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人设”是谁设置的？是林生斌刻意扮演一个能赢得舆论同情和支持（从而带货）的人设，还是舆论期待林生斌有一个能满足大众悲情审美和道德想象的人设？这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撕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看故事的毕竟是看故事的，无论这故事在别人身上是多大的痛。无论如何，舆论应该是鼓励、帮助、乐见一个深陷巨大不幸的人从不幸中走出来，勇敢地活下去。
杭州保姆纵火案近日因为悲情受害人林生斌“组建新家庭喜得一女”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一些争议。有人看到的是林生斌渐渐走出悲剧阴影，最不幸的人终于开始新生，让人有了丝许慰藉，愿其“一生被爱、一生可爱、往后永远平安幸福”“听闻近日喜得爱女，祝她聪明灵秀，美丽无边”。有人则在心理上感觉别扭，觉得他一面在媒体塑造痴情人设，一面重新结婚生子，是不是对舆论的情感欺骗？林生斌亡妻的哥哥在社交媒体透露的矛盾争端，委婉表达出对林生斌的不满，加剧了舆论的情感反噬。
怎么看待这种争议和反噬？我的总体观点是，对承受过世上最不幸、突然一无所有、从生不如死的鬼门关走回来的人，有点儿善意。保持热点介入的边界感，在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有一个尊重他人的权界。我们这些“看”别人故事的人，不要在自己不可能有同样痛感和对称信息的事情上妄加揣测和判断。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判断时更该多点儿谦逊和包容。
其一，对于属于别人家务事层面的事儿，我觉得还是少点儿掺合，那里有很多信息不对称和不足为外人道的情感纠葛和恩怨日常，外人做不了家务事的道德判官，千万不要入戏入深，产生一种“你的赔偿款是我们舆论施压帮你谈下来的、所以你得按舆论意愿分配”的僭妄。其二，对于缺乏事实证据、全凭臆想的种种纵火阴谋论，半个字都不要信。在确证的事实和证据呈现之前，把愤怒给憋回去，不要在愤怒的回音室里编一个让自己愤怒×10的故事。其三，林生斌是一个常人，不要在同情中把他圣化，更不要在时间磨去同情后将他魔化，常人只是常人，终究还要过常人的平静生活。林生斌需要走出来，舆论也要“走出来”。
社交媒体全面侵入日常的传播语境中，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像杭州保姆纵火案这样的事件中，公共性与私人性深度纠缠，形成了当下剪不断的尴尬冲突。这是一个家庭悲剧，也是一个涉及公共安全的社会悲剧，当然有着强烈的公共性。所以一曝出就以轰动性的方式触动舆论神经，细究原因，痛谴无良保姆，愤怒追问物业，施压当地相当部门，以各种方式安抚生不如死的林生斌及二老。这是舆论天然的正义感，这种突然家破人亡的不幸太让人无法释怀，让罪犯得到惩罚，让如果及时救援本可避免如此重大死亡的物业付出代价，让天底下最不幸的人多得到一些赔偿，多感受到人间温暖，公众才能稍稍心安一点。
这种“我们为你做主”的舆论父爱主义，对推动事件的进程施加着压力，同舟共济，形成“我们跟你在一起”的动人氛围。但也隐藏着在某个时候必然会爆雷的公私冲突。舆论正义凛然地“接管”了这事儿，便有了一种“我们要管到底”“你要听我们的”“你要按我们的去做”“你不能让我们失望”“我们对终极正义负有责任”的主导欲，公共性与私人性便不可避免地混杂在一起，为反转和翻脸埋下隐患。靠，我们为你痛哭流涕，你却早已有了新欢！
公共性与私人性在保姆纵火案中是这样渐生冲突的：很多人觉得，物业赔你林生斌的钱是我们舆论“帮你施压”你才获得的，所以分配必须让舆论看得见，且要由公众判断分配是否正义；有人觉得，你林生斌在公众面前“树立”了痴情的人设，你的“生不如死”得到了公众的同情，就应该在重新开始新的婚姻上“符合”公众期待，维持痴情人设；有人觉得，林生斌一直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向公众展示着自己的伤疤和对妻儿的想念，可新婚的事却一直“瞒”着舆论，让人无法接受。你一边怀念一边生女，是怎么做到的？——舆论帮了你这么多，同情了你这么久，你却“偷偷结婚生子”，并“独享天价赔偿”，这可能是舆论巨大情绪逆转的关键动因。
每当有人向我咨询“一件事要不要诉诸舆论曝光求取正义”时，我都会建议其考虑清楚，有没有做到全面把自己暴露在舆论下的心理准备，不能只考虑舆论对自己有利时才接受舆论，更要考虑当舆论对自己不利时能不能接受围观？“自己实现某种维权目标”后能不能接受舆论的继续围观？能不能接受舆论越过公共边界对你私人事务的围观？林生斌作为悲剧当事人，被卷入举国舆论关注之下，得到舆论极大同情，后来以“悲情形象”呈现和活跃于社交媒体，可能没有意识到舆论“你这事儿我们管定了”可能包含的对其不愿让渡之私人事务的包揽。舆论最不能接受的是：“隐瞒”新婚。可能在林生斌看来，这是他的隐私，这是他自己处理情感和伤痛的方式。
“深情人设”是谁设置的？是林生斌刻意扮演一个能赢得舆论同情和支持（从而带货）的人设，还是舆论期待林生斌有一个能满足大众悲情审美和道德想象的人设？这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撕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看故事的毕竟是看故事的，无论这故事在别人身上是多大的痛。无论如何，舆论应该是鼓励、帮助、乐见一个深陷巨大不幸的人从不幸中走出来，勇敢地活下去。遭遇这种家破人亡的打击，活着比死去更不容易，不要让悲剧延续。
公共性不要吞噬私人性。我总觉得，舆论要有“爱”，但不要有逾越公私边界、包揽一切的“父爱主义”。舆论是公器，捍卫正义是公器的责任，不能有那种“我们帮你讨回了公道、你就该把自己全面暴露到舆论下”的恩主意识。舆论有义务保护弱者，捍卫社会正义，在法律框架下帮着受害者讨个公道，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在事件的“公共性”方面得到解决后，应抽身退场时该及早退场，把私人的留给私人，时间能解决的留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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