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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关于“何伟卖车”的文章没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有必要给大家汇报一下，已经有一些人联系了帮何伟卖车的朋友，大概率能够成交，非常感谢大家。
其实我也有一个私心：如果实在没人买我就买下来，作为有杏书店的一个“流动书摊”，上面放何伟的书，可以开到一些地方。
我自己买过所有何伟著作的英文版，全部都是在淘宝上买的，前些年淘宝店铺还可以买英文原版书。
在他的所有书中，我最喜欢《甲骨文》。这本书中写到陈梦家的故事，他在《1984》出版不久就读了该书的英文版，文革开始不久，他看到一些场景，认为某种生活要来了，就选择了自杀。
我硕士读的是现代文学，早就知道作为诗人的陈梦家，他1949之后的经历却是我忽略的。也是在《甲骨文》中，我读到了巫宁坤和他的《一滴泪》的故事，后来到处找《一滴泪》这本书。
这说明，何伟是懂中国的。
疫情开始，他在《纽约客》上的文章称赞了防疫管控，这让很多朋友感到不爽。我当时也很失望，后来能够理解了：他是在为美国读者写作，心中作为对照的，可能是美国的“乱象”吧。
何伟是爱中国的。这种爱现在看来有点不合时宜，美国人怪他，一些中国人也怪他。
他的《寻路中国》在中国最受欢迎，可能是书名的原因。很多中国人也都在“寻路”，过去一百多年，大家都在寻找方向，这也是中国人热爱宏大叙事的原因。
但是何伟对宏大叙事没有太大兴趣。我读研究生时的一位同学，是何伟在涪陵师专当外教时候的同事。她昨天转发我的文章，告诉我：在涪陵的时候，何伟和“同事们”其实没怎么成为朋友，大家因为种种原因，对这个外国人有所警惕。
和他成为朋友的，是他的学生和他接触的“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人，后来他一直关心自己当初的学生，就像一个普通而热忱的老师一样。这是理解何伟最重要的一个角度：他关心的是中国普通人，而他也把自己当成是普通人。
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中国拥有这么多读者。他对中国的理解，是“正确的”吗？或者是“深刻的”吗？这并不重要，因为中国是如此复杂，并不是只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但是，有一点是真实的：他对中国的理解，拥有广泛的共鸣。
他的意义也在这里：给中人一个视角，“原来我们在一个美国人眼中是这样的。”很多人因为这个视角，获得了某种灵魂出窍的时刻，有温暖有鼓励，也有珍贵的幽默感。
对读者来说，这是最好的时刻。就像周有光先生有一次强调的，“要从世界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看世界”。但是，作为中国人，出国很难，外语又不好，你如何能够从世界看中国呢？何伟就是老天给大家的那双慧眼。
这种“外部视角”当然也有局限。但是我仍然认为这很珍贵，而且心存感激。
最近在读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的一些书。她1948年出生在上海，父亲是当时圣约翰大学（周有光就是从这里毕业）的老师。1950年，裴宜理和父母一起到东京，等读大学才回到美国。她在一本书的前言中谈到，自己对中国的感情，使用了“回到故乡”这样的说法。
她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一些人也不认可。但是，她博士研究的是“华北革命”，中国刚开放国门，她就申请到南京大学访学，到“淮北地区”实地调查，这真的很可贵。
我愿意把这理解为“人类身上珍贵的天真”。
我在哥大访学，有一次拜访黎教授，他已经很多年不能到中国了，但是一直在帮助到纽约的中国人，帮高耀洁解决在纽约的各种生活难题（刚来的时候甚至陪她买面包），申请低保，组织一个学生小组，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帮助高医生。
我问他一个很“中国式”的问题：你帮助过这么多中国人，谁最让你失望？
我想，一定有忘恩负义、或者后来变得不太体面的人。他笑了：没有，没有一个人让我失望。这就是“珍贵的天真”。如果有这种“分别心”和功利心，他就不可能坚持这么多年，对中国人“无差别”的爱。
我认为何伟身上也有这种天真。如果没有这样的天真，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为什么要跑到中国去呢。
有一次见到Ian Johnson，他知道我从成都来的，告诉我：“我和Peter是好朋友。”“哪个Peter？啊，是何伟，Peter Hessler。”
车卖掉，可能，他以后就变回Peter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