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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星期我在当地参与了两场集会,分别是六四集会及612的如水集会。

关于六四,说真的,以前对于参与六四的悼念集会没有太大坚持。即使在香港,六四集会我也最多只是参与过一次,唯一的一次更是因为作为大学学生会成员有份举办;以个人身份参与的却是一次也没有。唯一的转捩点,在于六月四日当日看到香港六四集会的现场直播。

今年的香港六四集会,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后首次被政府认定为非法的群聚活动,活动的地点维多利亚公园,甚至被警察封锁不准入内(即使有市民在附近放下蜡烛悼念,警察亦会上前吹熄蜡烛及票控市民,有够变态吧)。香港政府甚至多次传出消息指会拘捕参与非法集会的市民,本以为香港人会因而失去走出来的勇气,然而我看到的,是香港人放弃过去的路线分歧,继续走上街头,用行动战胜恐惧。

那时候我十分懊恼,当香港人仍然努力抗争的时候,我却仍然为居留身份而烦恼、为明天而担忧;我不知道仍有甚么可以做。以前看到直播发生了甚么事,我们都可以立刻登上巴士或者的士,立即去到现场声援;但自从来到外地之后我甚么也做不到。而当下我能够做到的,可能就只有参与海外的六四集会。

我搭上了前往伦敦市区的铁路,去到六四集会的现场。现场大概有一百至二百人吧,我看到的是一群又一群香港人,有一家老少前来的,也有以整套Black Bloc到场的年轻人,大家都以黑衣为记来到这地。在人群之中,我看到了一名早于年初已经来到英国的香港Youtuber,我们谈论起香港发生的事。“本来也不打算参与集会,也因为看到直播才决定出来集会。”在谈论间才发现,原来我们都是因为看到香港的直播才来到集会现场的。

作为流亡海外的香港人、抗争者,我们对于香港发生的事处处感到无力。我仍然记得上一次在国外看著香港的直播,已经是2019年6月12日的事。当日仍然是记者的我,因为离港工作,我错失了见证612现场的机会。当时我埋怨自己,为甚么会在这个重要的时刻缺席,我整天只坐在酒店房间,眼前是酒店电视播放著的外国媒体直播,划著手上电话的Telegram(手机匿名通讯软件)追看最新情况;我一直心里想著能够快点回到香港就好了。最后得偿所愿,我赶及在616二百万人游行当日回到香港,我直接在机场跳上的士,赶到游行队伍当中。但到今天的看著香港的直播,一切好像已经不再可能发生了,即使我赶上飞机回港,我亦不可能参与到游行示威的活动,因为我会被捕。我们是多么软弱无力,当决定离开香港,流亡他乡,但好像已不太能够憾动中共与港共政权。毕竟再多的力量,若不在本地发生,也只是空话。

说到612的集会游行,当日的情况令我更为惊讶了。

伦敦612集会游行的起步点在Marble Arch,就位于著名的Hyde Park旁边。我到埗时才发现人数之多,竟然不下于香港的集会示威现场,有香港新闻指有约千人,在现场的目测,没有八百人也有七百人了,我即使准时到达,也挤不进台前的空间之中。听不到台上的发言,我的目光转到台下的人群当中。我留意到身穿Black Bloc的手足比起64当日的多了,随著游行起步,有一刹那我觉得,流亡者的时空原来一直停留了在2019年,我们带著遗憾来到异地,但抗争一直没有停止。

流亡者在海外示威游行,看似也只有“围炉取暖”之效;然而这种的“围炉”是必须的。即使远在他乡的香港人,即使是自身仍然尚未安顿好的流亡者,亦会一直支持属于我们的抗争,继续用尽方法为改变香港用尽所有力量。毕竟我们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努力改变,而是改变了我们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