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刘一霖
编辑/计巍
采写/刘一霖
编辑/计巍
“遇到上官正义你就变孙子了”，有人在贩婴群里说。上官正义是一位民间打拐志愿者，从2007年到现在，他一直以各种身份卧底在“贩婴圈”，追踪各种贩卖婴童及相关产业链的线索。
对于上官正义而言，虽然只能一个人“点对点”地去追踪有限的线索，但每一个小的线索都意味着一个希望，“我自己体会过无助，我觉得我的出现会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一丝希望。”
一次“失败”的卧底周旋
“那边（中介）又反悔了。”上官正义有些抓狂。
这个线索他已经卧底了近一年，对方是一个倒卖“假出生医学证明”的中介。原本当天下午，他要从重庆飞到泉州和对方见面。
8月24日上午，上官正义的时间全扑在了与中介的周旋上。早晨从酒店出发，在附近的小摊点了一碗肥肠面，没吃几口，就匆忙打车——他需要尽快赶往重庆西站，中介突然要求与他在重庆西站视频，核实他的位置。前一天，他曾告诉对方，自己先是从四川隆昌到重庆西站，再至江北机场，坐飞机到约定地点泉州。
上车没多久，中介的视频电话就打进来，还在路上的上官正义只得骗对方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叫了一辆出租车带他到最近的药店买药。对方质疑：“这么大的重庆西站都没有卖药的地方吗？”后来中介还在地图软件上查找了西站附近有没有药店，“幸好还真没有”，上官正义心有余悸。
他知道与对方周旋的一举一动都需要谨慎细致，例如，发过去的话“不能多一个字，多一个标点符号”，如果对方说这个孩子要7万，那你不能直接问这7万里包含哪些费用，而是说“好贵”，对方自然会解释其中营养费多少，打点医院关系要花多少，如果想把出生证明一起办了，还需要再交多少钱……
但即便经验再丰富，总会有新的考验等着他。
出租车到达西站后，上官正义联系中介视频，刚聊几句，对方又再次质疑：为什么在画面里面完全没有重庆西站的标识？他连忙端着手机寻找有“重庆西站”字眼的指示牌，小跑几步看到车站显示屏上的列车时间后，赶紧把手机对着屏幕打消对方的疑虑。
三分钟后，中介打来电话，以办理出生证明的医院近期要进行内部检查为由拒绝了这次线下见面。
在上官正义卧底打拐的14年间，他时常因为中介或卖家临时改变主意而被迫改变行程，“被支配”是他生活的常态。“也习惯了”，他说。
紧张感一下子从身体里抽离出来，他瘫坐在车站座椅上。可能是中暑的原因，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头晕乎乎的，浑身湿透了但又感到很凉。座椅靠背是皮质的，贴着会稍微温暖些，于是他脱下防晒衣，将衣服盖在胸前，双手伸进两只袖子里，他看到防晒衣挨着后背的地方已经全湿了。
上官正义没有和中介抱怨对方的“爽约”。“要按照对方的逻辑行事”，这次损失的700块机票钱即使心疼也不能生气。起初碰到“爽约”的情况，他会气得把对方拉黑，但“在这个行业里，临时更改行程非常常见”。他在这次卧底中察觉，这个中介似乎怀疑自己也是中介，上官正义索性将计就计，“中介是不能心疼这些小钱的”。
他从包里拿出一包抽纸，不停地擦汗，怎么也擦不干似的，手上的纸揉了一团又一团。
“这次接触的中介比以往更狡猾”，上官正义攥着手机说道。与以往对方直接发来办好的出生证明的照片，以证明其“业务能力”的做法不同，这次对方提出直接在视频里将办好的出生证明拿给他看。
上官正义只好一边跟对方视频，一边拿另一部手机录下整个过程，将视频中出现的出生证明，一帧一帧截图保存。
这次来经由重庆去泉州，是因为在中介提供的两张“假出生证明”里，有一张户籍地址显示在重庆某地。如果他能确定这里确实有买方跟中介办理了“假出生证明”，就有证据证明中介的犯罪事实。
视频截图中出生证明上的信息非常模糊，只能大致辨认。上官正义需要上门询问。开门的是一位老大爷，在询问家里是否有“A某”这一人时，对方回答，“没有啊，你们搞错了吧，是B某，我女儿”。当找借口再进一步问到关于孩子的信息时，大爷连忙摆手摇头，关了门。
“能解释通了”，上官正义在电梯里找出截图，仔细辨认，发现买方的姓氏确实是“B”而不是“A”，二者在比划上相近。上官正义判断，这张“假”出生证明的交易已经完成。这让他更确信这条线索，如果不是中介“爽约”，他现在或许已经将线索交给了警方。
从酒店保安到卧底打拐
上官正义从事卧底打拐实属偶然。
在此之前，他曾在河南少林寺习武，19岁进入部队服役。退伍后，他先是在酒店做保安，后又去广州做跆拳道教练，与此同时开始参与义务反扒、反传销等志愿工作。
2007年，在一次成功提供线索解救6个被拐卖花童之后，上官正义因媒体报道而被更多人知道，越来越多的被拐孩子的线索也向他涌来。
上官正义在贴吧创建了话题：如果有贩卖孩子的消息，请告诉我。那段时间，他创建的话题里有170多楼，累积收到了4000多条私信。
起初，上官正义只是在工作之余兼顾搜集和核实被拐孩子的信息。那时他还是跆拳道教练，为了多赚点钱，每天跑四五个馆上课。在不断被拉进多个“寻子群”后，他才意识到，原来被拐的孩子这么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拐卖儿童的高发期。据宝贝回家网数据，1988年至1992年，我国每年失踪儿童数量均超过2500人，其中1990年，失踪儿童数量为3431人。2009年，我国建立了“打拐DNA数据库”，公安部在全国开展“打拐”专项行动。
上官正义潜入“贩婴圈”，从贴吧、QQ群搜集关于卖方和中介的线索，由于线索常常模糊，他不得不请假去当地核实取证，一开始一个月请一次假，到后来每周都需要请假，缺的课也找不到时间补齐。
2010年他辞去了跆拳道教练的工作，“专职”卧底多个QQ婴儿送领养群，每条线索的确立完善短则需要两三个月，多则一年多。通常他需要线上沟通取证，线下见面核实，再将线索上报给公安机关。
除了帮助别人带来的那种价值感， “（自己）能做到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也是上官正义持续卧底打拐的动力。
在广州工作期间，生病住院时，上官正义曾抱着好玩的心态反骗了电话诈骗团伙200块漫游费。后来进一步接触时，他又意外发现这个团伙涉嫌涉枪涉毒，当即暗中向警方报案。对方被抓时，仍不知道被上官正义“出卖”，对他喊“大哥，快跑！”
十多年来总会有被拐的孩子家长找到上官正义求助，他们提供孩子的样貌、被拐的地点、时间等信息。但对于上官正义而言，从被拐一方追溯线索几乎不可能，“我可能只能安慰他们”。陕西蒲城伍兴虎的儿子伍嘉诚是在一家人睡着后，被人下了迷药从家里偷走的。6年多的时间里，伍兴虎穿着蜘蛛侠的衣服骑三轮车寻子。见面后，上官正义看到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伍兴虎头发近乎全白，上官正义想请他去吃馄饨，他拒绝了，说“太贵了”。
2010年以来，公安部建立了与民间反拐志愿者的长期合作机制，在互联网上开通了“打拐”信箱、微博打拐，搭建 “宝贝回家”寻亲网站，派员加入“宝贝回家”寻亲网站的QQ群，指定专人接收、反馈志愿者与群众反映的拐卖犯罪信息和线索，及时受理群众的投诉、举报。
不少人会把线索同步私信给上官正义。收到线索，他要与举报人了解基础信息，排除“报复性”、“利用性”的举报，再从正面、侧面去核实被举报人的信息，是否与举报人所提供的一致，如果属实，他就要判断要不要去当地完善线索，或是可以直接反馈给当地警方。
对于上官正义而言，虽然只能一个人“点对点”地去追踪有限的线索，但每一个小的线索都意味着一个希望，“我自己体会过无助，我觉得我的出现会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一丝希望。”
“我很清醒，也很现实”
上官正义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一两万条微信消息，有些是贩婴群里的消息，有些是其他人发来的关于涉拐、法律方面的求助。
以前他睡觉的时候也会想着会不会有重要消息没及时回，但在饱受失眠困扰后，他决定每天早、晚各花一个小时处理案件之外的消息。失眠，是在卧底打拐之后出现的。
“晚上，大家都感性一些，更容易套取证据”，上官正义曾自学犯罪心理学，他一般会选择在半夜12点到凌晨4点之间联系中介。中介在线时间往往捉摸不定，为了自身安全，他们一般只会在需要联系下家的时候上线，其他时间手机大多处于关机状态。
上官正义盯着手机聊天的界面，一旦对方发来消息，他更不能放松，需要不停想下一步应该如何回复，怎样能让对方说出更多成交的贩婴交易，怎样让对方更信任自己。以不同角色和中介或卖家建立联系后，他会翻看对方的朋友圈，了解对方的兴趣和软肋，以便在交流时顺着对方的思路，获得信任。
一个有用的信息或线索可以让上官正义立马兴奋起来。一旦对方透露出了自己的相关信息，他会立即在互联网上利用各个平台，检索对方的其他信息。
2018年上半年到现在，上官正义一共飞行365次，飞往52个城市，484715公里。上官正义经常睡在酒店，他睡觉前要关闭卫生间的排气扇——“那个声音太大了”。
但还是失眠，整夜睡不着。在吃药、打针、看心理医生都没有效果后，他试图在睡不着的时候，在电脑上写下自己以前的经历，比如，在老家的童年。对他而言，那也是一段无助、没有希望的日子。
虽然一直觉得读书能改变命运，但因为家里穷，刚上初中，上官正义就不得不辍学。他尝试通过采药、捉鳝鱼、养鹅卖钱凑学费，却也杯水车薪。不上学，就得寻找其他的出路，他想走出大山，再也不回来。13岁那年，他跟着一对少林寺表演队去了河南嵩山，6年后他入伍，服役3年。
退伍成为保安后，迈入城市“花花世界”的他显得“格格不入”。下班后他最重要的“娱乐”是看报纸。每天步行一公里去报刊亭，买一份《广州日报》或者《南方日报》。如果遇到重大事件，他会买两份，看不同媒体报道的不同角度。他现在还记得有一篇评论的标题：《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但他能察觉到，自己看报纸时别人眼神里的嘲笑：还真把自己当文化人了，不过是个小学毕业的打工仔。
他对嘲笑的眼神并不陌生。小学的时候，老师问大家的梦想是什么，大家的答案多是将军、飞行员，上官正义对老师说：“想当杀猪匠”。周围的同学哄堂大笑，可在他看来，同学们想当飞行员和将军并不现实，而杀猪匠不仅能吃饱饭，在每家每户杀猪的时候还能吃上猪肉。
“我很清醒，也很现实，我觉得我自己是对的”，上官正义说道。接着他把“我觉得自己是对的”又重复了三四次。
别人问起上官正义的工作，他有时会说“当老师”
更隐蔽的网络贩婴
现在，在卧底打拐这件他同样认为“对的”事情上，上官不断面对着新挑战。
在“专职”自费卧底打拐的14年里，上官正义花光了在广东打工时攒下的近50万元积蓄。现在，他有时需要花妻子的工资才能支撑自己继续跑线索。他知道，经济、身体和家庭已经不允许他像之前那样，“一天两座城市”地奔波。
采访中，孩子打来电话，他会降低音量，轻声细语地说：“爸爸在忙，待会儿回你电话好不好？”吃饭的时候，妻子发来孩子玩耍的视频，他会盯着手机屏幕，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但短暂抽离过后，他又会恢复到紧绷状态，“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先接个电话”……
长期卧底打拐的经验让他愈发觉得，不同的线索往往都指向相似的漏洞。近些年，以骗、抢为手段拐卖儿童的方式，已经被新型的依托互联网的网络贩婴（即买家、卖家和中介在QQ群等线上平台对接，再去线下完成交易）取代，它的隐蔽性更强、涉及地区范围也更大。而为了给买来的孩子上户口，“洗白”身份，倒卖《出生医学证明》和疫苗本的非法产业链也“兴盛”起来。他在卧底打拐的过程中还发现，有中介开始勾结医院内部人员伪造《出生医学证明》。
“如果能从制度根源上堵住漏洞，能更高效地解决问题。”2014年，上官正义针对伪造《出生医学证明》、疫苗本等“洗白”户口等问题撰写报告提交有关部门，并在其中建议“建立全国统一的卫生部新生儿档案系统”、“加强新生儿入户审查”等。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在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的通知中提到，“深化部门协同联动，实现信息互通、工作互动”，“ 对来历不明儿童落户的，要采血检验入库比对，严把儿童落户关”等。
前不久，上官正义联系的中介将“通知”发给了他，说“现在空间越紧了”。但他发现，中介也在不断琢磨着新的法子，如，以收养弃婴的名义进行贩婴、伪造司法鉴定等。
现在，他仍穿梭在各地跟踪线索，每个月提供给警方三四条线索。打拐和家庭之间的矛盾仍如影随形，有时，他甚至希望家人理解但不支持他，在他出差时阻拦他。
“做（打拐）可能没有希望，但不做就肯定没有希望。”上官正义说。
上官正义并不是他的真名，但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处在这个“身份”中，做着这件他认为“对”的事情。
在有限的作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他不打牌，也不玩短视频，“觉得这些有点浪费时间”。除了家人外，他也不会透露自己卧底打拐志愿者的身份，别人问起他的工作来，他有时会说“当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