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张丰为美国人何伟（Peter Hessler）写了一篇《已到路的尽头：何伟要卖车了》
何伟要卖的这辆车，我2020年拿到驾照后，在网上看了很久——CRV四驱，新车大概要20多个W。
何伟的这辆车里程刚过1万公里，希望他能在低行情下卖个好价钱。
我隐约猜得到何伟必须离开中国的原因，但我不会说，或者说不敢说。我没有内部信息，也不认识何伟两口子。但时代的泥石流滚滚而下，你是姚明还是潘长江，归宿都一样。
何伟如今在成都丢掉教职，跟当年到涪陵谋得教职，就像一本书的终章和开篇，看上去颇多抵牾，严重点说是新篇章背叛了老黄历。
但正因为如此，这才算得上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作者和主角都活到了最后一页，只是都不会在彼此的续集里露面。
在口罩期间，何伟写的一些文字很被老读者诟病，认为他过于迁就和支持管控。我看过其中刊发于《纽约客》的一篇，非常失望，何伟居然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
“在我看来，中美抗疫表现的不同还与教育和努力程度有关。抛开中国学校教育中所涉及的政治理念不谈，中国的这套制度的确是引导人们尊重科学的。此外，勤奋是另一个核心价值观，社会因此变得更加欣欣向荣，且并未丧失向上攀登之志。”
不是每一个作家都能像奥威尔那样，把故事和评论都写得同样好。何伟这些话，充分现实了他对中国某些维度的无知与幼稚。
我也决定不再读他的东西。
回想起十几年前，“非虚构”还远不像今天这么时髦，我第一次读到《寻路中国》时的欣喜和震撼。
作为闯入者时，何伟的打量，与中国人的日常很容易催发出化学反应。在中国写作者习焉不察的空地上，滚起雪球，越滚越大，最后隐然有雄迈的气象。
但当同样一个人，一个视涪陵为故乡的成都居民，被红袖章岗哨、铁皮围挡、采样棉签、体温计和二维码规训一段时日后，禁不住为这些辩护，倒也可以理解。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斯德哥尔摩。
但至少中国题材上，他很难再带给我惊喜。
这样的何伟注定尴尬。对一些人来说，何伟是个麻烦。他是很和善，但在某些环境下，忠实记录就等同于恶意。
对张丰等另一群人来说，何伟像是一枚风向标，一条热带鱼，可以证明风向和水温尚未完全崩坏——在日趋板结的国土上，还可以残存一点共识，容许一个人——哪怕是洋人，从主流叙事旁逸斜出，为文明遮点羞，留三寸体面。
恶意和期许，何伟都是担不起的。走了也好，以他的才华，写作主场可以是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