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发布了调查结果：根据原上海医科大学1999年1月修订的《科研型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细则》，认定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符合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附录综述部分存在写作不规范，不影响博士学位论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不构成学术不端或学术不当行为。
这一结果不算太意外。早在2010年夏，当时就有人指控历史学者朱学勤的论文存在剽窃抄袭，如“将间接引用伪装成直接引用”，但最终复旦调查结果是：承认其论文“在学术规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剽窃抄袭的指控不能成立。日前公众号“学术那些事儿”翻出这一往事，底下最高赞的留言就预言：“大概率张文宏的调查结论也是如此。”
现在的调查结论，紧扣着“符合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这一要点，委婉地承认当下的指控并非无故，但二十年后更严格的学术规范，不能用以追溯、否定当时的要求，因而指控不能成立。
这样一个结果，恐怕是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最大公约数：既避免卷入纷争，也坚持了当下更严格的规范，更不用追责校方当年存在失误，只不过是学术规范本身在演进了。
至此，这件事可说已尘埃落定，虽然肯定还有人会继续追击，特别是在学术规范上较真。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教授此前力挺张文宏对病毒流行的观点，但在复旦公布调查结果之后，他却对此不满，认为“某大学显然是为了支持个人，一位有优点、做过利国利民好事的个人”，质疑“是否支持一个人，就全面改写学术规范”。
他坚称，还有更妥当的解决办法，例如可以在复旦取消张文宏学位的同时，华山医院、上海卫健委仍保留其全部职务，这样“不仅保护了个人正确的部分，也告诉所有人，原则仍然是原则，对仍然是对、错仍然是错，不因为个人而改变”。
不少人对饶毅的观点感到震惊，认为他这是“糊涂了”，但他可能只是比普通人更看重学术规范本身，对他来说，那是神圣的律法，不可以为任何一个人而有所扭曲。因为就像西谚所言，“令人同情的案由制造恶法”——如果为了特定某个人的处境而予以救济，那就势必会扭曲原则本身。
像他这样坚定的信念，想必也不在乎被人说“糊涂”或“被利用”，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公共空间里，即便你是严格的“对事不对人”，但仍会产生政治化的后果，最终在实际上偏离了自己原定捍卫学术规范的出发点，那成了一个难以在现实中落地的理想。
很多人在复旦公布结果后，都欢呼这是胜利，然而这其实并非结束，指控者也未必就真的失败了——他们的指控尽管没有成立，但却仍然起到了一种寒蝉效应，让公众人物明白，假如自己也说了什么政治不正确的话，会招来什么样的麻烦。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张文宏这样的勇气和硬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涉险过关，更不是每个人都无懈可击。
在此，我所在意的并不是张文宏当年是否抄袭了（这还是留待专业人士判断的好），而是在这一事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论战心态：为了批倒搞臭对方，挖空心思地去挖他多年前的黑料，让他最好万劫不能复生。
这次张文宏被黑，并不是因为学术规范委员会重查过往时发现的，而是他7月底的“与病毒共存”论激怒了许多人，到8月14日，遂有“大盛说”爆料说张文宏“涉嫌学术造假”——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只是想打倒张文宏本人，还想进而乘胜追击：“是谁把学术造假的学渣封为学术权威？他们想要干什么？”
这乍看是“对事”，其实最终还是“对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正因为“对人”，才想方设法去找到点“事”，以便“在‘对事’的幌子下‘对人’”。在这背后，可以看出中国政治文化中浓厚的人事斗争传统：任何观点的论战都不只是单纯理念层面的争执，而是以“人”为中心的，必欲打倒之而后快。
有时，事件的起因甚至都让人哭笑不得：日前明星张哲瀚被爆曾去日本靖国神社、乃木神社，在全网的义正言辞之下，他的演艺生涯在24小时内就终结了。但为什么他两三年前的旧照会被人刨出来？这不像有些人说的是美国为了阻止中日友好的“一盘大棋”，而只是因为张哲瀚恋爱了，这引起许多粉丝不爽，于是就去挖坟，找他的黑料来报复他。
在此可以看出这种战术的一个特点：要打击一个人，最好是去找那些让己方在道义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材料，这样才能在道德高地上击溃对手。此时，跟他们说“人无完人，不必苛责”是没用的，因为他们其实也深知“人无完人”，但其逻辑却是：“我就不信你还能是浑身上下找不出毛病的完人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一定能找出点问题来扳倒你。”
不仅如此，这种“问题”常常有着无限的追溯期。这在历代都很常见，一个原本如日中天的人物，往往是因为多年前的什么事被抖搂出来，继而牵扯出更多的事，最后就此轰然倒塌。
这种“挖坟”的手法或许为人所不齿，似乎只有卑劣者才会如此，但确切地说，在我们的传统里，“好人”也会这么干，因为只要认定自己想要扳倒的是恶人，那么这些手段就都被视为正当的。正因此，最钟情于这种手法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正义感爆棚、自视永远正确的人；一种是哪怕自己不信，但把这作为打击对手有效手段的伪善者。
在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公私不分”的特点：一个原本公共的议题，似乎总是难以和个人的特质分离。本来，张文宏不管曾经做过什么，和他的观点正确与否，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但现实中，你却随时可能因为一句话、一件事而遭到追杀。
前些年读《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一书，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最终揭露这位比利时国王在刚果金残酷统治真相的都是一些小人物。我在当时的书评中曾说：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站出来揭露真相的批评者不一定、也没必要是道德完人。
威廉姆斯身为传教士，却在外吹牛说自己拿到过事实上从未获得的博士学位，甚至在致利奥波德国王的公开信中还假称自己是上校，不仅如此，他还赖账、隐瞒未婚妻自己其实在美国已有妻儿；莫雷尔则固执、很少承认错误，甚至对非洲人带有某些种族偏见；至于凯斯门特则是一个隐蔽的同性恋——这在那个时代一旦公开，足以让他身败名裂。
很多人（我们中国人尤其容易）倾向于认为，一个人如果自己在道德上都不完美，那就没有“资格”去批评指责别人。……但在一个公共舆论的时代，一个批评者本身的道德如何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所说的究竟是否事实。
我们只有更多聚焦在“事”而非“人”上，才有望摆脱这些互相甩烂泥巴的把戏，否则这很可能会模糊了真正的舆论焦点，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我们所有人都可能是有缺陷的，都有可能成为他人攻击的把柄，但这种攻击本身却也是真实的人性之一，在任何社会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人性之恶。要指望每个人都没有这样的冲动，可能就像他们指望每个人都是道德完人一样不现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套现代机制，能保障人说真话、做真我的权利，免于被“挖坟”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