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 (民阵)一直被视为“和理非”示威的“大台”。2019曾发起上百万人上街游行抗议《逃犯条例》修订，但随着示威升级，2020年初至今的新冠疫情以及《国安法》实施，民阵在警方多次反对下，再无法举行合法大型群众活动。
主流政党因担心受到牵连而相继退出，民阵多名核心成员先后卷入不同案件而被关押，警方近日亦有意动用《社团条例》取缔民阵。民阵正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但25岁的陈皓桓选择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也肩负起这个组织。
但陈皓桓卷入2019年国庆日的未经批准集结案，在他认罪后，今日( 5月28日) 被判监18个月。
这意味着，民阵秘书处再没有人工作，陈皓桓和民阵的未来都处于不确定之中。
在判刑前，陈皓桓对BBC中文说：“从政者就是要给公众希望，你少了一个平台就少了一个发声渠道，我怎么也不会放弃，我坐牢，民阵也不会消失。”
他追求民主路的经历正是众多年轻民主派人士的写照。
越来越“孤单”的民主路
25岁的陈皓桓从初中开始因为接触、了解“六四”的历史，而对政治产生兴趣。他先加入中学生组织参与政治活动，中学毕业后一度修读旅游专业。但2014年“雨伞运动”后，决定辍学全程投入社运。于是加入政党社民连和参与民主派组织，做过议员助理，参与助选的工作。
身型瘦削的他自言“读书不多，不懂英语，没有足够的法律和政策知识，也不是当领袖的材料”，因此从来没有打算当议员，或是成为公众眼中的政治人物。
但因形势所迫，去年他接过了民阵召集人一职，接替现在被关押的前召集人岑子杰。
陈皓桓对BBC中文说：“我本身没有打算跑到最前，比较想做幕后，在后面制作示威牌、标语、草拟声明，我是那种请愿时用旗帜挡着脸去声援的人。但现实是很多人都坐监，一场民主运动如果这么多人坐牢，我就要补位，这是我的理念，没有人做，就我做。”
突然需要接棒这个场面，不单是陈皓桓和民阵面对的难题。众多民主派组织例如举办“六四”晚会的支联会，也因领袖被捕而需另觅新面孔成组织代言人。民阵面对的问题还多了一环，这个组织本身是结合众多民主派政党及公民团体的平台，但早前有消息传出，民阵可能卷入《国安法》案件，主流政党民主党、公民党等先后宣布退出，民阵变得更为孤军作战。
“这是社运路上一种另类的孤单。（前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民阵前召集人）岑子杰正在被押，我做任何事也问不到他们意见，因为人全都被抓了。我有时连民阵的物资在哪儿，我也不知道问谁可以知道。以往还可以找政界朋友合作，例如民主党有胡志伟、林卓廷、职工盟有吴敏儿、支联会有李卓人，但全都没有了。现在少了很多人，少了很多东西，这是一种另类孤单的感觉。”
这种孤单感不单来自组织同事的相继被离开，也来自他对自己家庭的主动疏离。
2019年开始，他由于担心家人受到骚扰，甚少和父母来往。他说，预料入狱后，也不会把父母放入探访名单。
“当然有不舍得，我是家中最小的，父母最疼我，以前我想吃什么都可以吃，但搞民主运动，你预了坐牢，并不想自己的行为或理念，影响他们。”
“反送中”的连场示威，让他累积不少筹办大型活动的经验，包括如何向警方申请游行、怎样联络媒体、怎样摆放街站、撰写和发布声明等等。几个月来，民阵都只有他一个人，一手一脚完成这些工作。
与资深的民主派人士相比，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弱点，经验略有不足。例如访问中，一名法律界人士用英文向他发短讯，讲解警方拟动用《社团条例》取缔民阵的问题，他忍不住叹口气说：“傻的吗？所有人都知道我不懂英文，还用英文发短讯给我？我也不太懂很复杂的法律和政治用语。”
民阵此类组织或团体的存亡，一方面取决于当局会否出手，一方面也考验找不找到继任人。在如今的政治环境，多少年轻人愿意承受风险加入民主派团体或走在最前，是未知之数。
民阵将在8月换届，陈皓桓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新继任人：“我问过其他人，暂时都无人答应我可以做到，现在要去接民阵召集人这个位置，就预了要按受法律制裁和追究，大家都自然有所顾虑，但我希望有人接过我的位置。”
而就算没有了民阵，他相信香港人仍然会争取民主。
“香港未来还有没有游行，不是看政权如何打压，而是香港人如何选择。以前民阵会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可以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游行，但未来很明显，警方不会再批不反对通知书，市民上街好可能会是不合法，有要承受刑责的风险，这将会是香港人的选择。”
亲北京媒体把民阵塑造成“勾结外国势力、煽动港独、反中乱港”的组织，也表明应该以《国安法》追究民阵。访问当天，亲北京媒体以头版报导民阵的消息，指控民阵勾结外国势力和洗黑钱，形容民阵是垂死挣扎。
港警早前以《社团条例》要求民阵交代财政状况，以及质问为何民阵成立多年也不依法登记成为合法社团。民阵回应称，19年来，香港警方和政府部门一直与民阵合作，也未曾质疑民阵是非法组织，甚至被前特首梁振英称为朋友。
民阵认为法例明确指出香港居民有结社自由，不认同当局的《社团条例》，所以拒绝回应。
陈皓桓在访问中再次重申，民阵一直只靠街头筹款举办活动，从没收取外国资金。他笑言，他与前召集人岑子杰都是政界中不谙英语的人，“一个英语不好的人如何勾结外国势力？你要强加罪名也无办法，就好像说一个盲人偷看国家机密似的。”
他亦再次表示不赞成“港独”。
有别于众多主张与中国切割的香港年轻人，陈皓桓的政治理念更贴近传统民主派，信奉追求香港民主之外，也要争取中国以至其他国家的民主。“我从不标签自己是哪个派别，不支持港独，甚至不会去强调香港人这一身份，只要生而为人，就想任何国家都有平等民主自由，不论国籍、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正如我们关心缅甸的民主运动，中国我们更加要关心，因为我们也想中国有民主，香港和中国大陆相连，我们是在共产党政权之下，难道我们可以不理会中国的人民吗？”
“其实我也爱国的，我会喜欢中国的明星、食物、文化、历史，很想去看天安门、万里长城、长江黄河，北京奥运时我也非常爱国，但爱国不等同爱党，港府说爱国者治港，你如何分辨谁爱国？又或者为何要强迫人去爱国？政权为何不明白，别人不爱你，其实是有原因？你是不能迫人爱国，如果你做好一点，尊重人民，人民自然爱你，但现在你是打压人民，大家就不会爱你。”
4宗案件、14条罪名
他个人理念一直认为游行集会是市民基本权利，而不应该需要当局批准，所以当年民阵申请游行集会被拒时，他改以个人名义发起抗议活动。过去一年，陈皓桓卷入四宗未经批准集结案件，合共14条罪名。
香港法院审理多宗与抗议相关的案件，一些案例显示，相关集会游行是否“和平”，并非法官判刑或量刑的准则，一些法官认同，一场示威有没有发生暴力的可能性，是警方决定批不批出不反对通知书的因素。
民阵对上一次举行合法游行，是2020年1月1日。 警方之后以疫情为由，拒绝所有民主派发起的公众活动。
陈皓桓预计自己所有案件加起来，或面对数以年计的刑期，他对此表示已有心理准备：“这是争取民主本身就要承受的代价，坐监是必然的。你如果觉得面对极权政府想发声而不用付出代价，这种想法是太天真……这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现在你当然觉得不值得，监狱又热又多蚊虫，但如果之后十年、几十年后，香港因为我们这帮人当年的付出和牺牲而有民主，那就值得。”
记者问他，有生之年看到香港有民主的想法是否太过乐观？陈皓桓回答说：“现在香港社会处于非常高压的状态，我们不能够发声，民主自由倒退，不能有公平公正的选举，很多人不能发声，未来更多人坐监，情况非常悲观，随便也《国安法》、关押你，（民主派）初选也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我也看不到希望，香港可能未来廿年都没有民主运动，至少推动不到任何群众运动。因为太高压了。”
“但环境再差、再悲观，心态可以变，你跟着社会环境走，整天对着不知今天谁被抓谁坐牢而愁眉苦脸，你是会非常不开心，这样下去都不知怎么做人。你留在这儿就想改变香港社会，有人就有希望，的确最近多了人移民，好像少了一点希望，但你看到我们、支联会、政府、公民团体，仍然有很多人在坚持，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但显然地，香港民主阵营并非处于如此乐观的处境。一边厢，一些年轻活动人士在说坚持到底、流亡海外也要“打国际线”，但另一边厢，一些香港知名的政治人物为了保释或减刑，主动宣告退出政坛、不再发起活动、不再接受媒体访问，亦有些人移居外地后宣告不从政。
陈皓桓表示尊重他们的决定，但直言这批退出政界的政治人物，正在错误地对外发出讯号，令外界质疑香港民主派是否已屈服于强权和恐惧之中，而放弃民主运动。
很多身边人叫他移民或流亡，陈皓桓都一一拒绝：“这儿是我们的地方，你不可以搞完一场运动，就拍拍屁股离开，那留下来的人怎么办？在如此高压的环境，越没有权力和选择的人，受到的影响更大，我们走了就没有人为他发声，哪怕留在香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有多微小，只是探监、写信给在囚人士、开黄店、支持手足，但即使再微小，也有很大作用。”
“我们不应该被恐惧所支配，要学习面对政权，缅甸和中国追求民主的人面对的高压，比我们严重更多，我们最多也只是坐监，他们可能面对的是死亡、酷刑。我们不应该放弃发声，情况再艰难也要找途径发声，如果别人打压你，你就收声，那还有尊严吗？做人生存来干什么？”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