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星期我在当地参与了两场集会，分别是六四集会及612的如水集会。
关于六四，说真的，以前对于参与六四的悼念集会没有太大坚持。即使在香港，六四集会我也最多只是参与过一次，唯一的一次更是因为作为大学学生会成员有份举办；以个人身份参与的却是一次也没有。唯一的转捩点，在于六月四日当日看到香港六四集会的现场直播。
今年的香港六四集会，是自1997年主权移交后首次被政府认定为非法的群聚活动，活动的地点维多利亚公园，甚至被警察封锁不准入内（即使有市民在附近放下蜡烛悼念，警察亦会上前吹熄蜡烛及票控市民，有够变态吧）。香港政府甚至多次传出消息指会拘捕参与非法集会的市民，本以为香港人会因而失去走出来的勇气，然而我看到的，是香港人放弃过去的路线分歧，继续走上街头，用行动战胜恐惧。
那时候我十分懊恼，当香港人仍然努力抗争的时候，我却仍然为居留身份而烦恼、为明天而担忧；我不知道仍有甚么可以做。以前看到直播发生了甚么事，我们都可以立刻登上巴士或者的士，立即去到现场声援；但自从来到外地之后我甚么也做不到。而当下我能够做到的，可能就只有参与海外的六四集会。
我搭上了前往伦敦市区的铁路，去到六四集会的现场。现场大概有一百至二百人吧，我看到的是一群又一群香港人，有一家老少前来的，也有以整套Black Bloc到场的年轻人，大家都以黑衣为记来到这地。在人群之中，我看到了一名早于年初已经来到英国的香港Youtuber，我们谈论起香港发生的事。“本来也不打算参与集会，也因为看到直播才决定出来集会。”在谈论间才发现，原来我们都是因为看到香港的直播才来到集会现场的。
作为流亡海外的香港人、抗争者，我们对于香港发生的事处处感到无力。我仍然记得上一次在国外看著香港的直播，已经是2019年6月12日的事。当日仍然是记者的我，因为离港工作，我错失了见证612现场的机会。当时我埋怨自己，为甚么会在这个重要的时刻缺席，我整天只坐在酒店房间，眼前是酒店电视播放著的外国媒体直播，划著手上电话的Telegram（手机匿名通讯软件）追看最新情况；我一直心里想著能够快点回到香港就好了。最后得偿所愿，我赶及在616二百万人游行当日回到香港，我直接在机场跳上的士，赶到游行队伍当中。但到今天的看著香港的直播，一切好像已经不再可能发生了，即使我赶上飞机回港，我亦不可能参与到游行示威的活动，因为我会被捕。我们是多么软弱无力，当决定离开香港，流亡他乡，但好像已不太能够憾动中共与港共政权。毕竟再多的力量，若不在本地发生，也只是空话。
说到612的集会游行，当日的情况令我更为惊讶了。
伦敦612集会游行的起步点在Ｍarble Arch，就位于著名的Hyde Park旁边。我到埗时才发现人数之多，竟然不下于香港的集会示威现场，有香港新闻指有约千人，在现场的目测，没有八百人也有七百人了，我即使准时到达，也挤不进台前的空间之中。听不到台上的发言，我的目光转到台下的人群当中。我留意到身穿Black Bloc的手足比起64当日的多了，随著游行起步，有一刹那我觉得，流亡者的时空原来一直停留了在2019年，我们带著遗憾来到异地，但抗争一直没有停止。
流亡者在海外示威游行，看似也只有“围炉取暖”之效；然而这种的“围炉”是必须的。即使远在他乡的香港人，即使是自身仍然尚未安顿好的流亡者，亦会一直支持属于我们的抗争，继续用尽方法为改变香港用尽所有力量。毕竟我们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努力改变，而是改变了我们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