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志标
发生在2021年夏天的郑州水灾、南京疫情，固然在全程发展中聚焦的几个点，如地铁五号线、京广隧道、禄口机场破防、玄武湖开关园等，围绕这些具体事件的争论相当多。不知对不对，但感觉一个超越具体事件、具体城市的共性浮现出来。
这个共性就是，城市居民与城市主政者的关系，已经大不同往年，二者越来越难以区分。哪怕主政者有许多不是，市民在意的不是政务失职带来的阴影，而是十分敏感于加诸外界的批评，将针对主政者的意见主动认作对自己的不满，相当抗拒。
恐怕连主政者也会惊讶，当他们的某个职责没有尽到，导致社会危险的时候，尤其当舆论空间中的“外地批评”蔓延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受到了“保护”——市民们会冲上前，正面杠上舆论，同仇敌忾地捍卫“我城”荣誉，不许别人指指点点。
在这种局面下，你会发现，公共批评会面临困难，无法稳住焦点，跑焦是随时会发生的。比如，玄武湖的开园，成为南京以外的人责备南京防疫不力的证明，因为不够严肃紧张。可在相当对南京居民看来，这种批评是小题大做，甚至竖起“玄武湖不背防疫不力的锅”。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观点，因为对玄武湖开园的不满，并未导致“玄武湖要背锅”的论点。批评者在意的是，南京防疫应当与它导致的一系列外溢相匹配的严肃态度，开园无法证明这个态度。尤其当玄武湖官微以挑衅姿态面对批评时，这种不满又更加强烈。
玄武湖确实不必为防疫背锅，但外界的批评也不该为关闭玄武湖这个决定背锅。无论是开园还是闭园，这都不是外界能决定的，但外界批评的着力点，是希望与南京居民讨论亡羊补牢这回事，却被后者中一些人以为是干预“南京人”的生活权利。
作为在南京读过几年书的人，老实讲，我不知道“南京人”是个什么意思？但很有一些南京居民以此自居，由此迸发出拒斥说三道四的动力，确实是有意思的现象。当你认同并使用这个集合名词时，你就不再是你了，兴许会变成很让人厌恶的人。
有的意见言之凿凿，认为别骂南京，南京人有生活的权利。在这种说法中，是找不到论者的一丁点自尊在的。舆论中的批评声音，是对南京拖累全国防疫的不满，是希望南京迎头赶上，行政能力赶紧归位，这不是“骂”，这是一种唇亡齿寒的郁闷之情。
南京人生活的权利，从来不会因“批评”而消失，即使玄武湖关闭象征性地影响南京居民的生活方式，但这个影响一是暂时，二是轻微。根本上来说，关闭玄武湖或者说更多社交隔离措施，甚至像1912那样的地方受影响，一切的源头难道是外界的批评吗？
公共生活作为一种公开议题的公共参与方式，先是在郑州那边无法展开，然后在南京这里遇到抵抗，更别说之前疫情的广州了——在对照南京疫情的同时，竟然有声音洋洋自得：怎么没人骂广州领导。较之南京居民对批评的抗拒，这种观点简直是谄媚到跪低。
流调追踪+社区防控+大规模核酸筛查这套有效组合，广州做得确实有力，但不代表没有批评声音。实际上，在荔湾封控的核心社区，因为转移隔离、物资供应等有过相当多的意见。当事人没有骂市领导，不代表市领导让人满意，这是非常简单的逻辑。
与广州疫情同时出现的，是广州居民反对砍伐大榕树一事，有许多隐忍的批评。可见，在广州不是没有人“骂”市领导，而是有许多批评。更何况，现在市民很可能不知道市领导姓氏名谁。对比张科长、六百帝那会，市领导“隐姓埋名”可谓明智。
通过踩南京疫情，来抬高广州市领导多么高明，兴许某些广州居民会感到与有荣焉。但这种借助所谓城市共有的荣光，来替领导擦鞋的举动，市领导若有谨守，恐怕也会觉得脸红。自媒体将媚众与媚俗搅拌混合的谄媚配方，除了无谓的粉饰就是实质的欺骗。
不管是南京居民在玄武湖闭园一事上的情绪，还是借南京疫情在广州媚上，都显露出一种在社交舆论上的新情况：一是主政者与市民出现了不可分割性，二是市民除了缴纳税金，还要不时进贡语言贿赂。一些自媒体在商言商，投机性地助长了这种氛围。
从前的广州某周刊，总结过爱广州的60个理由，现在看来无一成立。在旧的理由清单不复存在的时候，捏造新清单的机会降临了。有些自媒体跃跃欲试，比如将“离北京远”扭曲为“为国挡病毒”云云。爱的终极方式是悲伤，但不妨碍有人丧事喜办。
南京作为一个曾经有活跃大众化媒体的城市，也曾有过非常市民化的公共生活。电视的民生新闻加服务导报等早期市场化媒体的竞争，一度让南京成为可敬的古都。但就公共生活衰退的程度而言，南京与广州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从市民与主政者关系可见一斑。
南京不必承受额外的批评，就像广州无资格消受过度美化一样。现在的问题是，城市的居民心态已经逆转，善待公权与恶猜个人的认知框架已经固化，并且成为三观之源，向舆论空间输出言不由衷或无意识的赞美，机巧的伪装驱动群氓意识，别有所图。
主政者与市民不可分割，表现为不把自己当公权的“外人”，有着强烈的代入感，进而表现出高服从性。这在2009年广州垃圾场建设风波，诸多城市的公共事件时代不可想象的。一座城市的历史，行至眼下，全新的政、民关系实在是值得研究的。
市民意识中对行政权力的全新看法，不仅支配者主政者与市民的互动方式，也决定着城市中的危机形态，以及对危机的处置模式。郑州五号线地铁中，那些不安但仍静静等待的乘客，京广隧道中愿意呆在车里的遇难者，或多或少都显露了这方面的端倪。
五号线涉及到的行政指挥系统层层等待命令，证明这股系统有着强烈内化的动机，无需向“外”负责——因为这个“外”，着实是不见了，消失在市民与主政者高融洽性的关系中。先是市民在象征意义上泯灭于政务操作系统，而后才是突发灾难中市民的实际处境。
公共生活本可以作为区分主政者与市民的良好空间，为政、民互动提供更多的弹性和张力，这是政务自省的依据之一。可随着公共空间成建制地消退，这一反馈机制不复存在，主政者对市民意志的高度吸纳，政务自为的疏漏，很可能是致命的。
即使是一些平常对政务不满的人，也在为南京防疫辩护，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现象。因为全新的政民关系使然，市民有了一个优先级的排序，自动将政务权威置于头顶之上。在似乎是为公共发言的时候，继续论证政务的正确性，这种市民反馈有点糟糕。
从城市主政者的角度，新型的谄媚配方即使更怡人，也同样隐含着脆弱，饮下媚上这杯酒，很可能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公共空间的匮乏确实可以为施政扫清民意挑战，但这种匮乏意味着反馈机制的缺省，由此埋下的隐患，恐怕需要打起十倍自察的精神才行。
而那些无视公共生活举步维艰的现状，在权利话语上抱残守缺，甚至不能实事求是地看见上述变化，只可能得到一个结果，那就是看似的直言不过是怯懦地回避关键问题，仍是迎合或者被吸收到强势那边，在浮游流量之海的时候，沦为卖直之人。
大自然主宰农村居民的命运，城市本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自然本是市民的风景，而不是命运之手。但郑州、南京上演的这些磨难改写了这些既定的规律，这种很可能致命的改变，要说只是偶然与个案，而与城市行政与居民蜜月关系无关，是没有说服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