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由《报导者》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采访制作。在狱中的人们,新年快乐。

报道:石玉、拉祖、秋园、雨猫、李雪莉

黄雪琴,是中国独立记者。2018年她揭露并参与中国的#MeToo运动,支持多个女性维权的案例。而她的代表作包括《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状况调查报告》、《她曾以为自己能逃开教授的手》《女性抗争者李翘楚:我有英雄情结,但我幻想的英雄是我自己》等。今年9月19日起,她在赴英国留学前夕,因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友人王建兵一起被关押在广州。

生于1988年,今年33岁的黄雪琴在2010年进入新闻行业,曾在《中新社》、《新快报》、《南都周刊》等媒体工作,2015年她决定成为独立调查记者,尽管当时中国不少调查记者纷纷转职。披肩直发,个头不高的黄雪琴不断推出重量级的作品。

2018年1月,黄雪琴第一个揭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性侵女学生的案子,这个报导开启中国#MeToo运动元年,并持续支持当事人发声、维权,参与个案援助。而在2019年6月,黄雪琴参加完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游行”后,她在网站Matters上发表文章,随后被广州公安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指定地点监视居住3个月。

2021年2月,采访团队见到黄雪琴的时候,距离她取保获释已有一年时间,她当时在异地访友,但广州国保却依然跟随左右。这一年,黄雪琴消失在简体中文互联网中──她被要求不得透过匿名写作、境外发表的方式,应对当局的打压,但她仍透过写日记,分享给少数朋友,把国保如何监控与阻挠她工作的情况,记录下来。

2019年黄雪琴曾来台湾,也到《报导者》拜访。2021年7月与我们通话时,她提及自己已拿到英国奖学金,计划在9月20日赴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就读,但她时不时被国保叫去“喝茶”,当时她也担忧说道:“不确定这趟出不出得去。”9月19日,她在出发前一天,广州公安拘捕她与关注职业病工人权益的独立公益人王建兵,公安强迫两人的朋友签署警方编造的虚假口供,指控两人主导了政治性聚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律师多次申请会见被拒绝,而两人的关押地点、身体状况,目前无法确认。对于来自海内外的声援和诉求,中国政府仍已读不回。

这篇报导是采访团队在2021年与黄雪琴采访4个小时内容的浓缩。采访团队问到黄雪琴这一路走来,从揭发#MeToo内幕、表达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想法而受到“关注”,特别在香港事件中,是否后悔发表过那篇文章?她的回答是不后悔:“我不想成为失守的那个人。”

在主流媒体退后,在国家统一敍事淩驾独立声音后,黄雪琴持续自己的抵抗。

“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去抵抗,从生活小事做起。一个人的抵抗不是说那么伟大,做好你的本职,守好你的良心,做记者报导真相,医生把病毒就是会传染的说出来,去医治就好了。但那么多人为什么可以瞒着良心……其实是全民的失责,每个人都没有守住自己。未来我也不知道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但至少我可以说我是那时候守住了自己的人。”

只要讲的是真话,还是能被听到

问:2017年10月,你率先做了《中国女记者性骚扰状况调查》,2018年1月在公号连续发了4篇关于北航陈小武性骚扰事件的调查,那时候你有想过会有中国版的#MeToo(运动)吗?

黄雪琴(以下简称黄):没有预想过。当时我正在新加坡参加一个亚洲记者奖学金专案,专案负责人跟我说有#MeToo这样一个事情。我去看了之后,确实有在想,能不能像她们这样让大家也出来讲。我问此前我知道的遭受过性骚扰的记者朋友,愿不愿意出来举着标语牌子拍照,她们都觉得举牌子满丢脸的,但愿意匿名分享。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方式,就希望不只是我身边的几个人而已,想做一个全国性的问卷,去触及更多人。

当时我思考过可能引起多少人关注,但想的更多是行业里的反思,以为主要会是几个记者出来讲媒体圈的事情。没想到罗茜茜(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小武性骚扰的女学生)首先说愿意实名举报,所以中国的#MeToo从高校开始其实还满偶然的。我也没想到,后面会从高校到各个圈子,逐渐成为一个社会运动。

问:后面有更多人找到你,什么样的个案你会以独立记者的身分介入呢?你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黄:有代表性、典型性,我又真的能帮到的案例我就会去做。有些事情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知识认知,我就没有办法。

如果打算介入,我第一会了解对方的情况,确定基本事实。我可能会花一个礼拜先听她讲,然后去查相关的材料,包括对身分、职业经历这些基本资讯的核实。第二是确定这个事情需要怎样推动,是以媒体报导的方式,还是其他的方式。有些人想得到道义上、媒体上的正义,有些人想得到司法上的正义,或者是经济上的救助,我尊重她们的想法。比如有一些案子其实没有做媒体报导,直接走了法律管道,后来加害者被判刑了。所以我就会问她们真实的诉求是什么。第三步是行动。如果要做稿子,要多方搜集证据,采访、写稿。如果要走其他的管道,要联系律师一起去推进,或者是连结比较好的、有性别意识的心理谘询师,等等。

问:你希望在个案中体现出一定的公共影响?

黄:是的,我不希望读者读一篇稿子只是听一个可怕的故事,一个老师性侵学生的事件。我们需要知道它的本质是什么,像“孙志刚之死”一样,报导的本质问题不是他死得多么惨,而是为什么执法机关可以这样打死一个青年人;它打死过多少年轻人,到底赚了多少黑心钱;为什么法律上不允许存在的东西能这么堂而皇之地存在。校园性骚扰报导也不只是一个女学生被性骚扰得多惨,而在于是什么让这些教授肆无忌惮。教授们掌握着学生的分数,甚至她们的毕业证、未来,尤其是对博士生而言。一个教授可能握有上千万的资金预算,乃至一个学院、学校的话语权,那为什么这些有资金、权力、声名的人不被监督呢?他们跟官员不是一样的吗?

我希望大家能从个案中找到根本问题在哪里,是公权力执法不公吗?还是权力没有被监督呢?我的报导是有指向性的,指向公权力,希望大家看到我们在法律、制度层面反性骚扰机制的缺失。

问:运动开始时很重要的诉求是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这方面现在有进展吗?

黄:有一些高校在做这些事情,北航、北大、北师大、南大、清华当时都有老师联系我说,我们学校开了一个小组,研究校园的反性骚扰机制,可不可以把你搜集到的资料发给我。那时候我搜集了30多个国家的资料,就都发给他们。之后我隔一、两个月问一下进度怎么样,但都没有做成。

比如北大的老师说,小组已经制定了一个方案,但是校长不满意,觉得这个方案太女权了,太偏向学生了,就把这个小组解散了。他们另起了一个研究小组,以行政人员为主,完全没有学生参与,也完全没有教性别和媒体的老师。后来做了一个相对温和的方案,但是没有公布,说担心北大太招人注意,公布了会引起其他高校模仿,可能会被教育部批评。他们要先得到教育部允许才可以公布,但是教育部又一直没有给他们明确的答案,他们就不敢发。

北航虽然第一时间承诺要研究出台校园预防性骚扰机制,但是我每月追问,得到的回答都是“第n次修改了,完善后第一时间推出”。中山大学学生提交的关于反性骚扰的提案被腰斩,校方一边安抚“提案很好”,一边又以“这个话题敏感,不宜公开讨论”为由拒绝就提案公开答辩。清华的一个老师转告我说,他们也是类似状况,小组工作停滞。

问:从你参与的个案来看,性骚扰案件的受害者们2017年时面临的困难,和今天面临的困难相比,困难有减少吗?环境有改善吗?

黄:我觉得环境改善了一点,大家的意识和勇气也多了一点。一开始谈性骚扰,大家都不是很清晰性骚扰是个什么东西,现在至少是比较清晰的。包容度也高了些,一开始谈好像就是很害羞,shame of myself,现在至少不会觉得很耻辱,不会认为是我的错。这是比较大的进步。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其实本来是最难的,最需要时间的。但那段时间一下子出现了几个案件,舆论集中地去谈强奸文化、我们遭受的系统性压迫、暴力等等,让大家的认知度高了很多。

当然很难粗线条地去比较,尤其是最近一些案子受挫,满影响信心的。但即使法律(层面)没有获得支持,比如邓飞vs.何谦案(中国记者何谦公开控诉知名媒体人邓飞对她的性侵未遂),我发现不管是我的朋友们,还是公益圈、“公知”圈,对何谦都是完全同情的。所以即便不能取得法律上的正义,她们还是赢得了道义上的正义。只要讲的是真话,还是能被听到。

美好的事情成长起来,丑恶自然就会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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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MeToo 运动进入到低潮期……

黄:我觉得是个案化。社会运动有一个规律,从高峰期,慢慢到低潮期,再有一个萌芽期、起飞期,然后又落下来。这是必然的,不可能一直在高潮阶段。现在只是个案化了,每次报导是报导一个案子,不再报导整个运动,但案子一出来还是会有热议。因为事情已经开始常态化了,就没有一开始那么冲动。我看的比较平淡,不会说它现在好低潮,所以我很失望很绝望。我没有这种感觉。你要看到一个事情发展的规律,知道这个是必然的。

问:但我们最近看到的每一个个案,判决都是败诉,所以还是有点悲观。

黄雪琴:其实最近也有两个胜诉的,刘猛案(资深公益人,因性骚扰女员工被法院判决赔礼道歉)、梁岗案(四川知名高中教师,因涉嫌强制猥亵多名男生被起诉,案件尚未宣判)。我知道另一个案子也是胜诉的,只是没有报导出来而已。现在看起来像是败诉的多,只是因为它们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而已,比如邓飞案跟弦子案(弦子朱军案,朱军为央视知名主持人,前实习生弦子于2018年实名指控朱军曾在录节目期间对其性骚扰,后起诉,但弦子一审败诉)。这也是社会运动常见的问题,好像一个案子成功了,大家就要赋予很多的意义,但一个案子失败了,也引发很大的绝望。

问:弦子朱军案开庭的时候,线上线下聚集非常多人,尤其在北京街头少见的有100多人现场声援。你怎么看?

黄:我其实很感动。同一天在香港,黄之锋跟周庭被判刑了,然后有很多“追车师”,就是他们的一群支持者,在法院的门口追着那辆囚车跑,一直跟着他们说,你要加油,也是有上百号人。那个画面就跟弦子那件事情在同一天发生,你会觉得是一种跨时空的会见。

很多人说现在中国的公民社会死掉了,没有什么期待了。但当时我看到勇敢的香港人在为他们认为的一些追求正义、社会公益的人在追囚车,北京的女权主义者们在为了一个性侵案几乎全部站在那里,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香港人跟中国大陆人没有那么大的隔阂和撕裂。那一刻就觉得两边都是一群年轻人,冒着寒冷和员警的呵斥,等待一个案子的判决,为自己支持的公平正义而发声。或许哪一天,大家可以跨越物理上跟心理上的距离,达成共鸣。我那天还是满感动的。

所以有时也不会那么绝望,因为大家还是会前仆后继的,总是会有一些怀有理想,真诚期待社会公平正义的人。可能你在你的学校是极少数,但你不要害怕只有你一个人,因为还有一些人散落在各方,可能某个因缘才会站在一起。北京这群人不是孤单的,香港人这群人是不孤单的,某一个瞬间我们就找到了我们共同追求的东西。我那时候觉得很开心,也很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事情出现。

但是我也知道这可能是个个案,下一次可能不会再有那么大的关注度,或者除非有下一个更完美的受害者。我很讨厌“完美受害者”这种说法,但坦率地说弦子在很多人看来真的就是个完美受害者,她有第一时间报警对不对?她有个人诉说对不对?这些她都做到了,你还想她怎样?她把该做的都做了,但这个体系failed her,这个体系让她失望,把她推到了这一边。也正是因为相对而言她是个完美的受害者,所以她得到这样大的关注。

下一个案子不这么完美,这种状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经历过那样一个晚上,一个为了一个女生、为了公平正义而守在一起努力的晚上,这种美好的感觉你会记住的,它会激励人心的。我有朋友去现场,就觉得像是公民乌托邦。她会记住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他们参与其中,他们在行动,在发生,在改变,在与人产生真诚的连结,这些美好的东西会持续激励你,成为你的inspiration,给你力量。

我是相信这些美好的东西的。我一直说不要去说推翻谁打倒谁,要去想美好的东西,去建立一些什么,去追求一些什么。你的目标永远不是说我恨你,我讨厌你,我要推翻你,不要这样。而是我爱上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事很美好,这个人很善良,这个人很需要帮助我去帮忙,从中我得到了满足感、实现感、价值感,然后我为这件事情而努力。不要为了打倒丑恶而努力,要为了建设美好而努力,这是完全两回事。因为凝视深渊你也会变成深渊。而我们去做美好的东西,或者是一些萌芽的东西,意义大得多了。美好的事情成长起来,丑恶自然就会垮掉;但是丑恶垮掉,美好的东西未必能成长起来。

最难过的是无力感,最开心的是与人的真诚连结

问:有些人会自称独立记录者,可能独立记者这个词对主流有些挑战,有对立的姿态你愿意怎么称呼自己?

黄:“独立记者”和独立记录者其实没有太大区别。你可以伪装一下,加上一层面纱,其实对方还是知道你是谁。我可能会认为,先不要自我限制、自我审查。我一直在和这些事情作斗争,虽然我也会自我审查,但会提醒自己不要这样做,不要害怕告诉别人我就是个独立记者。我愿意称呼自己为独立记者。

问:我们知道有些同行实际上做的是独立记者的工作,但是不太愿意这么说,还是希望有一个机构背书。感觉你完全没有这种顾虑?

黄:因为我被机构伤害了啊,一腔热情的心,啪一声,趴掉了。那种感觉真的很难过。我最后一份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说我们的新闻站要就地解散,当时我正在我朋友的婚礼上做伴娘,哭得一塌糊涂。同学问我为什么哭,我又没办法告诉她真相,只能说因为我不想你嫁人。你很用心在耕耘一份事业,但是领导斗争一出问题,你就成了一个(牺牲品)。而且最终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被炒掉,感觉就像是我背叛了这个团队,就很难过。而且机构的限制愈来愈多,几乎被宣传部的纪律卡死了,那机构有什么意义呀?它给了你很多条条框框,在危险的时候也没有帮到你。当然,机构如果在资源上、稿件修改上给你加持是不错的,但坦率地说,经过一层层的打击,现在机构已经羸弱到不行,根本没有力气撑。如果说让机构来保护你,我是不指望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很生气吗?像反性骚扰的稿子,罗茜茜的稿子,都是用我的自媒体和她的自媒体在发声。我当时联系了所有的主流媒体,《新京报》、《北京青年报》、《新快报》、《南方都市报》……有哪一个敢发?每一个都说:“雪琴,你先发吧,然后我们来跟进。”所以我对机构根本没有信任感。当时的反性侵报导,如果我们自己不发,我也不知道#MeToo什么时候会爆发。我不是说这个问题因我而发,而是它可能推迟很多。

问:这么多年什么事情会让你最难受?

黄:最难受的可能是觉得自己的无力感。很多事情明明不是这样,但大量假新闻那么写。看到虚假资讯、颠倒是非的假新闻,真的是让我特别愤怒跟难过,我觉得我们的读者不能这样被牵着走,被喂养这种资讯,我觉得对真相是要有敬仰的,身为新闻人就不应该去写这样的报导,你是可以拒绝的好吗?不要说我有压力,生活谁没有生活压力,谁没有爹没有娘,谁没有孩子,谁没有在乎的人在乎的事情,谁不担心公司被告……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坚守?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员警,我从小学六年级就认识他,到现在20多年了。但最近我把他拉黑了,因为他一直在发关于香港的那些假新闻,我还尝试私下跟他说,你发的这些东西你求证过它的真实性吗?我说我在香港大学念书(访学),在香港待那么长时间,我告诉你我看到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但他不回我也不理我。后面我看到他发太多假新闻,就拉黑了。我后面还发了一条发了Facebook问大家怎么处理,大家就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好在还有同温层的温暖。

问:那什么事最开心?是发稿吗?

黄:最开心?我做所有的东西都很开心,我是一个满足感比较容易得到满足的人。稿子我一般发了就不太理会了,就交给读者,我不是那种常常会看自己稿的人。所以可以说交完稿的时候最开心,交完了,就可以整天躺着了。改稿也还好,一般也不需要太多的改动,发了稿就觉得有另一个稿子就开始,所以我觉得交完稿的那一刻是最开心,就是很放松,就觉得这事终于做完了。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开心时刻不在交稿,而是在受访者两个人的探讨有火花碰撞的时候,尤其是对方的观点会让我有一种刺激,或者是耳目一新的感受,我会比较开心。有些受访者的话就会打动到你,不一定是对方说得多好,是对方的那种真诚,我会常常被这样子的瞬间打动到,然后会记住,觉得这个瞬间就是采访的意义所在。采访就是很真诚的对话,反弹出你的所思所想,你反思的、你赞成的、你不赞成的,你挣扎的、你痛苦的……所以我很享受采访的过程。

我以前参与出版过一本书,当时是一个省宣项目,采访广东的十大名门望族,就从他们祖上的状元怎么传下来、他们的家风、后代等等。但是很多大家族文革时候被斗掉了,祖坟被挖、房子被烧等等,很多后人流落四方,不少在海外。我采访的都是80多岁的人,有一个爷爷,我打电话去,他一开始就拒绝,说我们不是他们的后人,我们不接受采访。你可以想像吗?文革那么久了,他们还有这种恐惧感。我就一直去斡旋,说我们很温和,还是省宣传部的一个项目,就有专门讲广东的文化。他后面还跟我说,即便说是省政府支持的,我们也怕哪一天又翻天了,哪一天又把我们说的东西成为罪证。但他最后答应了,我就问,你为什么那时候那么激烈地说不要,你们家人也反对,你最后还要接受采访?他就说了句:“我们这代人老的老,死的死,聋的聋,哑的哑,如果我们不讲我们真实的历史,就不会有人知道了。”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

另一个瞬间是,2019年5月21号我做了一个采访,长达5小时,我觉得很幸福。但其实前一天,我的工作刚刚被当局搞掉了,本来是很愤怒、很难过的状态。但因为我跟那个人交流得很深入,突然间我就觉得我活过来了。人跟人真诚的连结,真诚的交流跟对话,才是最让人感到幸福的。

我要过得去我自己那一关,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的那一关

问:记者之外,你选择同时成为一名行动者,包括做连署一类的工作,之前有评估过风险吗?有想过怎么应对风险吗?

黄:我写关于香港反送中的文章,知道一定会被找麻烦。但我到现在也没有认错、认罪,也没有写悔过书。因为我相信真实的力量。我不认为我有写任何不对的事情,写的都是我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你可以说我不够中立、不够全面,但不能说是虚假,或者是谣言、编造。这些东西我完全不认,即使是拿上法庭,一字一字去打我都完全没有问题。

我2017年底做#MeToo报导开始,就接触到公权力的打击,也知道身边很多行动者被抓。代价我是考虑过的,但没想过这么重,没想到因为反送中的文章会关我这么久,这么大的罪名。审判的人也问我说,如果让你回去你还会这么做吗?我说,我不想说谎欸,以我的性格,回去我还是会发的。那一刻想的真的是,一个记录者,一个记者的职责是做这样的事情。

那时候我的父母也会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的父母都是谨小慎微,叫你不要跟政治挂钩,因为他们曾经受过政治的伤害,谨小慎微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方式,他们也会把这种生存方式告诉你。我刚出来时刚好赶上新冠疫情爆发,我说妈妈你看,那些医生都要去现场,你如果是他们的父母肯定很担心他们,比如李文亮。但是你觉得医生应不应该救死扶伤,她说那也应该。我就反问她,那你觉得我那时看到的事实真相不是那样的,作为记者不是应该去报导?我不觉得我做的事情有多伟大多勇敢,我就是回归到一个记者,你在现场,你就应该说出来你看到的事情。就像是医生要救人,护士要做急救,律师要接案子,是很正常的,不要高尚化嘛,这是我的回答。

我考虑了后果,但我没想过那么严重。但即便现在,我也没有后悔。

问:但记者是可以转行的,也可以做那些相对没那么硬的报导。

黄:没有意思啊。你已经尝过自由的味道了,你还愿意回去那个框框里吗?你已经见过了阳光,你还愿意回那个黑暗的箱子里吗?你已经知道了文字的力量,而且现在国家的叙事那么统一,那么可怕,小到个人可以如此糟蹋一个人的生命感受,大到一个国家的记忆也可以篡改。就像他们把我的东西全都删了,把你这个人变得不存在了,改写了你的人生,改写了黄雪琴。就像现在疫情一样,本来是一个很大的灾难,现在变成了国家统一、伟大战略、伟大胜利。生命的消逝、个体的伤害、呼喊、纠结、难过、问责,全部都掩盖了,就变成只有胜利叙事。但我必须不让你抹除。

做记者的职责就是留下纪录。有一句话是说,新闻是历史的第一份草稿,第一稿是我们自己写的,为什么不去守住?

你刚刚说的这些,太多人去做了,我干嘛还要去做,没意思。你要活出自己的模样。我就想做我独特的一支花,我就想做我独特的一个人。我不想为了安逸、岁月静美,忽视生命真实的经历,而这种真实的经历需要被记忆,需要被讲述,需要被知道。否则统一的国家叙述之下,这些都是被掩盖的。

我很记得我之前和一个南京大学的教授聊天,聊到文革那么可怕,每个人都受到伤害,为什么那时候几乎没有人出来反对呢?他说有啊,顾准、林昭,但是你也知道他们的后果。我在想20年后或者50年后,我们的后代问我们,你们当时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反对,为什么那个叙事是这样的?就没有人说no吗?就没有人说这不对吗?我要对得起我自己,我要对后代说,没有,当时我有在说,只是我的声音没有那么大而已。我要过得去我自己那一关,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的那一关。我希望我这一代的使命我是完成了的,之后的可能又由你们来。

就像我为什么一定要发反送中的稿子,后面我也有发在Matters上。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去抵抗,从生活小事做起。一个人的抵抗不是说那么伟大,做好你的本职,守好你的良心,做记者报导真相,医生把病毒就是会传染的说出来,去医治就好了。但那么多人为什么可以昧着良心,那我就不写了。其实是全民的失责,每个人都没有守住自己。未来我也不知道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但至少我可以说我是那时候守住了自己的人。

问:上一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严肃媒体人,好像也已经四散了。

黄:其实每一代人都会这样,每一代都会有人尽知识分子的职责,像顾准不就是这样吗?哪个朝代不是这样?知识分子被流放到南方南蛮之地,只要你去批评当权者,当权者不高兴了随便贬低你。我不觉得这是特例。政权就是这样运作的,政权就是不喜欢被监督,不希望放权,喜欢把权力抓在手上,别人质疑就是会打击。所以不要把自己的遭遇看作多悲惨多特别。像许志永,他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不知道自己要面临的代价吗?他发起新公民运动到现在,难道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吗?但他还是会去做,因为要尽到自己的职责。虽然这听起来挺可怕的,好像必须要付出代价,但如果不去付这个代价,这个世界上没有鲁迅,没有陈寅恪,没有林昭,没有许志永,没有站出来的人,那我们少了多少东西呀。

问:在这代人里,为什么你一直没有退?

黄:我其实并没有踏得多前,只是社会退得太后,每个人退得太后。本来我们都是站在一起的,我没有前进得很多,是后面的人往后退,显得我前进、激进。很多调查记者都退守了,使得黄雪琴本来很小的一个人物,突然变得很突出。我做这些性骚扰的报导,确实花了很多时间跟心思,但是跟之前很多调查报导相比,硬核性、冲击力没有那么大。为什么性骚扰突然能变成那么大的新闻,因为其他层面的公权力不可被质疑了呀,这是唯一还可以被质疑的。以前的孙志刚事件,质疑的是警权的问题、制度的问题。性骚扰也是制度性的暴力,但它是系统性的,有法律上的问题、观念上的问题、家庭教育的问题、性的问题,问题太多层了,没有集中攻击的点,所以还能做出来。如此而已。

别人要怎么去退,我也没有办法去说你不应该退,我只能严于律己,宽于他人。我真的不想我们是被打击一下,被权力恐吓一下,然后就变得长跪不起。我会很痛苦,会很愤怒,但是可能为了不如此,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这个人没有太多的顾虑和担忧,你要关我几个月就关了,你要关我几年就关了。我会很痛苦,会很愤怒,我会很难受,但是可能就是我要付出的历史的代价。我只能说我想守住自己想守住的东西,这些价值感的东西对我而言更加重要。

※此文由《报导者》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采访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