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理想 | 葛兆光：历史学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

看理想编辑按：

对于“中国”一统和“中华民族”同源的质疑，虽然轰动一时，但很快逆转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推动“古史辨”运动，从根本上说，是一场对传统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现代性改造，这一点王汎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已经论述得很清楚。

简单地说，就是在科学、客观、中立的现代标准下，有关早期中国历史的古文献，在“有罪推定”的眼光下被重新审查，人们逐渐把传说（或神话）从历史中驱逐出去。以前在古史记中被视为“中国”共同渊源的五帝和“中华民族”历史象征的尧、舜、禹，以及作为中国神圣经典的种种古文献，真实性都被严厉质疑。

1923年，顾颉刚在一封公开信里提出古史辨的纲领，一共包括四点，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正因为如此，才被丛涟珠、戴季陶等人惊呼为“动摇国本”。

顾颉刚、戴季陶

为什么会动摇“国本”？因为“民族出于一元”意味着中国民族有共同祖先，“地域向来一统”象征中国疆域自古如此，而古史传说人物象征着民族伟大系谱，而古代是黄金时代，就暗示了文化应当回到传统。象征本身有一种认同和凝聚力量，对这些象征的任何质疑，都在质疑历史之根，瓦解着“中国”认同的基础。

这里长话短说。对于“中国”一统和“中华民族”同源的质疑，虽然轰动一时，但很快逆转，毕竟形势比人强。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加上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的出现，使中国陷入国土割裂的空前危机，中国学界不能不重新调整有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论述，特别是从历史、地理和民族上，反驳日本学界对于满蒙回藏的论述，捍卫中国在民族、疆域和历史上的统一性。

现实情势改变了中国学界，也暂时改变了顾颉刚的立场。1934年，顾颉刚与谭其骧创办《禹贡》半月刊，正如顾颉刚所说，在升平时代学者不妨“为学问而学问”，但在“国势陵夷，局天脊地”的时代，却只能“所学务求实用”。

在这一绝大背景下，1935年12月15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第181号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强调，中国自从春秋战国，“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所以有秦汉统一，“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

顾颉刚也一样，原本他并不相信“中国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从古以来就是这样一统的”，他觉得“这实在是误用了秦汉以后的眼光来定秦汉以前的疆域”，所谓“向来统一”只是一个“荒谬的历史见解”。

但在这个时候，他却把历史论述从说明原本并不是一统的中国，变成了强调中国大一统疆域合法性。在《禹贡》半月刊之后，1936年，顾颉刚与史念海合作编了《中国疆域沿革史》，在第一章《绪论》中顾颉刚就说，“在昔皇古之日，汉族群居中原，异类环伺，先民洒尽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经营，始得近日之情况（指现代中国）”。

他罕见地用了“皇古”一词，说“疆域之区划，皇古之时似已肇其痕迹，自《禹贡》以下，九州、十二州、大九州之说，各盛于一时，皆可代表先民对于疆域制度之理想”。

很显然，这与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疑古领袖形象已经相当不同，看上去，他好像逐渐放弃了古代中国人种不出于一源、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开始转向论证一个“中国”和一个“（中华）民族”。

《西南联大》

在这里说一个小插曲。1933年，日本人与内蒙古王公会谈，鼓动蒙古人脱离中国而独立。这时，顾颉刚一生仰慕的女性谭慕愚亲身进入内蒙，调查这一事件，并且于1933年12月底，应顾颉刚之约，在燕京大学连续演讲，讲述“百灵庙会议经过及内蒙印象”，揭发内蒙独立与日本阴谋之关系。

余先生《未尽的才情》一书已经注意到，顾颉刚在日记中，一连好几天记载这件事情，我曾向余先生请教，我们都怀疑，1933年谭慕愚女士的调查与演讲，在某种程度上对顾颉刚的史学转向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第二年他与谭其骧合办《禹贡》半月刊。

在这种危机的刺激下，学术与政治找到了一个结合点

《顾颉刚日记》中留下很多这一观念转变的痕迹。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府南迁，各大学与学者纷纷南下。1938年底，顾颉刚去了一趟西北，据日记说，他在途中开始看伯希和的《支那考》及各种有关边疆的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的民族史、疆域研究著作，显然，这种学术兴趣与政局变化有关。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引述顾颉刚自传，说他1938年在西北考察的时候，曾经偶然看到一幅传教士绘制的The Map of GreatTibet，心情大受刺激。

他认为，满洲“自决”还不足畏，因为那里汉人很多，倒是西藏非常麻烦，“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就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学术与政治，在这种危机刺激下，找到了一个结合点。1938年12月19日顾颉刚在《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且为它撰写“发刊词”，呼吁人们不要忘记“民族史和边疆史”，来“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紧接着，在1939年1月1日，顾颉刚特别在《益世报》的新年一期上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放弃》一文，他说“中国本部”这个词，“是日人伪造、曲解历史来作窃取我国领土的凭证”。

二月份，他又连日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明确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并且郑重宣布，今后不再从中华民族之内，另外分出什么民族，也就是汉满蒙回藏苗等等。

这篇文章2月13日起在《益世报》发表后，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巨大反响，不仅各地报刊加以转载，张维华、白寿彝、马毅等学者也纷纷加入讨论。前些年与他渐生嫌隙的傅斯年，尽管主张在国家危机之时，写信劝他不要轻易地谈“民族、边疆等等在此有刺激性的名词”，不要在《益世报》上办“边疆周刊”，但也对顾颉刚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念表示赞同，觉得他“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唯一之立场”。

《西南联大》

在一封致朱家骅、杭立武的信件中，傅斯年痛斥一些民族学家，主要是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是“拿了帝国主义的科学当令箭”：“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化”。

从《顾颉刚日记》中可以看到，顾颉刚对自己这一系列表现相当沾沾自喜，他一向很在意别人对他的反应。1939年3月4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记载说，有人告诉他，《益世报》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有《中央日报》转载，“闻之甚喜德不孤也”。

22日的日记又记载，有人告诉他，“重庆方面谣传，政府禁止谈国内民族问题，即因予文而发。此真牛头不对马嘴，予是欲团结国内各族者，论文中彰明较著如此，造谣者何其不惮烦乎”。

到了4月15日，他又在日记中说，方神父告诉他，这篇文章“转载者极多，如《中央日报》、《东南日报》、安徽屯溪某报、湖南衡阳某报、贵州某报，皆是。日前得李梦瑛书，悉《西京平报》亦转载，想不到此二文（指《益世报》所发表）乃如此引人注意。又得万章信，悉广东某报亦载”。

爱国情绪再次激发，在日记中痛斥傅斯年“此之谓御用学者！”

来自学界的争论风波与舆论压力，影响了政党与政府，此后，国民政府不仅成立有关西南的各种委员会，国共两党也都对西南苗彝发表看法，连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边疆教育委员会，也特别要确认教材的“民族立场”和“历史表述”。

这种观念得到了政界和学界的一致赞同，傅斯年就说，要把“三民主义、中国史地、边疆史地、中国与邻封之关系等编为浅说，译成上列各组语言（指藏缅语、掸语、苗傜语、越语、蒲语）”。而顾颉刚和马毅也建议，要重新书写历史教材，“作成新的历史脉络”、“批判清末以来由于帝国主义污染，而导致的学界支离灭裂”。

可见，抗战中的顾颉刚，似乎暂时放弃了“古史辨”时期对古代中国“黄金时代”传说的强烈质疑和对“自古以来一统帝国”想象的批判，对“中国大一统”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似乎比谁都重视。1940年6月25日，顾颉刚为边疆服务团作团歌，其中就写道，“莫分中原与边疆，整个中华本一邦”“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等等。

在这个时候，原本有嫌隙的傅斯年和顾颉刚，倒在这一问题上颇能彼此互通声气，顾颉刚的日记里记载，1939年5月2日，当他开始写“答费孝通”一文时，傅斯年曾“开来意见”，而顾颉刚则据此“想本文结构”。第二天，他写好“答（费）孝通书三千余字”，同时把稿子送给傅斯年。

第三天他又记载，“孟真派人送昨稿来”，显然两人互相商量，而且傅斯年还提供了一些可以批判民族学家们的材料。又过了十几天，他“抄孟真写给之材料，讫，预备作答孝通书”，从《日记》中我们知道，原来是在傅斯年的鼓励下，顾颉刚才连接好多天，奋笔“作答孝通书”，并“将答费孝通书修改一过”。

《西南联大》

可见，在回应吴文藻、费孝通等有关“民族识别”的问题上，作为历史学家的顾、傅是协同并肩的，他们都不赞成过分区别国内的民族，觉得大敌当前，民族各自认同会导致国家分裂。顾颉刚似乎义无反顾，一向好作领袖的他，这次冲在最前面，把这种维护民族和国家统一的思想推到极端，以致后来对傅斯年也颇不假辞色。

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抗战刚刚胜利后的1945年8月31日，顾颉刚在日记中贴了一则剪报，这是8月27日重庆各报刊载的《傅斯年先生谈中苏新约的感想》。傅斯年说，中国需要二三十年的和平来建设国家，并提到，中苏应当做朋友，还说到新统一的国家初期，需要对邻邦妥协。

特别是在谈到有关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问题时，傅斯年认为中苏关系中，外蒙古被分割的问题大家最注意，但历史却被忽略了，因为外蒙古四个汗国即车臣汗、土谢尔汗、札萨克汗、三音诺颜汗，“照法律是外藩不是内藩”，所以外蒙古与内蒙古、东北不同，与西藏也不一样。

顾颉刚看到这篇报道之后勃然大怒，不仅瑜亮情结再一次拨动，爱国情绪也再一次激发，他在日记中痛斥傅斯年：“此之谓御用学者！”并加以解释说，“这一段话，当是他帮王世杰说的”。下面，顾颉刚又写道，“不晓得他究竟要把中国缩到怎样大，真觉得矢野仁一还没有如此痛快。割地即割地，独立即独立，偏要替它想出理由，何无耻也！”。他也许忘记了，当年傅斯年挺身而出主持《东北史纲》的撰写，就是为了批驳矢野仁一，捍卫东北作为中国领土的。

这也许可以让人理解，作为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何以在抗战之中，会去草拟“九鼎”铭文，赞颂那个时代的“一个国家”、“一个领袖”。

骨子里仍然相信民族的历史变迁，并不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

不过，顾颉刚毕竟是历史学家，是古史辨领袖。超越传统建立现代史学的观念根深蒂固，没有那么轻易去除。在心底里，顾颉刚对于古代中国的看法，终究还是“古史辨”时代奠定的。只是在特定时代和特定背景，有些话不便直接说就是了。

《西南联大》

1943年10月31日，他在日记里说，有人向他回忆“古史辨”当年在上海大出风头。关于这点，顾颉刚一方面很得意，一方面又很清楚，“在重庆空气中，则以疑古为戒，我竟不能在此发表意见。孟真且疑我变节，谓我曰：‘君在学业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尝屈服，只是一时不说话耳”。

这是他的自我安慰，也是他的顺时之策，因为在那个太需要国家认同的时代，再强调瓦解同一历史的古史辨思想，就有些不合时宜。

历史学家常常受时代和政治影响，这也许谁都无法避免，但一旦现实情势有所改观，原本的历史意识就会卷土重来，特别是在私下里，就不免故态复萌，也会说些真心话。顾颉刚日记1966年1月8日有一则记载，很值得注意，他说：

“（赵）朴初作文，有‘自女真族统治中国以来’一语，有青年批判，谓女真族即满族前身，而满族为中华民族构成一分子，不当挑拨民族感情。奇哉此语，真欲改造历史！去年闻有创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的大国’之说，已甚骇诧，今竟演变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大族’，直欲一脚踢翻二十四史，何其勇也？”

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资料。顾颉刚虽然在抗战的时候就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但骨子里却仍然相信民族的历史变迁，并不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

这种想法常常在他脑海里浮现。1964年1月8日，他在日记中记载，“（黄）少筌谈北京史学界近况，知某方作中国历史，竟欲抹杀少数民族建国，谓中国少数民族无建国事，此之谓主观唯心论！”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直觉判断。不过，形势比人强，何况家里还有一个时时令他看风向不要说错话的夫人在。

在1949年以后，巨大的政治压力使得一些原本只属于历史领域的话题，由于涉及了“国家”、“疆域”、“民族”，就成了政治领域的禁区，顾颉刚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我在日记中看到，1964年8月13日，他对来华跟他学习古代史的朝鲜学者李址麟有些戒备，为了让自己免于犯错，他先走一步，给中华书局写信，说李的《古朝鲜史》很有问题，“朝鲜史学家以古朝鲜曾居我东北，受自尊心之驱使，作‘收复失地’的企图，李址麟则系执行此任务之一人。

其目的欲将古代东北各族（肃慎、濊貊、扶余、沃沮等）悉置于古朝鲜族之下，因认我东北全部尽为朝鲜旧疆。今更在东北作考古发掘，欲以地下遗物证实之。而我政府加以优容，甚至考古亦不派人参加，一切任其所为。予迫于爱国心，既知其事，只得揭发”。

差不多半年以后，他与张政烺谈朝鲜史问题，当张政烺告诉他，历史所同仁奉命收集朝鲜史资料的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很得意自己有先见之明，在日记中说，“此当系予将李址麟《古朝鲜史》送至上级，及予于今年八月中旬写信与中华书局之故”。

1979年3月，顾颉刚与夫人张静秋于北京三里河寓所

历史学家能抵抗情势变迁的压力吗？

读《顾颉刚日记》，断断续续用了我一个多月的闲暇时间。看完这十几册日记后，记下的竟然是一些颇为悲观的感受。历史学家能抵抗情势变迁的压力吗？历史学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呢？

读《顾颉刚日记》，想起当年傅斯年从国外给他写信，不无嫉妒却是真心赞扬，说顾颉刚在史学上可以“称王”了，但是，就算他真的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的“无冕之王”，这个历史学的无冕之王，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情势变化，保持学术之客观吗？他能遗世独立，凭借学术与政治上的有冕之王抗衡吗？

2015年1月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