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大肆炒作#高校外教违反防疫规定被限期出境#，各种污秽的评论不堪入目。我不认识这位在四川任教的外教，对这则新闻最初的想法，也许是文化隔膜或语言不通，导致双方对于防疫措施，或是疫苗接种分歧太大，尤其因为老外面孔，疫情期间出现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少数民族的地方。
我不愿意用恶意去猜测外教的“种族主义”用心。时隔多年，我依然对在厦门大学曾经给我上课的几位外教，怀有很深的敬意。我也相信，在中国高校有正式教职的外教学者，大都对跨文化交流持有善意，对中国文化有认同。
因此，我也好奇，在网络查找到这位叫Emily Jane O’Dell（艾米丽）博士曾发表的文章。原来，她在去年疫情之初，也以第一人称写过在中国如何安度疫情大隔离的日子，她对中国文化其实有很亲善的理解，每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喜欢穿着当地服饰，解读当地民俗文化，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东方主义表现，或是很多人标签的第三世界代言的“白左“美国人。
但是，我也在她文章，留意到她自述有罕见皮肤弹力病症（Ehlers-Danlos综合征），很担心如感染新冠病毒被迫治疗，可能引发并发症。她也强调自己咨询过的中国医生，从来没有治疗过这种病。
在我的猜想中，可能正是这点顾虑，加上藏区对于对于外国人，尤其在疫情期间外国人活动的多重猜疑，才加重了双方的冲突和矛盾。我无意为任何一方辩解，只是试图寻找跨文化冲突的可能诱因。
如下是她于2020年2月7日发表的文章节选，供参考：
在隔离与地震之间: 在中国的冠状病毒生活
我并无计划在漫长的寒假期间，因为中国爆发的冠状病毒爆发而结束我在这里的生活。我曾计划在几周内将一对一的语言课程增加到每周五次，然后乘飞机去越南岘港海滩休息一下，再开始我的春季课程。相反，我被隔离在中国西部四川的家中，四面八方都设置了路障，坐在我舒适的轮椅和屏幕上，看着冠状病毒肆虐全球。
一月份最后几天，当有关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的消息传出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被卷入了一场正在上演的全球大戏。我曾经在黎巴嫩经历过24次爆炸，在阿曼被折磨(美国大使馆救出) ，在偏远的蒙古被一只疯狗袭击。由于厌倦了创伤，2020年9月我搬到中国，在四川的道教寺院里和功夫大师们一起练习太极，享受宁静的沉思生活。现在，突然间，我发现自己距离一场可能的流行病只有八个小时的火车车程。我迅速进入了危机模式，并确保囤积物资。
我已经有了一大堆口罩，刚搬到四川的时候，我很担心冬天的污染。我还带了美国产的护目镜和橡胶手套ーー我去过大约60个国家，总是试图为任何事情做好准备。为了获得食物，我漫步到当地的农贸市场ーー那里的农民在卡车后面卖水果和蔬菜ーー装上了花椰菜和胡萝卜。一切似乎都在掌控之中——直到人数开始攀升，国际大众媒体得到了消息，引发了恐慌的瘟疫，把反亚洲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从木板上抹去。
我在 Sinophobic 看到的“中国”，以及西方社交媒体上的反亚洲种族主义词汇，并不是我所生活的那个国家。在中国的每一天，我都依赖于中国同事、朋友、学生和陌生人的慷慨、善良和同情心，并为人们愿意不遗余力地帮助我而感到谦卑。关于肮脏的亚洲人和蝙蝠汤的种族主义笑话(社交媒体上流传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视频是在密克罗尼西亚拍摄的，而不是在中国) ，以及对如此众多真正令人痛苦的黄祸的冷漠漠视——21世纪形式。一位美国朋友说，在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将把所有中国人关进拘留营(就像我们对日本人做的那样)。不仅仅是美国，欧洲、韩国和菲律宾的反华情绪也在上升。
对野生动物市场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比如在武汉，人们认为病毒是在那里出现的，忽视了所有的文化或历史背景，转而使用陈旧的种族主义比喻: 看看那些肮脏的、贫穷的人们在吃恶心的东西。当然，不寻常的烹饪食材，源于对低卡路里摄入量的适应，而饥荒已经定义了中国王朝和现代历史的许多时期。许多美国人没有意识到，中国的老年人经历了大饥荒，而他们之后的几代人也难以获得足够的营养。
我自己不喜欢吃肉，但在美国和世界各地，我都曾经亲眼看过各地人享用着青蛙腿、蜗牛、骆驼肉丸、公羊睾丸、马肉饺子、发酵鲨鱼和鹅肝酱，我对此感到震惊ーー显然，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公平的。虽然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到处都是肮脏的动物内脏，但实际上，我这一周都是在外面吃美味而营养的食物: 中式素食、素食印度菜、美国披萨，甚至还有德州墨西哥玉米煎饼(配上美味的鳄梨酱)。
种族主义者指责中国人不关心环境和野生动物，这与我每天在校园里看到的现实背道而驰，在四川省当地的熊猫保护中心，在中国西部郁郁葱葱、景色优美的道教寺庙里，我去那里放松和打太极。事实上，今年秋天我在中国教了一整门关于自然的课程——从 Anthropocene（人类学）到反自然主义等等。我的学生写了关于保护野生动物，保护亚马逊(世界的肺!)的文章，减缓城市化进程减少碳足印。他们还写了关于克隆婴儿的生物伦理学，人类死后的机器人身体，以及大脑-计算机接口。气候变化带来的世界末日般的威胁，正使全球年轻人变成环保主义者，中国也不例外。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为了避免感染冠状病毒，我被隔离在家里，每次我出门，我当地的环境似乎都在变化。首先，我们住宅区的大门被用大木板封死了，除了一扇大门，现在有一张长长的桌子把守着，桌子上的监视器正在检查居民的身份证。接下来，我家附近的一大片地方竖起了大型路障，切断了我们进入当地农贸市场的通道，只有那些街道的居民才能进入。废弃的街道和封闭的商店确实像是僵尸末日。当我和同事去日本一家超市采购食物时，他们在门口给我们量体温，并在我们的手上喷洒抗菌凝胶。我们还应该报告我们的日常位置和身体状况。尽管这一切看起来令人震惊和言过其实，但令人欣慰的是，在遏制该病毒方面采取了如此协调一致和强有力的对策。
并不是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满足于等待它的结束。许多外国人已经逃往泰国和韩国ーー任何地方，在这一点上，这将带走他们。越南航空取消了我去海滩度假的机票。这些逃离的外国人和航空公司是不理智的还是采取了明智的预防措施？在我们这个8100万人口的省份，只有一位86岁的老人死亡。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戴上面具是不是很荒谬？经验丰富的外籍人士告诉我，他们预计这一数字将在未来几周达到峰值，然后逐渐减少。
当我搬到中国时，我遇到了那么多的外国学生和教授，这让我很震惊。我在校园里说过印度尼西亚语、塔吉克语、印地语和波斯语。事实上，今年夏天我在蒙古大草原上一个偏僻的蒙古包里做研究的时候，我拜访了一个住在附近蒙古包里的游牧家庭，他们的女儿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ーー她在暑假的时候从中国免费学习回到了家里。大多数来自亚洲和非洲邻国的国际学生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获得了慷慨的奖学金，而在美国，大多数国际学生必须支付学费。
西方媒体将中国描述为同质化和排外的单一维度，掩盖了中国广泛的外交政策影响力和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内知识产出——他们正在向中国公民和外国人的教育投入大量资金。今年秋天，当我在中国教授一整门关于非洲的课程时，四十个名额都被选上了。从翻译埃塞俄比亚古典文学和制作大金字塔的3d 版画到描写南非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自由斗士，我的中国学生对非洲的浓厚兴趣重新燃起了我对教学的热情，让我在全球背景下更深入地思考中国。
有这么多好事发生，我不想离开中国ーー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是我更想去的。然而，我必须承认，当5.2级地震袭击成都，让我坐在轮椅上蹦蹦跳跳的时候，我确实是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而收拾行李的。像四川的其他人一样，我不得不在一瞬间做出决定: 留在室内，冒着被活埋的风险，还是戴上口罩出门，冒着遭遇大量冠状病毒的风险？地震发生后，中国人在社交媒体上的新年决心从买大房子变成了活着。
虽然我确实打开了行李，但我意识到: 即使我不得不跑回去美国，也会有许多障碍挡住我的去路。通过机场感觉很危险，因为我有一种罕见的皮肤弹力过度症，我不知道我的变异胶原蛋白会如何与病毒相互作用。用我的遗传学家的话说: “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未知的领域，当然，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不感染。”
在中国，我咨询过的医生从未治疗过这种综合症，如果我在这里或邻国需要治疗，可能会出现并发症(可能是致命的)。
即使我自己回去美国，万一在途中感染病毒就医，我也不会有医疗保健，住院治疗也可能让我破产。毕竟，缺乏全民医保每年导致4.5万美国人死亡ーー这比只有十几个美国人感染的病毒更为紧迫。
坦率地说，我对回到美国的家乡感到彻底的恐惧。今年夏天，当我从国务院资助的蒙古研究回来时，我被拘留在肯尼迪机场接受审讯。由于周游世界，疲惫不堪，坐在颈托和轮椅上，我仍然不得不忍受一个小时的时间——（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用令人不安的伊斯兰恐惧症和卑鄙的种族主义盘问，他们无知地认为蒙古是一个穆斯林国家(“那里有佛教徒？我不知道。”)ーー他们也觉得伊朗人应该讲阿拉伯语(波斯语，你这个白痴)。他们还想让我说出我五个常春藤盟校学位的所有课程名称。
“但你真的是在俄罗斯，不是吗?”那个白痴般的询问者从我的包里拿出一份蒙古文报纸，他一点也不知道蒙古文也是用西里尔文写的。
当我问他们，美国那周发生了两起白人男性恐怖分子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他们在做什么时，他们看着我，好像我有两个脑袋一样。
在这一点上，我宁愿在中国死于冠状病毒，也不愿面对美国边境上令人寒心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其腐败和不人道的医疗系统的侮辱。
为了应对冠状病毒的爆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时代的中心威胁”。据我所知，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在多条战线上发动战争，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并挑起不必要的贸易战。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这次冠状病毒爆发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将加速美国就业岗位的回归。利用病人的死亡和痛苦来进行政治游戏是一种卑鄙的行为ーー这种无情的生物政治损害了我们的外交政策和在国外的形象。
因此，尽管我本应该在越南的海滩上度过这个月，我却被困在四川的室内ーー但我充分利用了这个时间赶稿写作。我甚至利用有限食材开始了一个冠状病毒检疫食谱。我没有看新闻，而是在网上听尼姑讲佛法，她们温柔的声音提醒我，我们总是处在一种变化的状态中，安全是一种幻觉ーー我们总是离死亡只有一个可能的时刻。
我认为这种病毒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思考一切变化的速度有多快，以及我们在不同地区和全球邻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有多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