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硬核 | 何伟的最后一课

作者：何雨珈 / 编辑：杜强  武奋丰

2020年8月下旬，何伟在武汉采访，而他远在成都家中的双胞胎女儿，Natasha和Ariel，在住家附近府河边的草丛中发现了一只大概一个月大的奶牛猫，把它抱回了家并取名叫“Ulysses”，尤利西斯——她们认为这只小猫一定环游过世界。

如今尤利西斯已经一岁了（两个女孩将6.26定为他的生日），即将开始猫生的第一次远游。7月4日，他将飞往美国科罗拉多，等待着他的，是广袤的高原草场和一座看上去布满大窗户，十分舒适的别墅。

但新生活的前景也不尽然美好，别墅里早就住了一只霸气的埃及豹猫，名唤穆尔西（Morsi），照片里的这位“主子”即便是慵懒地趴在柜子上，眼神里也透着凌厉，一副不好惹的样子。他是何伟一家在埃及生活的五年中领养的一只猫儿，算来比尤利西斯年长近十岁，根据观察，气场也强出不少。

何伟特地为他写过一篇文章，《家猫名唤穆尔西》（Morsi the Cat，我的中文翻译版见这里），发表在2018年5月7日的《纽约客》上。7月1日，也就是昨天，他在四川大学上的最后一堂“新闻与纪实文学导论”课（Introduction to Journalism and Non-fiction），与学生们讨论的文章正是这篇。

他们养穆尔西，是因为两个女儿接连被老鼠咬伤。而穆尔西一入家门便战绩斐然，咬断了两只老鼠的头，从此这些烦人的啮齿动物就在他们家中绝迹了。但穆尔西的凶猛对鼠也对人，把当时只有两三岁的Natasha和Ariel也抓出了血，还把女主人Leslie抓得去打了疫苗。

等一家人结束埃及生活回到科罗拉多后，穆尔西神威不减，在高原上继续制造着“无头鼠尸案”。

何伟问学生们：“你们觉得两只猫见面以后会怎么样？”又自问自答，“穆尔西会整死尤利西斯的。反正她们是在我不在的时候捡的这只猫，不关我的事。

这是他的又一个冷笑话，语气严肃，表情认真，不了解他的人会一时反应不过来。我倒是熟悉了他的套路。之前他跟一个朋友见面，对方问尤利西斯还好吗，他面无表情地说，“那个猫得了癌症，我们只能淹死他。”在场的两个女儿也很聪明地配合，装出一副忧伤的表情。当时的尤利西斯应该正在他家高层的阳台上上蹿下跳呢。

有一次我帮一个读者找他签书，说这位读者专门要求他写一句赠言，他一挑眉毛问我，“什么赠言，‘我爱你？’”彼时我已经对这样的玩笑波澜不惊，“不是的，读者希望你祝她早日找到男朋友。”

这种冷幽默时刻总让我在恍惚间重回他的作品。《江城》里写到当地的空气污染，他擤鼻涕时纸巾上总会有一团“黑色油腻腻”的东西，后来他的解决方案是“擤过鼻涕之后不再去看纸巾了。”

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内在涵义上，这都是“黑色幽默”。这样的幽默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在课堂上也是一样。两个半小时左右的课程不时响起学生的欢笑。

他讲在埃及住的公寓条件很差，时常断水断电，展示了一张黑灯瞎火的照片，模模糊糊地能看到一张桌子，碟子和水杯，小小的双胞胎对坐着，各自头上戴了个电筒，像煤矿工人。何伟说，“我们在吃晚饭呢。”

又指着照片一片漆黑的远端，“Leslie坐在这里，你们看不到吧？她可美了。”

相比之下，他们在成都这两年，住的地方可谓“豪宅”。市中心地段，距离太古里春熙路不过两站地铁；小区严格地分了出口和入口，没有业主卡的访客需要登记自己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来访理由，还要打电话给住户确认方可进入。位于高层的公寓是宽敞的三室两厅，还有连通客厅与一个卧室的大露台，晴朗的夜晚凉风习习，可以眺望府河边星星点点的灯火。他喝啤酒，妻子Leslie喝红酒，两个女儿喝牛奶，四人干杯，成都的小夜晚美滋滋的。

有读者早就猜出了他住在哪儿。2020年3月23日，他在《纽约客》上发表文章，《封城生活》（Life on Lockdown in China），虽然没有写住所的具体位置，却详细描述了小区的周边、设施、管理，甚至写出了自家房号1901。有人在社交网络上找到我，说，“我知道他住在哪儿了哦。”我转述给他，问，“你不怕疯狂粉丝找上门来呀？”

“早就有人在我跑步的时候拦住我打招呼了。I don’t care。”

他和同为纪实作者的Leslie都赞叹中国读者的热情，说在美国根本不会有这么多人找他们签名，认真读他们的书，还能如数家珍地把书中细节一一罗列。由于希望在中国长期做深度报道，总接到各种活动邀约的两人尽量保持低调，不怎么接受采访，也尽量不参加大型活动。也因此，他们总是非常认真地对待读者私底下的签名要求。有的读者要求在上款与签名之外，还要写一大段赠言，何伟就让我截好图，放大，一笔一划地认真抄写。幼稚的中文笔迹和那些严肃的话凑在一起，很有反差萌。一位读者留了纸条，说赠言请他“内容自拟，形式不限”。他老老实实地写道，“To XXX，内容自拟，形式不限。何伟。”

他写的书比Leslie多，签名的任务自然也重一些。他的冷幽默对妻子同样毫不留情，“这种时候Leslie总是很嫉妒我的。”此时Leslie就笑吟吟地看着他，一脸地习以为常。

还有读者在外地见到他，拿出Leslie的作品《打工女孩》让他签名，他一边说“太讨厌了，这样搞得我像专制父权大家长”，一边大笔一挥，“扛工女孩，扛工快乐！作者的老公。”“扛”字也不知道是故意写错，还是书写不好造成的错别字。

《寻路中国》英文版的扉页低调而深情地写着“for Leslie”（献给Leslie）。他对妻女的爱和冷幽默一样，通过看似轻描淡写的方式表现出来，却会正中红心地戳到看懂的人。

课堂上讲的这篇《家猫名唤穆尔西》，故事围绕猫咪展开，大背景是“阿拉伯之春”时期的埃及，发表在《纽约客》上时，原标题叫《开罗：一种爱情故事》（Cairo: A Type of Love Story）。Leslie贯穿始终：和他出身背景不同，却有着“某种相似的不安分”；一起制定人生计划，去一个有悠久历史和丰富语言的地方；一起养育孩子；因为埃及的政策，并不看重一纸婚书的两夫妻在上飞机的前一天去县法院做了登记，仪式开始前Leslie还抓紧时间到楼上交了最后一个超速罚款。

我从字里行间读到一种欣赏：我老婆清醒果断，独立自主。结婚时去交个交通罚款这种事，Leslie做得出来。在成都的这两年，何伟教学和写作都没落下，经常要去别的城市采访。Leslie则主要在完成关于埃及的写作，一边照顾两个上公立小学的女儿。我每次见到Leslie，总觉得她像我小时候想象的“花木兰”：典型的华裔长相，长发披肩，椭圆的柔和脸盘，一双丹凤眼自带坚毅。我们饭后聊天时，她笑得像成都的春风，亲切温暖，转眼又能用很坚定的语气对正玩儿得开心的两个女孩子说，“时间到了，马上睡觉。说晚安。”如果第二天要上学，孩子们的睡觉时间是晚上八点，雷打不动。

Leslie还会在席间要求她们把嘴里的东西吃完再说话，不要站起来夹菜。如果是吃我做的菜，孩子们会在吃完后来到我身边，郑重其事地看着我的眼睛，用清晰的中文说，“谢谢你，雨珈阿姨，非常好吃。”这样的礼节我领教过多回，依然会每次都有些许震惊，顿一下才能回答，“不用谢，不用谢。”

川大英语系学生Serena说，有一次她去找何伟请教问题，他解答完之后，突然换上少见的感慨语气，说，“无论你写多少文章，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到头来还是妻女家庭最重要。”

这么“肉麻”的抒情他在我面前不曾有过；但好丈夫、好爸爸的特质显露出不少蛛丝马迹。他曾经因为疫情隔离政策放弃重要的外地采访。“如果编辑因此不满，那也没办法。我不能隔离。这样Leslie太难了。我必须得赶回来送两个孩子去上学。”Leslie一喊孩子们睡觉，何伟也必定帮腔，严肃地要求她们听妈妈的话。

在公共场合，Natasha和Ariel漂亮的长头发总是梳成两根工整漂亮的辫子，在背后得意地甩来甩去。我有一次想当然地问她们，“妈妈给你们梳头发费了不少时间吧？”她们瞪大眼睛，“你说什么呐，妈妈不会梳头！都是爸爸给我们梳辫子的！”

今年十一岁的她们无疑明白自己拥有一对非凡的父母。她们为Peter和Leslie Hessler写过一个档案，“他们做过什么：所有的事情。他们没做过什么：没有没做过的。”她们看过父母写的所有书，也有各自最喜欢的《纽约客》作家和漫画家。

常与一家人见面的朋友会戏称“龙王的女儿会凫水”，因为孩子们无论什么场合，总捧着一本书在忘情地阅读。我最初和她们见面，两个九岁的小孩儿就跟我聊《第二十二条军规》，那是我大学时才看的书。最近她们在系统地阅读村上春树的英文版著作。有时候一起吃着饭，她们会请我开个头，开心地背诵起学校里学的古诗词。一次她们把我拉进房间说一起玩，我还在担心怎么陪这个年龄的小孩子玩耍。她们用发音语调都标准过何伟双倍的普通话说：“雨珈，你从书架上选一本书，我们一起看书玩儿吧。”我从书架上抽了一本英文版的《红楼梦》，她们跳起来地欢呼道，“这本书很好看！”

一次跟我讨论完写作后，何伟突然化身“炫娃狂魔”。“她们很厉害的，还不到十岁，已经读完了《战争与和平》。她们已经能用中文写文章了，写得很好。如果她们愿意的话，会成为很好的作家。”等到了女儿们面前，老父亲又藏起这份骄傲，开起玩笑，“你们以后能做服务员就不错了，是不是啊？”转头又告诉我们，“我和Leslie都没有买保险的。因为要是一个人死了，另一个就能根据这个写一本书，能赚钱的。要是我们同时死了，两个孩子也能写，还是没问题的。”

孩子们在我家玩儿Switch，他在旁边忙着录像，笑得脸上褶子一道一道地凸显出来。前不久她们在家里扮演僵尸，何伟边拍照片边说：“除了你们是鬼，家里还有个鬼。你们知道是谁吗？”

我已经很熟悉他的套路，静静地看着他不说话。

何伟大喊一声，亮出双爪：“还有我这个洋鬼子！”

课堂上的何伟

提起离开成都，何伟最为Leslie遗憾。“这两年发生了太多事情”，他说自己采访、报道和搜集到的内容，足以写一本书了。但Leslie才刚刚写完关于埃及的书，本来是打算用剩下的三年去好好探索成都和整个中国，发掘新的素材，续写之前的故事，比如探访《打工女孩》中的故友。如今计划不得不中断。“她牺牲太大了。”

但就像他在这篇《家猫》中所写，“老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但新计划也很容易制定。……专注去做那些能控制的小事。”在得知无法续签工作签证因此只能举家暂时搬回美国后，夫妻俩非常冷静且分工明确地安排好了大事小情。Leslie趁着何伟没课的时候去了东莞，寻回了《打工女孩》中的好些旧人（其中一个女孩现在俨然登上了人生巅峰，拥有一辆保时捷和一辆奔驰）。

而何伟则平静地来上这最后一课，从晚上六点半上到九点。学院的选修课，大一到大四的学生都有。有些桌上摆着他的书，目不转睛；有些之前就上过这门课，今日是特地前来。也有学生忙着做别科的作业，还有个学生打开教室里配的电脑，先是在线打麻将，然后玩纸牌。

他爱这份教学工作。《江城》中涪陵的欢乐教学时光延续到了成都的课堂上。他谈起学生总是赞赏的态度，“他们很聪明，很优秀，做了很多有趣的调查。”

前文提到的Serena，本来的梦想是想写小说（就像何伟在某本书中提到的自己），去年先旁听了何伟的这门课，再通过申请正式选修，如今，她已经保送了复旦国际新闻系的研究生。Serena说，“看到他就觉得自己想成为他。他鼓励我往专业方向发展，这对我很重要。”

这个眉清目秀，笑容纯粹的小姑娘又翻出何伟在她的习作中写的批注，“你应该考虑以后从事相关专业，来发挥自己的写作技巧和观察能力。也许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你既有天赋，又有决心。”

后来，何老师又给她写邮件，“韧性有用；耐心重要。你申请课程时表现了这两种特质；更重要的是，你在后来的研究和修改中也表现出来了。无论你如何继续自己的写作生涯，这些特质都将对你产生巨大影响。你应该满怀信心地继续下去。要记住，辛苦的劳作也是很重要的，其中很多都很枯燥乏味，也可能并不光鲜；但必须要去做；假以时日，都会以某种方式成为有价值的东西。”

今天，已经完整上过一学期课程的Serena，又特地前来上课了。“反正他就是我想活成的样子。”

最后一堂课上，何伟问学生，注意到文中的伏笔了吗？

有学生回答，你们在埃及住的公寓，有蜘蛛网状的门窗，这是一个伏笔；透过蜘蛛网状的门，能坐上像拜占庭石棺一样的老式电梯，这也是一个伏笔。

在后文里，同住一个公寓楼的老太太把头穿过蜘蛛网门去电梯井找猫，石棺一样的老式电梯停在她头顶上不动，而此时有人在一楼按了电梯。

不动声色的惊心动魄是何伟惯用的写法。他的故事总是讲得细致、干净，没有闲笔。这种效果大部分得归功于他的洞察力。2019年他到成都定居后不久，我得知他要重返涪陵，于是拿着《江城》赶去那里见他和他的译者李雪顺老师。我们坐在一个宾馆的大堂里喝茶聊天。那是个散发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气息的大堂，一些玻璃圆桌边围着厚重的藤编椅子，我们感觉像在开“老干部茶话会”。

正聊着，何伟突然站起身来走了一圈，我以为他坐累了想休息一会儿。几分钟后他回来了，问我，“你注意到了吗，每个桌上都有一个‘禁止吸烟’的牌子。”我说，“是的，一般这种大堂都会有吧？”

他又狡黠地眨一下眼睛，“但是牌子旁边又都放了一个烟灰缸。”

不等我笑，他伸手指着不远处烟雾缭绕的那桌，“那几个人就在禁止吸烟的牌子面前抽烟啊，烟灰就掸在旁边的烟灰缸里。”

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数次重返涪陵（仅我知道的就至少四次），不知又观察到多少这种有趣的细节。

即便是家常闲聊，他也总是在观察和记录。

一次，一个朋友谈到滑雪受伤的人会组成一个微信群，名叫“干瞪眼”，意思是因为受伤干瞪着眼睛没法滑雪。何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连忙掏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本子和笔记下来，后面拜托我帮他做了进一步的搜索和调查。这个细节后来成为他今年6月21日在《纽约客》发表的最新文章的开头。

本子和笔是他的宝贝，他也在以往的课堂上和很多采访中多次提到，一定要随身携带本子和笔，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因为没有人能有那么好的记性。”他的小本子上布满了我不太能辨认出的中英文，他的笔迹非常潦草。“我自己过个几天都不认识了，所以要及时整理。”

我劝过他，不如直接用手机来记录，直接就是打印版，也好复制粘贴来整理。

他露出非常嫌恶的表情，“我讨厌科技！（I hate technology）”一切都需要用智能手机搞定的中国显然让他很不适应。他用着一个老款的iPhone，里面装了支付宝、携程、滴滴……刚到川大教书的时候，每次和学生谈完话，他总会拜托对方教自己用一下滴滴打车，好赶快回家。有一次他在携程上订酒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进行不到付款的那一步，打电话向我求助，我建议他下个另外的酒店应用试试。他回我，“一想到我又要在手机上多下个什么鬼app，我就想把手机扔到窗户外面去。”

我差一点就回他，“幸亏你写得特别好，不然谁惯着你。”

何伟在课堂上展示

6月21日发表的那篇文章，主题是滑雪和2022年冬奥会，算上这篇，在成都的这两年，何伟一共在《纽约客》发表了七篇以中国事件为主题的文章，每篇刊登时总会有人积极地主动翻译，发在网上。何伟委托我把比较好的翻译版本收集起来，认真地做了存档。他的电脑里，按照年份、地点、不同材料的归类，分了无数个整齐的文件夹，几十年前的资料眨眼就能找出来，让同为双子座，电脑里却一片混乱的我汗颜。

他的文章总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一阵舆论争议，海内海外，中美两国，不同观点立场的人，都对他有褒有贬，由于互联网上批评的声音总是比赞扬的声音大些，说得难听点儿，他就是“两面不是人”。最常听到的一句风凉话是，“何伟写如此这般的内容，背后究竟有什么目的？”

我们谈起这些评论，他淡淡一笑，“什么目的？挣稿费啊。”

我常觉得他是个心地单纯的人，虽然因为职业原因阅人无数，很会耍小聪明，挺会糊弄，也挺会交际。但他呈现的作品，永远都是在单纯地报道记录自己所见所闻，一字一句，只做好这一件事情。我有个不成熟的理论，心地单纯的人，容易显得年轻。1969年出生的何伟，虽然总是工作到深夜，备课写文，或者在外奔波采访，看着也就是四十多岁的样子。

七篇文章我每篇都认真读过，依然是熟悉的何伟，写的全是自己亲眼所见，几乎不表达强烈的观点或立场。至于读者的解读，那是读者的事。正如Leslie所说，“他永远写的都是自己想要写的。也绝不会因为顾忌到什么就做自我审查。”

何伟的最后一课

至于写埃及的文章，大概因为离两个国家都距离遥远，反倒是一片清静。何伟又问学生，你们注意到这篇文章中有个人物，几乎在我每篇写埃及的文章中都出现了吗？

学生们会心一笑，“赛义德啊”！

何伟说，对，那个收垃圾的人赛义德。“所以，《纽约客》的事实核查员（fact checker）又要找赛义德了。”

看来应该是在前面某次课讲过了《纽约客》的事实核查制度。对此我也有充分的领教。他来成都定居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主题是我的翻译工作和译作出版情况。刊登在“成都明信片”那一栏，千字上下，并不长。正式刊登前他告诉我，你会接到事实核查员的电话。还加了一句，“会比较麻烦，提前道歉。”

我实在不应该说那句“没关系”。电话那头的人几乎是将整篇文章写了什么给我全部交代了一通，每个细节都过问了一遍，包括我家是不是真的住在高层，我是不是说过某句话，何伟在文中提到的某句措辞从我的角度出发是不是准确……有好几次我都想说，“这重要吗？”

同样疑问后来又数次冒出。他的很多文章我都有帮忙前期调查联系，进行一些中文资料的查找，免不了被事实核查员核查。在每个他发表文章的周一前几天，我就会心里吐槽，“事实核查员又在‘发疯’了！”每一个场景描写都必须拿出看得见的图片或视频证明，每一个数据都必须有两个以上可信赖的来源支持；到底是“很多”，还是“一些”；到底是“某个”，还是“某几个”……很多时候，我都是一边骂骂咧咧地回邮件，一边对这篇非虚构作品的真实性感到十二万分的放心。

他对学生说起这个在埃及负责收垃圾的人赛义德，脸上浮现出温情的微笑。他不是那种“吸血鬼”般的写作者，扑在采访对象身上“吸血”完毕，拍拍屁股就走了。他说不久前还跟赛义德通过电话，他一切都好，没有生病。

何伟似乎尽力和自己采访过的每一个人保持着联系。这两年他在数次回访涪陵时，见的还是九十年代那群学生，那些老朋友。后来他去过上海、杭州、义乌、张家口……也是处处拜会旧友，也从他们那里得到新的故事，寻获新的采访对象。我曾经根据他提供的一个手机号码，帮他重新联系上几十年前丽水的一位老友，对方一听他的名字就爽朗地笑起来，一口浙普脆生生的：“我当然记得他啊，那时候他对我们很好的，欢迎他再来玩儿啊！”

他之前在中国的那些年，似乎是某种意义上的黄金时期。这两年，我有时候帮他联系采访对象，会说他是“作家何伟，大学教授”，在做某个研究，好歹先让对方应承下来。很多人见了面才反应过来他是个老外。碍于面子，也没有拒绝采访。只是转头给我发微信，“他是个外国人啊！”我一边装傻，一边对他很有信心。他很懂得怎样让被访者说话，问对方什么样的问题，怎样随机应变。

也有一部分人一听要“采访”，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赚钱还来不及呢，凭啥跟你聊啊？我的新闻从业经验有限，有时候实在没办法了，问何伟，可不可以先找个什么理由，说你想跟对方谈个生意，先见到面再说？他语气严肃地讲，不可以，你必须要一开始就对对方说明来意。不用说太多，但是要说明。

他很少这样认真地教我做事。我后来想了想，他大概是很怕《纽约客》的事实核查员。

何伟给学生的临别赠言

讲完赛义德，何老师又对学生抛出一个问题：注意到文章中成对出现的事物了吗？

文章里成对出现的事物有很多，他的双胞胎女儿，同一栋楼的双胞胎兄弟，法老与王后，上埃及与下埃及……古埃及人本来就拥有一种“双生”的世界观，就连“时间”也有两个单词，neheh和djet：

一些学者告诉我，现代人大概不能充分理解这一概念。我们已经对线性的时间习以为常，一件事发生，另一件事随后：革命爆发，接着来场政变。这些事件与重要人物做出的行为一一累积，写就了历史。

但古埃及人从未按照我们的定义来书写历史。事件（kheperut）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打乱了自然秩序。相反，古埃及人生活在“周期时间（neheh）”当中。Neheh关乎的是日升日落、季节更替与尼罗河每年的涨落，总是循环往复，更替接续。而Djet呢，则是静止恒定的时间。法老驾崩，便进入djet，进入诸神、寺庙与金字塔中的时间。把尸体做成木乃伊，就是人类对djet的体现，艺术也是。在djet时间中，有些东西已经完成，但不会过去；永恒地存在于当下。

何伟无疑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写文著书如此，课堂上也是如此。他把两个时间概念放在一旁，模仿起埃及总统穆尔西（对，猫的名字是从这里来的）被关进笼子出庭受审，发疯大喊“我是共和国总统！”的样子，活灵活现。还把文章中出现的各种阿拉伯词汇教给大家，一本正经地要纠正每个人的发音。

他又讲起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一位犹太物理学家给他写邮件，说自己一家人是多年前被驱逐出埃及的，根据文章中的各种描述，他们很可能以前就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何伟请他发来照片，描述了种种细节，结果发现这一家人从前竟然就和他们住同一栋公寓，而且这位物理学家有双胞胎姐妹，竟然名字也和Natasha与Ariel几乎相同。“这是什么样的小概率事件啊！”在教室里的一片惊呼声中，何伟总结说，“对于非虚构写作，时间很重要。时间可以帮你成为一个作家，一个记者。时间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时间可以帮你记得一切；时间可以透露更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和细节；故事永远也没有结束；生活在循环往复。”

时间记得，故事未完，生活循环往复。我在几年前就应某杂志的邀请翻译过这篇《家猫名唤穆尔西》，与编辑进行了认真的打磨；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译稿未能发表。而今天的“最后一课”，他恰巧就把这篇文章作为阅读材料来分析。我因为熟悉文本，对其中细节几乎耳熟能详，听他讲其中故事与写法，体会特别深刻。原来一切的因，都必然有果，故事果然是讲不完的。

2019年的夏末我第一次在成都与他见面，他穿的是自己那件标志性的水绿格子衬衫，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手上戴了一块黑色电子表。今天在大学校园的最后一堂课上，他仍然穿着那件水绿格子衬衫（他是否有多件一模一样的衣服呢，这个问题我从来没问过，也不关心），左胸的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手上戴一块黑色电子表。我想下次再见时，他应该还是这身水绿格子衬衫、钢笔、黑色电子表的行头；如果要我给他画像，不需具体面目，光此三要素足以。要我说，他这身装扮似乎就存在于djet当中，被静止恒定的时间封印。

我带着《江城》去涪陵那次，经过何伟和李雪顺的指点，再根据书中叙述的种种，成功找到了他以前住的那个公寓楼。曾经特地提供给外教的高级公寓楼如今已经荒废，剩下一些没有搬走的盆花，无精打采地煎熬着最后的生命。书中的“涪陵师专”也已经改名“长江师范学院”，有了一个全新的校区。但我站在那栋楼下，隔着楼的缝隙望着碧绿的乌江水，竟然听到书中描写的轮船汽笛，“呜——呜——”若即若离。我瞬间就有种穿越之感。城市和时代在变化发展，文字留下的感觉永存。

何伟用作品记录下的这些地方，“已经完成，但不会过去；永恒地存在于当下。”无论是九十年代的涪陵，奥运前后的北京，过去两年的成都，还是正在发生着，且未来还会发生种种大事的中国。

就像他在那番“时间论”之后给学生的赠言，“时间就在这里，事情就在发生，请你们记录一切。”

我曾在出发去写一篇特稿前，特地上门请何伟和Leslie给我进行“紧急特训”。两位非虚构写作大师给我讲了些采访要点，问问题的技巧等等，但最重要且不断被重复的一点，就是“记笔记，录音，拍照片，记录一切。”

这里的“记录一切”，是作为非虚构写作者的工作技巧；而何伟告诉学生的“记录一切”，则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责任，一种态度，还有，他的希望。

说完这个希望，何伟平静地说，“就这些，祝你们好运。”并用一声干脆的中文“下课！”结束了他在四川大学的最后一课。

学生们迟疑了一秒，鼓掌致意，却也并不热烈。

（完）

何雨珈，自由译者，撰稿人，吃货厨娘，在肉汤“咕嘟咕嘟”的BGM之中不那么潜心地从事翻译工作。译有《鱼翅与花椒》，《川菜》，《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丹麦女孩》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