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实施一年多，香港人经历一场「震撼教育」。
国安法条文列明，除非指定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否则不得准予保释，香港人发现，原来未审先还押竟是社会新常态；《苹果日报》多名高层相继被捕、资金被冻结，大家发现7日原来就足以令一间传媒机构被倒闭。
最新被指违反国安法被捕及起诉的，有三名贤学思政成员及前成员，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指控，贤学思政透过街站和平台，呼吁市民勿用安心出行、建议市民习武，以向在囚人士提供物资等，涉煽动仇恨政府、不服从法律，以及煽动分裂颠覆政权。 召集人王逸战、前秘书长陈枳森、前发言人朱慧盈遭指定法官苏文隆拒绝保释，中秋节当日被还押。
国安法传出立法之初，香港官员反覆强调国安法只针对「一小撮人」，事隔一年，政界人物、传媒大亨、新闻工作者、网台主持，甚至不少普通市民，全都在国安法被捕名单之内。
根据警方数字，截自本月21 日，共拘捕153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年龄介乎15 至79 岁。 国安法4 项罪行：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全部罪名都已有人被正式落案起诉，罪成面临最高终身监禁。
这些人当中，不少并非公众人物，而是一般普通市民：15 岁学生、67 岁妇人……也有人因为被控国安法罪名，还押、在囚当中，我们才知道他们的姓名，唐英杰、马俊文、吕世瑜、陈梓华⋯⋯
被捕市民：曾以为不会通过实施
「等等，我攞个RFID 袋收好电话先。」
在访问之前，阿恩（化名）从背包上取出黑色RFID 袋，是她被指违反国安法被捕后在Amazon 上买的，她将一部「危险的手机」放入去，然后包好、封口。 这部「危险的手机」，沿用她被捕时的个人电话号码，她曾经在被捕后的两三天，感觉「有频率地疾一疾，每隔几秒，会听到很细声的『笃笃笃』」，像有人偷听。
她有另外一部手机，则放在台面，每个月都转一次电话号码，用「太空咭」，谈社运相关、较敏感的内容。
国安法之下，警察只要得到行政长官准许，即可进行窃听和秘密监察，不需如一般法例下先得法官授权。 有朋友介绍她重看电影《窃听风云》，「好好警惕自己」，她被捕后才第一次看完三集，心想：原来十多年前已经有这些科技，可能现在的窃听技术，已经去到偷听而不会被察觉的地步。
律师提醒她，平时和人交谈，要假设现场有其他人，说话时要有所避忌，敏感的话题要用暗号。 阿恩认为，国安法被捕后，自己生活有一部份注定会被警察监视。
阿恩说，有其他运动认识的朋友告诉她，一个人被捕后有四个不同阶段：一开头天天绷紧、害怕，之后一段日子会放松一些，犹有余悸；到第三个阶段，大概会告诉自己，「（警察）很久都无再上门，应该无事啦」，但直到一天终于以为自己真的无事，警察就会再上门拘捕。
她形容，自己现在身处第三阶段。
国安法真正立法前，阿恩曾以为这条法例不会通过实施，「（话）立法都系吓大家，等人不要再上街而已」，她当时想，要将国安法摄入普通法制度法庭、司法人员应该很难执行吧，「到头来拘捕我，误堕法网。」
被捕后她还不太掌握情况，反而律师大为紧张，录口供后，律师责怪她：「你知不知国安法是什么？国安法是无限大！可以限制所有事，没收所有东西，你知道去到一个几严重地步？是我们都不知道几严重的地步！」
被捕多月后，阿恩才第一次读国安法的完整条文。 她将整份国安法印出来，每页都揭一揭。 她发现国安法的四大类罪行，每类都已经有人被控告，「我想渠急住将人扔上庭，是想做案例」，「警惕世人，叫人不要做这些事」。
被捕少年：坐监可看书没大不了
另一名国安法被捕者，亚政（化名）是未满20 岁的学生，不是没幻想过会因国安法被捕，毕竟自己曾活跃于社运；但他以前只觉得影响力较大的人，如政治人物，应该是最高危人士，「我的话，IG followers 得100 多个人，拉我为什么？有点浪费力气啰。」
他被警方指在去年一次游行中呼喊港独口号，涉违国安法被捕。
他说，由被捕到今，实质说不出有什么具体影响，自己无银行户口可以被冻结，不过「小蕃薯」一个，又因暂未被控告而不需如那些从法庭保释的国安法被告一样，要守社交媒体禁言等严苛条件。
最大的影响，顶多是增添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亚政估算，如果之后被正式落案起诉，因为自己不算大人物，保守估计还是要坐5 年。 「我很理性地说，其实坐监无什么大不了，只要在入面看到书就好，应该不会太无聊。而且入面坐就不用担心钱银问题，好像轻松过出面。」
国安法是全新法律，现时已判刑的只有唐英杰一案。 阿恩形容，所有事都很浮动，很多不肯定，她只能继续做最坏的准备— 坐监。 「讲真，唯有接受，要判我十年就十年。」她还自我安慰道，至少自己在被捕后，未有立即被扔上法庭，继而还押，反而获得保释，这其实已经比想像中好。
「现在讲国安法，无案例、无道理可言，摆明整班等坐监。如果等坐监，我每一日都系赚到。」
本着「自己坐监自己救」，被捕获释后两星期，阿恩设立了组织「一释尚存」，关注囚权，并支援将囚及释囚人士。 对于坐监，阿恩自言已做好准备工夫，知道如何生存、如何避免被杯葛，渡过刑期可以靠冥想、跑步，自己不至太绝望。
但说到家人，阿恩还是眼睛通红。 政治立场相同的母亲都预料了她要坐监。 她的兄姊已经移民外国，被捕后保释只能靠母亲，连累一把年纪的她担心。 因预期自己要入狱，阿恩提早送了部航拍机给母亲，好让爱行山、影相的母亲有兴趣寄托，有个途径找朋友打发时间。
由当初误以为国安法不会真的立法，到国安法通过后，只以为会拘捕周庭、黄之锋等知名人物，阿恩没想过自己也会因此罪名被捕，也无想过有其他普通市民同样因为国安法被捕。 因为她根本从无打算从政，「有很多人说，食政治饭坐几年、坐十年会预咗，但我们这些人，唔应该觉得自己预咗，所以更觉得荒谬。」
她说，最初高官所谓的「一小撮人」，现时有百多个，好像尚算少人，但其实在100 万人拉1 万人都是「一小撮」，「是但啦，都系讲，大家都知」。
至于亚政，有时从事文艺创作，可以隐晦地表达政治想法。 记者问他，既然可以隐晦、较安全地表达，为何还要在街头大声呼喊？
他回应：「文艺创作不会很多人看到，当然要大声讲，有些讯息要大声讲，先会有人知道，例如要延续某些运动记忆，例如举办悼念活动，我想大声讲是很重要。」
不过他说，接连有人因国安法被捕，以后用权宜之计、较安全的方法，像大家行街但开手机灯悼念不为过，「在不容许反抗的政府下，我想大家要试什么方法有效、什么方法无效，哪个方法安全、不安全。」
他续道：「我做过比较有风险的，其中一个作用可以告诉大家，思考以后的路如何走，出了事，牺牲了，但没有什么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