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鲁迅国民性反思的目的，也是为了批判专制制度和暗黑历史。比如鲁迅在代表作《狂人日记》中控诉：“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长期以来，国民性批判被渲染成为鲁迅的唯一标签

有国内的年轻朋友问我，老师你知道郑爽吗？她还是人吗？这事闹得沸沸扬扬，老师你怎么看？

我说我对批评个体道德沦丧没兴趣，郑爽如果是官员或公众人物，那就不一样。青少年时代看报纸时，看过不少感叹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批评报道或杂文，看多了我就看出点门道来：这能叫舆论监督吗？这能叫时评吗？媒体监督人民群众吃喝嫖赌、男盗女娼，这算哪门子舆论监督？这叫哪门子时事评论？中国的问题，任何国家的问题，症结难道只是个体道德沦丧吗？

从那时起，我就对批评个体失去兴趣，连带着也对反思中国文化传统失去兴趣。我就想如果我将来办报，一定要以监督权力为己任，一定要与掌权者死磕，争取把报纸办成无权者权力联盟，办成平衡权力的言论工具。后来我真的办报了，有一次我对专写卖淫嫖娼新闻的记者发火：有本事去写政法委书记嫖娼的新闻给我！

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没有制衡、不被监督的国家，掌权者就是洪水猛兽，都是未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不掌权的普罗大众，如果活在养满狮子的野生动物园中，无不都在丛林社会。

从走出校门的那一天起，我只相信制度决定论。在思考和批评中国问题的时候，国民性批评、文化决定论和人性决定论等，已不再是我援引的批评工具和武器。我已不再对中国人民群众的愚昧和野蛮言行感到义愤填膺，后来也不再对五毛脑残有任何责难和谩骂的兴趣，更不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感到痛心疾首。

相反，我觉得中国人的私德水准并未下降，只有上升；败坏的只是社会公德，污染的只是公共空间，恶化的只是政治生活。这只能说明，中国人所处的政治境遇、制度环境和社会，已变得越来越糟糕、越险恶。

我也因此认识到，任何人、任何族群和社会，都是国家制度和政权的产物，都是统治的结果。任何人的见识、修养、德性及是非善恶观念，都是社会化的成果，并非与生俱来；中国人与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民和族群一样，生来不会更坏，也不会更好，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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