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虱
在批评复旦大学侵犯学生隐私，高调处理嫖娼男生的事情之前，请容我先打一点字，大致叙述一下，我对“卖淫嫖娼”这个人类最古老的社会问题的个人观念史。
我声明：本人48岁，独身主义，老处男一枚。一向反对嫖娼，至今从未嫖过娼，但是，曾经差一点就失过足。
1994年-2000年是我的青葱岁月，我却困守在山区小镇的一家小国企。
那几年，除了看电视，剩下的娱乐就是打麻将。我经常和同事一起，麻将打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结束，然后，到小吃店吃宵夜、喝白酒。
在那个绝大多数人从未摸过电脑，根本没有网络的时代，人的时间和精力无法像现在一样，可以随时拿起手机，通过刷短视频发泄。
偶尔，男同事喝完酒，还嫌无聊，便会提议，连夜包一辆面包车，去县城洗桑拿，找小姐按摩。
那时候的小县城，只要是靠近城乡结合部的地方，几乎所有巷子，都遍布洗头房。
洗头房非常容易识别。几乎无一例外，门都是窄窄的，里面透出的灯光都是粉红色的。门口总是坐着几个十八九岁或二十出头的小妹。
远远看到男人，她们便会热情地招呼“先生，进来洗头”。
你如果路过，看都不看她们，她们大都比较识趣，不会过于热情。
你若贼眉鼠眼地瞄她们几眼，一旦目光有接触，嗅觉灵敏的她们，立刻便能从人流中挖掘出你这个潜在的客人。于是，马上会站起来，热情地拉住你的手臂……
第一次去洗头房，是1996年夏季。
那天晚上，十二点打完麻将，被几个同龄和中年男同事怂恿着，一起去县城洗洗头、泡桑拿。当时，22岁的我，我对“洗头”毫无概念，就稀里糊涂地跟着去了。
同事带我进洗头房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那是色情场所。只是非常好奇，洗头房灯光这么昏暗，理发怎么看得见啊？
那一刻，我本能般地产生一股举起双手、护住双耳的冲动，心里总担心，理发的时候，一不小心，耳朵被她们剪到。
刚刚坐下来，我就更好奇了。除了几张椅子和沙发，怎么压根看不到一个理发工具？
小小“会客厅”后面是工作区，被一张布帘隔开。布帘后面并排放着几张窄窄的躺床。床与床之间，也用布帘隔开，彼此看不见，但是，声音能听的一清二楚。
布帘后面传出调情的声音，总算让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尽管小姐非常热情地拉我享受她们的服务，我仍然是坐怀不乱。
不是说我这个人有多么高尚，而是我天生患有严重洁癖。不要说找小姐，就是正常性爱，我都觉得脏。（本文对自己的详细介绍“另一种政治启蒙：我的无性人生与公号写作”）所以，我至今还是守身如玉。
当男同事们在布帘后面寻欢作乐的时候，我便坐在会客厅，耐心等他们出来，带我去泡桑拿。
利用这个间歇，我会找小姐聊聊天。
若问她们叫什么名字？名字几乎都不出小红、小白、小青、小蓝……这些色谱的范围。问她们来自哪里，更是瞎编，反正都不是本地人。
我心里总会想，那些同事当中，除了中年男人，有几个跟我同龄，才22岁、23岁，都有女朋友，竟然全都会背着女友，出来开开荤。
天下的男人，有几个对老婆从无二心、绝对忠诚的？男人真的没几个好东西。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时常挂念当年那些小红们、小白们、小青们……她们应该早就结婚生子了，正和中年的我一样，哀叹时光易逝，年华易老。
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只有学历低的青年男人，才会出去嫖娼，以至于第一次看到研究生模样的男生嫖娼的时候，我非常震惊。
2000年，我到厦门打工。那几年，我在厦大后门的胡里山炮台租了个农民房小单间。
房东的卫生间窗户一推开，就能看到沿街那一排店面的地下室。
隔三差五，在卫生间，我总能看到上面那一家发廊的小姐带着男的，进入地下室房间。然后，关上门。
有时候，我会好奇地躲在卫生间，看看他们能在里面“战斗”多久。
被领进地下室的，绝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一般不到二十分钟，就会出来。快的不到十分钟，就出来了。
“战斗”结束，门一开，男的迈出门槛那一刻，一般会先伸出脑袋，警觉地朝四周张望几眼。发现没有埋伏了，便大胆地走出来。
进去的时候，一般是女前男后，有说有笑。出来的时候，一般是男前女后，彼此冷面冷心，好像不认识。皮肉交易，不过如此啊。
偶尔，我会看到和我算得上有一点面熟的厦大研究生，都是27、28、29岁模样的男生，背着书包，大多像是刚刚从学校图书馆的故纸堆里，或实验室的仪器堆里，爬出来，带着一身的疲倦，被小姐领进地下室房间，躺倒在席梦思上。
那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嫖娼原来不分学历。
2004年，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院长屡次嫖娼败露被抓。在中国的网络世界，新闻轰动一时。毕竟，只要是社会文化知识精英出丑，总会成为民间的一道舆论盛宴，引来阵阵欢呼。
很多嫖客们开心：“高级知识分子尚且管不住自己的那个家伙，何况我们这些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的男人呢？”
某些女人们开心：“大学教授都会出去寻花问柳，也难怪我老公了。看来，这并非我人老珠黄、魅力不再，而是男人都管住不自己的下半身。嗨！”
某些贪官们开心：“这帮知识分子，平时总喜欢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搞得自己多干净似的。以后终于可以闭嘴了。”
最让我震惊的是，在我父亲退休之后，患癌去世前几年，我发现，70岁的他染上了嫖娼的恶习。
他经常跟着同伴（一位退休教师），骑着自行车，到郊区一个旅馆去…..他甚至为此专门到药店去买壮阳药吃，小镇一半的人都知道。我是在父亲去世之后，整理遗物的时候，才发现那些药丸。
父亲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是一个公认的地地道道的心地善良的老好人。
父亲的嫖娼告诉了我，也告诉了很多熟人朋友，嫖娼不应该提倡，但是，一个人嫖娼行为与道德水准之间，真的没有必然联系。法律可以禁止，但是舆论不必过度指责。
2014年，博士毕业，我成了高校教师。和全国各地的大学同行交流多了，我惊讶地发现，很多高校的中年男教师，有些甚至是我的同学，已成嫖娼主力。
别看他们平时站在讲台上，满嘴“论语”、满嘴“三字经”，每到夜幕低垂时分，或每次出差在外，他们便活跃在全国各地火车站附近的小巷子里…..
我目前工作的学校是从未听说过，但是，我知道的其他多数高校，都有听说男教师嫖娼被抓的事情。
被抓之后，无一例外，不能再上讲台，发配图书馆。各大高校图书馆，几乎已经沦为嫖客收容所。
……
啰啰嗦嗦，胡扯了这么多，终于可以转向复旦开除几个嫖娼学生事件了。
大学生嫖娼，肯定不对。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是，复旦这一次做得太过分了。本次开除行动，显得非常高调。高调到，堂堂一所百年名校，不惜触犯学生的隐私权，把人家名字全部公开。
我个人分析是，复旦如此高调，不过是为了伪装有道德洁癖，假装容不得任何瑕疵，以此挽救自己近年来被一起起丑闻弄脏的名声。
两年前，一位复旦女博士脚踩四条船，同时劈腿四个男人，不但骗取大量财物，还骗取了几篇博士毕业所需的关键核心论文，用于公开发表。
这位女博士的道德水平，比起那些自己掏腰包的嫖客，比起那些用自己的体力赚钱的小姐，不知道恶劣多少倍。
请问，复旦处理了吗？
不久前，轰动全国的青年教师姜某某手刃学院领导事件，更让复旦蒙羞。
声名日渐不彰的复旦大学，这一次重拳出击，以公布实名的方式，高调开除几个嫖娼学生，在我看来，不过是为了“装纯”，结果，却进一步弄脏了自己。
真正可怜的是那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嫖娼固然不对，但是，成为复旦伪装圣洁的祭品，名字被公之于天下，更是他们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