姑”。苏衡听后一直哭一直闹，有次还自己跑出去，大姨在背后追，不小心崴到脚。苏衡回头看到大姨，停下来，跟着大姨回家了。

在安徽，每次打架，孩子们都会说“滚回你的江苏去”。其实她是浙江人，只是名字里有一个“苏”字。有次她把一个小男孩的脸抓出了几道红痕，男孩的爸妈和姐姐找过来，爸爸一巴掌打在男孩脸上，嘴里说的却是“你怎么能和这样的野种玩”——苏衡至今记得这句话。男孩的姐姐指着苏衡的鼻子骂，不断冒出“野种”、“野孩子”这样的词。苏衡觉得很无助，眼泪噼哩啪啦往下掉，只能躲到单元楼里哭。

后来大姨的儿子经常给苏衡弹吉他、讲故事，又陪她玩。胖胖的、说话苦口婆心的大姨也让她感到亲近。慢慢地苏衡不再想跑了，但她仍强烈缺乏安全感。在那个随时可以带走的行李箱里，放着几个单价五元钱的芭比娃娃和几件娃娃的衣服。娃娃是她自己攒下的零花钱买的，她每次帮姨丈买醋，都能得到一、两元钱。衣服是她用裁缝店淘来的碎布头做的，她小时候帮大姨穿针，在旁学会了做针线。此外，行李箱还装着一些她的衣服，严格来说，这些衣服属于苏衡的侄子、也就是大姨的孙子——他比苏衡大一岁，把穿过的旧衣分了一些给苏衡穿。

十多年后，苏衡才知道，那次连夜转移事发于父亲职场的一次“勾心斗角”。苏衡的父亲退伍之后在体制内的一家医院工作，“想搞他”的同事举报苏衡家超生。收到风声的父母只能赶快把苏衡送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让她再回家。

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举报与搜查，打乱了苏衡和范宁的童年乃至整个人生，也让像王玉莲这样的母亲，不得不忍受送走亲生骨肉的痛。

没有“准生证”的女儿

24天——王玉莲清楚记得这个数字，那是女儿出生后在她身边待的天数。

那是1995年，王玉莲怀着二女儿。她说那时计划生育执行很严格，在浙江农村，她总听到抓人的故事。“有人被拉去结扎，家里房顶被人掀了，家里的东西被人搬了，老婆抓不到，把她老公抓去，还要罚款”。

整个孕期就是逃和躲。“吓死人了。”每次听说要抓人，大着肚子的王玉莲就躲到老家、没人住的空房和鸭棚里。因为这个孩子“不是计划内的”，没有准生证。

没有准生证的孩子不属于“合法生育”，不能去医院生。王玉莲提前找好一位民间产婆。偏巧在她生产前一天，计生人员查到这个产婆，搬走产床，罚了七千元。第二天夜里两点，王玉莲腹痛。家人用大篷车载着她从乡下跑到城里，产婆的老公出来说了声“人不在家”，再按门铃也不开门。

凌晨三点，王玉莲和母亲、妹妹以及邻居大姨四个人站在马路中间哭。那是寒冬1月，王玉莲裹着棉袄，肚子已经疼到站不住，妹妹和大姨两人各架着她一边胳膊才勉强站着。王玉莲想：“计划生育啊，医院肯定会把孩子打掉，人家都说会打一个针进去，小孩就死掉了，但是生在马路上怎么办，难产就完了。”

凌晨四点左右，一个骑三轮车的师傅听到哭声寻过来：“你们别哭，是不是生小孩啊？我带你们去”。师傅载她们到一个民间接生婆家。那是一个菜场，楼下是店铺，楼上是民房。接生婆叮嘱王玉莲一家不要出声，不然会被人发现。楼梯是竹子做的，很窄。下面的人推，上面的拉，王玉莲艰难地上了楼。

生产中，王玉莲一直忍住不发出太大声音，“为了孩子，要活命啊”。凌晨五点，女儿出生了，“脸胖胖的，九斤多”。女儿在身边养了24天便被送去寄养，王玉莲记得送走前她“头发很浓密”。

“不是计划生育根本不会送出去的，因为还要吃奶”。王玉莲每日提心吊胆，她又说了一次“吓死人”。寄养费每月500元，奶粉钱另算。

想女儿时，王玉莲就会带着奶粉去看她，再抱一会儿，但只能待一会儿，“村子里人很多，怕人家会认到”。

女儿自小体弱多病，一病就会被寄养的人抱回外婆家，前后换了好几户人家。家里人猜测可能是没打疫苗或没喝够母乳。在中国，新生儿可以免费接种例如卡介苗、百日破、乙肝等“免疫规划”内的疫苗。因为是“非法生育”，王玉莲的女儿没打疫苗。

女儿三岁时，小姨家开了一个幼儿园，王玉莲借机把女儿接回来。刚回家时，女儿盯着王玉莲不讲话，“眼睛看看，她不敢叫妈妈，认生”。

女儿出生后就没户口，是个“黑户”，直到碰上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好也准备要上小学了，才登进去。“普查就是人生落地了。”因为弟弟夫妇一直没有小孩，外婆做主把玉莲女儿的户口登到弟弟名下，“民间有说法，很久不生育了，有个小孩了很快就能再生一个”。后来弟弟再婚，生了两个女儿，户口登不进去，亲生父亲从国外回来做了亲子鉴定，才把玉莲女儿的户口移出来。

在2010年进行的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发现全国有1300万人没有户口，也就是说大约每100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是“黑户”。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万海远的调查，这个数字可能更高。没有户口的1300万人中，大约有780万属于超生人员，他们大多是女性，主要在农村。万海远指，男性在农村的地位显著更高，去派出所主动登记男婴户口的意愿更高。

如果没有玉莲弟弟这样凑巧的情况，超生家庭为了给孩子上户口，大多只能缴纳“社会抚养费”。苏衡家找了关系，把户口落在阿姨家。如今在香港读博士的范宁，是爸妈“认识派出所的人”，做了一本假户口本上小学。

范宁的父亲是国企公职人员，生二胎就要丢工作。妈妈怀她时一直正常上班，预产期正好碰上国庆假期，前后多休了几天假，用来生产和坐月子，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范宁直到中学才换到真的户口本，登在姑姑名下，关系写的侄女。

“计划生育为什么能限制一个人的生育权，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长大后的范宁问道，“这个政策完全构造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很多人因此不能跟自己亲生父母一起生活”。

被寄养的女孩们发现，长大后，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生活，变成了一件别扭、甚至伤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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