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 (民阵)一直被视为“和理非”示威的“大台”。2019曾发起上百万人上街游行抗议《逃犯条例》修订,但随着示威升级,2020年初至今的新冠疫情以及《国安法》实施,民阵在警方多次反对下,再无法举行合法大型群众活动。

主流政党因担心受到牵连而相继退出,民阵多名核心成员先后卷入不同案件而被关押,警方近日亦有意动用《社团条例》取缔民阵。民阵正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但25岁的陈皓桓选择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也肩负起这个组织。

但陈皓桓卷入2019年国庆日的未经批准集结案,在他认罪后,今日( 5月28日) 被判监18个月。

这意味着,民阵秘书处再没有人工作,陈皓桓和民阵的未来都处于不确定之中。

在判刑前,陈皓桓对BBC中文说:“从政者就是要给公众希望,你少了一个平台就少了一个发声渠道,我怎么也不会放弃,我坐牢,民阵也不会消失。”

他追求民主路的经历正是众多年轻民主派人士的写照。

越来越“孤单”的民主路

25岁的陈皓桓从初中开始因为接触、了解“六四”的历史,而对政治产生兴趣。他先加入中学生组织参与政治活动,中学毕业后一度修读旅游专业。但2014年“雨伞运动”后,决定辍学全程投入社运。于是加入政党社民连和参与民主派组织,做过议员助理,参与助选的工作。

身型瘦削的他自言“读书不多,不懂英语,没有足够的法律和政策知识,也不是当领袖的材料”,因此从来没有打算当议员,或是成为公众眼中的政治人物。

但因形势所迫,去年他接过了民阵召集人一职,接替现在被关押的前召集人岑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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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晧桓表示,即使民阵只剩下他一个人也会坚持到底。

陈皓桓对BBC中文说:“我本身没有打算跑到最前,比较想做幕后,在后面制作示威牌、标语、草拟声明,我是那种请愿时用旗帜挡着脸去声援的人。但现实是很多人都坐监,一场民主运动如果这么多人坐牢,我就要补位,这是我的理念,没有人做,就我做。”

突然需要接棒这个场面,不单是陈皓桓和民阵面对的难题。众多民主派组织例如举办“六四”晚会的支联会,也因领袖被捕而需另觅新面孔成组织代言人。民阵面对的问题还多了一环,这个组织本身是结合众多民主派政党及公民团体的平台,但早前有消息传出,民阵可能卷入《国安法》案件,主流政党民主党、公民党等先后宣布退出,民阵变得更为孤军作战。

“这是社运路上一种另类的孤单。(前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民阵前召集人)岑子杰正在被押,我做任何事也问不到他们意见,因为人全都被抓了。我有时连民阵的物资在哪儿,我也不知道问谁可以知道。以往还可以找政界朋友合作,例如民主党有胡志伟、林卓廷、职工盟有吴敏儿、支联会有李卓人,但全都没有了。现在少了很多人,少了很多东西,这是一种另类孤单的感觉。”

这种孤单感不单来自组织同事的相继被离开,也来自他对自己家庭的主动疏离。

2019年开始,他由于担心家人受到骚扰,甚少和父母来往。他说,预料入狱后,也不会把父母放入探访名单。

“当然有不舍得,我是家中最小的,父母最疼我,以前我想吃什么都可以吃,但搞民主运动,你预了坐牢,并不想自己的行为或理念,影响他们。”

“反送中”的连场示威,让他累积不少筹办大型活动的经验,包括如何向警方申请游行、怎样联络媒体、怎样摆放街站、撰写和发布声明等等。几个月来,民阵都只有他一个人,一手一脚完成这些工作。

与资深的民主派人士相比,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弱点,经验略有不足。例如访问中,一名法律界人士用英文向他发短讯,讲解警方拟动用《社团条例》取缔民阵的问题,他忍不住叹口气说:“傻的吗?所有人都知道我不懂英文,还用英文发短讯给我?我也不太懂很复杂的法律和政治用语。”

民阵此类组织或团体的存亡,一方面取决于当局会否出手,一方面也考验找不找到继任人。在如今的政治环境,多少年轻人愿意承受风险加入民主派团体或走在最前,是未知之数。

民阵将在8月换届,陈皓桓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新继任人:“我问过其他人,暂时都无人答应我可以做到,现在要去接民阵召集人这个位置,就预了要按受法律制裁和追究,大家都自然有所顾虑,但我希望有人接过我的位置。”

而就算没有了民阵,他相信香港人仍然会争取民主。

“香港未来还有没有游行,不是看政权如何打压,而是香港人如何选择。以前民阵会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可以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游行,但未来很明显,警方不会再批不反对通知书,市民上街好可能会是不合法,有要承受刑责的风险,这将会是香港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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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当天,亲北京媒体以头版报导民阵的消息,指控民阵勾结外国势力和洗黑钱,形容民阵是垂死挣扎。

亲北京媒体把民阵塑造成“勾结外国势力、煽动港独、反中乱港”的组织,也表明应该以《国安法》追究民阵。访问当天,亲北京媒体以头版报导民阵的消息,指控民阵勾结外国势力和洗黑钱,形容民阵是垂死挣扎。

港警早前以《社团条例》要求民阵交代财政状况,以及质问为何民阵成立多年也不依法登记成为合法社团。民阵回应称,19年来,香港警方和政府部门一直与民阵合作,也未曾质疑民阵是非法组织,甚至被前特首梁振英称为朋友。

民阵认为法例明确指出香港居民有结社自由,不认同当局的《社团条例》,所以拒绝回应。

陈皓桓在访问中再次重申,民阵一直只靠街头筹款举办活动,从没收取外国资金。他笑言,他与前召集人岑子杰都是政界中不谙英语的人,“一个英语不好的人如何勾结外国势力?你要强加罪名也无办法,就好像说一个盲人偷看国家机密似的。”

他亦再次表示不赞成“港独”。

有别于众多主张与中国切割的香港年轻人,陈皓桓的政治理念更贴近传统民主派,信奉追求香港民主之外,也要争取中国以至其他国家的民主。“我从不标签自己是哪个派别,不支持港独,甚至不会去强调香港人这一身份,只要生而为人,就想任何国家都有平等民主自由,不论国籍、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正如我们关心缅甸的民主运动,中国我们更加要关心,因为我们也想中国有民主,香港和中国大陆相连,我们是在共产党政权之下,难道我们可以不理会中国的人民吗?”

“其实我也爱国的,我会喜欢中国的明星、食物、文化、历史,很想去看天安门、万里长城、长江黄河,北京奥运时我也非常爱国,但爱国不等同爱党,港府说爱国者治港,你如何分辨谁爱国?又或者为何要强迫人去爱国?政权为何不明白,别人不爱你,其实是有原因?你是不能迫人爱国,如果你做好一点,尊重人民,人民自然爱你,但现在你是打压人民,大家就不会爱你。”

4宗案件、14条罪名

他个人理念一直认为游行集会是市民基本权利,而不应该需要当局批准,所以当年民阵申请游行集会被拒时,他改以个人名义发起抗议活动。过去一年,陈皓桓卷入四宗未经批准集结案件,合共14条罪名。

香港法院审理多宗与抗议相关的案件,一些案例显示,相关集会游行是否“和平”,并非法官判刑或量刑的准则,一些法官认同,一场示威有没有发生暴力的可能性,是警方决定批不批出不反对通知书的因素。

民阵对上一次举行合法游行,是2020年1月1日。 警方之后以疫情为由,拒绝所有民主派发起的公众活动。

陈皓桓预计自己所有案件加起来,或面对数以年计的刑期,他对此表示已有心理准备:“这是争取民主本身就要承受的代价,坐监是必然的。你如果觉得面对极权政府想发声而不用付出代价,这种想法是太天真……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现在你当然觉得不值得,监狱又热又多蚊虫,但如果之后十年、几十年后,香港因为我们这帮人当年的付出和牺牲而有民主,那就值得。”

记者问他,有生之年看到香港有民主的想法是否太过乐观?陈皓桓回答说:“现在香港社会处于非常高压的状态,我们不能够发声,民主自由倒退,不能有公平公正的选举,很多人不能发声,未来更多人坐监,情况非常悲观,随便也《国安法》、关押你,(民主派)初选也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我也看不到希望,香港可能未来廿年都没有民主运动,至少推动不到任何群众运动。因为太高压了。”

“但环境再差、再悲观,心态可以变,你跟着社会环境走,整天对着不知今天谁被抓谁坐牢而愁眉苦脸,你是会非常不开心,这样下去都不知怎么做人。你留在这儿就想改变香港社会,有人就有希望,的确最近多了人移民,好像少了一点希望,但你看到我们、支联会、政府、公民团体,仍然有很多人在坚持,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但显然地,香港民主阵营并非处于如此乐观的处境。一边厢,一些年轻活动人士在说坚持到底、流亡海外也要“打国际线”,但另一边厢,一些香港知名的政治人物为了保释或减刑,主动宣告退出政坛、不再发起活动、不再接受媒体访问,亦有些人移居外地后宣告不从政。

陈皓桓表示尊重他们的决定,但直言这批退出政界的政治人物,正在错误地对外发出讯号,令外界质疑香港民主派是否已屈服于强权和恐惧之中,而放弃民主运动。

很多身边人叫他移民或流亡,陈皓桓都一一拒绝:“这儿是我们的地方,你不可以搞完一场运动,就拍拍屁股离开,那留下来的人怎么办?在如此高压的环境,越没有权力和选择的人,受到的影响更大,我们走了就没有人为他发声,哪怕留在香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有多微小,只是探监、写信给在囚人士、开黄店、支持手足,但即使再微小,也有很大作用。”

“我们不应该被恐惧所支配,要学习面对政权,缅甸和中国追求民主的人面对的高压,比我们严重更多,我们最多也只是坐监,他们可能面对的是死亡、酷刑。我们不应该放弃发声,情况再艰难也要找途径发声,如果别人打压你,你就收声,那还有尊严吗?做人生存来干什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