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乾清宫广场西侧，靠近隆宗门，有一排简陋的平房。与金碧辉煌的宫殿相比，它颇显寒酸，游客们也大多会忽略它。然而，别看它不起眼，它却是大清帝国一百八十余年的决策中枢。
它就是军机处。
军机处为清朝独有，首创者乃雍正帝。雍正为何要设立这么一个“中央军事领导小组”？根本原因是想有效发挥君主集权的优势，而导火索是一场发生在帝国西北边陲的战争。
事情起于雍正二年（1724），青海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年羹尧、岳钟琪荡平。罗卜藏丹津逃亡准噶尔。准噶尔是清廷的老对手了，康熙皇帝都曾披挂上阵，三次亲征准噶尔。
雍正四年（1726），内政整肃完毕，皇帝准备对准噶尔用兵。
雍正七年（1729），战争爆发。军情如火，需立即处理，且必须保守秘密。但当时的政治机构不尽如人意。清承明制，以内阁为国家行政中心。内阁设于紫禁城太和门外的文渊阁附近，而雍正皇帝在养心殿处理政务、就寝，两者相距一千余米。宫禁重重，手续繁多的处理流程极易延误时机；而军报到京，先经内阁也容易泄露机密。于是雍正以需要一个密且近的处理机关为借口，在隆宗门一带的墙根搭建了一排平房，始称军需房，后改称军机房，又改称军机处，遴选心腹允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秘密办理军务。
打开故宫地图就能发现，隆宗门位于乾清门广场以西，正北面就是雍正皇帝的寝宫——养心殿，两者相距不足五十米。一千米到五十米，从内阁到军机处，距离的缩短意味着政务处理的快捷，也意味着权力向皇帝集中。
军机处的房子和宫墙之间有两米空隙，据说这里曾有一条通往养心殿的专用通道。这条路穿过宫墙，经过御膳房，直达养心殿，如今御膳房的宫墙依然留有通道的痕迹。心急的雍正皇帝将军务处理中心迁到自己附近还不够，还要凿出一条便捷往来的孔道。雍正的亟亟求治之心、乾纲独断之望，显露无遗。
西北战事结束后，雍正并未撤销军机处，反而在第二年增设办理文书事务的“小军机”——军机章京。雍正十年（1732），又铸军机处印信，储于大内。一个临时机构为何能存在如此之久、影响如此之大？因为皇帝借着军机处掌握了乾纲独断的秘密，破解了集权统治的难题。
创设军机处，既是对准噶尔用兵的需要，也是集中权力的需要。军机处创设之后，早先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徒具虚名，议政王大臣成为虚衔，无应办之事，有名而无实，在乾隆年间最终被裁撤。南书房虽仍为翰林入值之所，但已不参预政务，主要负责文辞书画。但入南书房行走一直是清代士人心中最大的荣耀，皇帝也常让亲信大臣入南书房作为奖励。
养心殿的西暖阁是雍正皇帝处理政务、批阅奏章的地方。墙壁上悬挂着一副雍正手书的对联，十分醒目：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皇帝不加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集权的渴望。那么，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秘密在于军机处的三个字：勤、速、密。雍正追求高效。军机处甫一成立，雍正皇帝就规定，不管有多少公文，必须在当天完成。即便一天的奏折多达几百件，也必须连夜处理完毕。皇帝要求如此严格，军机大臣的工作就很辛苦了。王文韶是清末的一位军机大臣，在他的日记中，留下了军机大臣辛苦工作的场景。每日寅时初（凌晨三点）天还没亮，王文韶就要入值军机。光绪七年（1881）的元旦，他凌晨两点就到了值庐（军机处所在地），直到早晨七八点才能稍微缓一口气，休息一下。夜里办公腹中饥饿，军机大臣们会在离家前先吃好夜宵。皇帝也考虑得很周到，军机处办公室的门廊下总会摆放着一盘盘烧饼、油条，供大臣们充饥。
凌晨三点，紫禁城内一片漆黑，唯有军机处值庐中灯火通明。不过，最辛苦的人不是军机大臣，而是负责撰拟谕旨和管理档案的军机章京。军机处成立后，权责日重，举凡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事务，莫不经过军机处，单凭几个军机大臣已经处理不过来了。于是军机处成立的第二年，就增设军机章京。起初军机章京无定额，从内阁中书、笔帖式等官员中选调。嘉庆四年（1799）起，定军机章京满汉各十六人，分为满汉各两班。每班的领头称为“达拉密”，由他领着章京们在军机处值班。通常情况下，满汉章京轮流值日，每班值两日。即便是大年初一，军机处也要当差入值。
军机处最强调效率与速度。军机大臣的工作流程生动地描绘了这里的“速度与激情”：军机大臣入值后，约五六点钟，天刚蒙蒙亮，就要去养心殿面见皇帝，聆听皇帝对政务的处理意见，这叫“承旨”。皇帝在征询军机大臣对政务的意见后下达指示，军机大臣就会急匆匆赶回五十米以外的军机处，将皇帝的意思“述旨”给军机章京，章京们走笔如飞，执笔“拟旨”。军机大臣拿着拟好的谕旨，再赶回养心殿报皇帝批准。一来一去，不过一个时辰，许多政务就处理完了。
军机大臣是跪着“承旨”的。久跪辛苦，大臣们总结了一些小窍门。比如他们会在膝盖处用圆夹布中置棉絮为衬里，这样跪着就不疼了。为了免除终日长跪，军机大臣们还练就了简明扼要的本事：无论事情多复杂，一定三句话内讲完，免得皇帝再问。皇帝批文封好后，就会加盖军机处大印，并写明驿递日行里数，交给兵部发驿马传递，或每日行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加急，飞奔的骏马带着皇帝的批文，在帝国的驿道上川流不息。凭着这套交通系统，中央集权的触角伸向帝国各方。
“密”，是军机处最大的特点。军机处成立后，雍正三令五申地告诫属下“臣不密则失身”的道理，并规定军机处外面由护军把守，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太监宫女都严禁私入。甚至服务人员，也规定必须是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小太监，称为“小么童”。十五岁之后，就立刻换新人。而占军机处文书大头的廷寄，与文武大臣向皇帝呈递的奏折，更是改变了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公文惯例。
今天，“上朝批折子”是人们对皇帝工作的主要印象。孰知，清代之前的皇帝是“不批折子”的。奏章摆在皇帝案头，需经过复杂的流程。以明朝为例，当时地方各省及中央各部的上行公文，若有关公事的，叫“题本”；有关私事的，叫“奏本”。这些“本”首先要汇总到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的通政使司，然后交给内阁。内阁先“票拟”附上处理意见，与奏本一同送达皇帝审批。皇帝用朱笔写下意见后再发给内阁执行，这叫“批红”。
明朝中叶后，皇帝对政务懈怠，往往将“批红”权力交予司礼监，让首席秉笔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作“朱批”。明朝这套政务处理流程，虽然开了太监参与朝政的后门，也对皇权形成了制约。因为内阁首先阅览奏章，在皇帝过目之前就拟定了意见。即便皇帝驳回了内阁的“票拟”，内阁也会想法子补救。慢慢，内阁首辅变成事实上的宰相。如果他与首席秉笔太监关系密切，且皇帝年纪幼小，那么决策权就掌握在内阁首辅手中。例如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属下官员上奏本，内阁依张居正的意思“票拟”，政治盟友冯保控制的司礼监再“批红”，“万历新政”就这样雷厉风行地推行开了。
为了避免自己被内阁蒙蔽，康熙中期发明了奏折制度——皇帝亲信秘密地直接呈递报告，皇帝通过秘密报告掌控全局。奏折绕过了内阁，这就保证皇帝不受干扰地贯彻自己的意志，实现权力集于君主一身。
雍正完善了奏折制度。他不仅将有权写折之人扩展至大学士和各省督抚、藩、臬、提、镇，也在保密措施上下足了功夫。首先，密折均直达御前，中间不经过任何人转手；而且密折只能由皇帝一个人批阅，即便是军机大臣也不能过目。
在《朱批谕旨》前言中，雍正自得地说：“此等奏折……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大臣与皇帝之间的密折与朱批由特制匣子传递。大臣与皇帝一人一把钥匙，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够打开匣子。即便如此，雍正还要谆谆叮嘱臣下不要泄露密折内容。鄂尔泰是雍正最信任的宠臣之一，雍正在给鄂尔泰的侄子鄂昌的奏折朱批中告诫他：“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尔泰亦不必令知。”就是朱批过的奏折，雍正依然不放松，还下旨要求具奏人在一定时间内交回宫中保存，本人也不得抄录留底，否则严惩不贷。
那么，朱批后的奏折是如何到达具奏人手中的呢？靠军机处。军机处收到朱批奏折后，先由军机章京将奏折连同朱批誊写一遍，加以保存；原件则密封装好，直接传给上折大臣。有些折子，皇帝当天没有考虑周全，就“留中”不发；另一些极为机密的，只录“另有旨”，连副本也不保存。
雍正靠密折了解下情，推行新政，震慑臣下，清明政治。举凡气候、粮价、养廉、水利等，皆在密折之内，几乎是无所不包。除了这些，精力充沛的雍正还喜欢插手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臣也望风希指，投其所好：雍正六年（1728）六月，河南府孟津县居民翟世有捡到陕西棉花商人秦泰170两银子，没有私自独吞。时任河南山东总督的田文镜在奏折中向雍正陈说此事，皇帝批示：“这是田文镜你教化有方，真是国家的祥瑞，朕很高兴。”由于地方大员多有密折具奏之权，雍正乐得他们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王绍绪由鄂尔泰举荐出任广州提督，雍正担心他过于“善柔，行小惠沽名钓誉”，于是让广州将军石礼哈监视王的表现。在接到石礼哈“王绍绪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的回奏后，雍正依然疑虑重重，又询问了两广总督、署理广东巡抚的意见。得到广东巡抚傅泰的肯定意见后，方才罢了。
任命一位广州提督，就要耗费皇帝如此的心神。在天威罩顶的震慑下，雍正力推的新政，如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也轰轰烈烈地推行下去了。自雍正朝始，密折政治成为清朝政治的主流。军机处扮演枢纽的作用，对于大清帝国走向盛世，功莫大焉。
雍正借着军机处“以一人治天下”，同时也将重担放在肩头。清朝皇帝普遍勤政，而雍正是其中最突出的。雍正四年（1726）五月，皇帝在上谕中感慨地说道，皇考每日上朝，已经是勤政的楷模了；而朕，每天从清晨工作到深夜，又有过之。白天，雍正帝接见大小官员，披览章奏；晚上在青灯下，还要阅读各地的密折，多至二三十件。
据统计，雍正当政十三年，至少批阅过奏折两万两千余件，题本十九万余件，写下了千余万字的批语。与他的父亲和儿子不同，雍正从未南巡锦绣江南、围猎木兰围场。除了生日放假一天外，他就是一架工作机器。君主集权的背面就是放弃休息、勤于政事。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皇帝暴死于圆明园，大位传给宝亲王弘历，新帝年号乾隆。在乾隆皇帝时，军机处彻底成为皇帝的左右手，军机大臣彻底成为皇帝的高级秘书。
本文摘自《军机处二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