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我重新相信了命运的强大力量，无论必然还是偶然；我也不得不承认，在时代巨轮的碾压之下，作为个体的渺小与无力。
我还看到了荒诞，很多在车轮底下苟延残喘的人，竟然以为自己就是车轮，也确实充当了车轮，尽管他们仅仅是附着在车轮上的尘土，早晚会被车轮甩出去。
我理解那些在这个时代还想做些好事的人，尊重他们在危难时想要帮助别人和奉献社会的爱心。但我似乎已经被生活压迫得越来越冷淡了，不再羡慕，也无从感动。一个人不管做什么，能让自己安心，找到自己的意义，觉得自己有价值感就好。还有另一些人，其实没做什么事，甚至只是为了虚浮之名，却自以为奉献了很多，对于他们，我是反感的，我厌恶那种自我感动的崇高。
但在根本意义上，我从不反对崇高，就像我也渴望、也珍惜日常的平安一样。然而，我深切意识到，离开具体的处境和条件，想象什么高贵或平庸，都是没有意义的。亚里士多德说，即使在厄运中，高尚也闪烁着光辉，他相信幸福的人不会因为运气的变化而轻易改变自己。但是，亚里士多德还说，压力不能大到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遭遇了重大而频繁的灾祸，那就只有毁灭的结局了。
我们的所有努力，最要紧的都是为了避免毁灭的命运。所以，我更理解的是芸芸众生——在时代漩涡中挣扎的人们，他们不过是想抓住什么而已。这是普遍的时代生存状况。“偶开天眼看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其实我说的更是我自己。隔离的日子，我排着长队做核酸，我买水电囤粮食。偶尔我在小区院子呼吸下新鲜空气，迎头遇到的人或友善或凶狠地叫我把口罩戴上，我都会乖乖顺从。我去小区门口取菜时，保安不情愿地打开栏杆，严肃命令我取上就赶紧回，我会陪着笑脸说谢谢。
我一向不通人情世故，现在变聪明了，知道必须顾全大局才有自己生存的空间。不过，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哪怕疫情再肆虐，我也从不谈论疫情。当人们在线上线下热切搜索、议论各种有关疫情的消息、政策、话题时，我从来是漠视或沉默的，我毫无兴趣。实际上，不仅疫情，对于当下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我都不认为与自己有任何关联。这是我心如死灰的最佳写照。一位朋友不禁同情地问我：“你是不是抑郁了？”
我完全同意，生存是最大的也是最正当的欲望。为了个体的或集体的生存，似乎怎么做都是无可厚非的。人性说不上善，也说不上恶，唯一的行事准则就是趋利避害。然而，人性仍然是巨大的深渊，一个随时吞噬挣扎搏命者的深渊。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深渊不一定是深的，苦难不一定是值得记述的。我们这些亲历者本人，当这个“紧急时期”过去，就会很快遗忘生命中的这一段完全不值一提的时光。而更残酷的一个事实是，我们之所以遗忘，恰好是因为疫情后遗症已经深深印刻在我们身上，紧急成为了常态，我们适应了这种治理状态。其中自然的生存欲望倒沦为了其次，我们活在了福柯所谓的规训社会中，被权力的逻辑所生产和塑形，以集体生存的想象代替了对个体自由的关注，我们以为，这就是全部的自主与尊严。
一种精神的萎靡，一种内在的空洞，一种盲从与苍白，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是的，生存无比重要，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土地都是如此。但生存的内涵是什么，却有着本质的差异。哈姆雷特也哀叹，“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显然他所关注的生存与毁灭，与我们所关注的生存与毁灭，大不一样。有些人谈论生存的时候，实际是在谈论死亡，谈论终极的意义与终极的可能；而有些人谈论死亡的时候，实际上却只是在谈论生存，谈论如何避免死亡，把短暂而虚幻的东西当作了全部。这就是差别，无可更改的差别，就像人的性格无法更改一样。
我不想停留于表层，为此，我宁愿进入某个广阔的、自由的并且是危险的自我世界当中。我对人性不抱任何幻想，这是我启航的起点。我甚至享受某种被排斥、被孤立、疏离、格格不入的状态，不再和任何人联盟，只是作为全然的自己而存在。他们谈论的，我统统不谈论，我只谈论遥远的却对我而言最为坚实的东西，那是我的生命的根基，就像马基雅维利在一天的劳累后，与古人交谈一样。
但是，我也不会矫情地进入某种深层。我所处的时代和境况，就是我的全部真实和全部深度所在。在这里，没有抱怨，也没有欢欣，只有完全的接受、无条件的肯定。我正面遭遇欲望和意志的纠缠，试图让理性提供助力。如果理性无法成全，就交给激情、交给意外、交给命定。我已丧失对彼岸的盼望和对未来的期许，也许，我会因此变得更加决绝、更加坚韧与更加纯粹。我的选择就是我的命运，我的永生就是我的此生，我的脚镣就是我的自由。在没有投入在世的生活之前，我没有一个预先设定的“我”去抵达；而在积极生活的行动中，我似乎才看清了自己，却又在生活的困扰下不断陷入模糊。也许，这就是人的有限性，这就是生活的不确定及可能性本身。
想到了我曾经的一首打油诗：“当下是啥就是啥，微风拂面雨刷刷。庭院深深深几许，其实不过洋葱皮。”此时此地、今生今世，在我不屑一顾的同时，竟然成为了我最重要的执迷。我谈论古人、谈论典范、谈论灵魂、谈论永恒，都不过是为了打造一个在世的存在——肉身的独特性。当然，我与当下的关系，只能是倾情而又淡定的。我越是专注于当下，就越想远离当下；越是把此生作为前台，就越要把此世作为背景。所有外在的东西，只要与我遭遇，对我而言就是不可或缺的，即便我遗忘了它们，它们也会潜在地影响着我的选择。我不会为当下而激动，却有充分理由为能够在当下理解自己——包括理解自己的破败——而惊喜。深与浅、重与轻、喜剧与悲剧在当下交汇，就在那个汇聚的而又绽放的点，我一次次完成了自我。
维特根斯坦的祖父赫尔曼曾让养子约阿希姆跟随门德尔松学习音乐。门德尔松问：“我该教这个孩子什么？”赫尔曼回答，“让他呼吸你呼吸的空气就行！”约阿希姆后来成为著名的小提琴家。许多年后，赫尔曼的孙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力劝学生德鲁利离开大学，到适合他的地方发展，理由是“剑桥没有你需要的氧气”。可维特根斯坦自己决定留在剑桥，他说：“这对我无所谓，我制造自己的氧气。”这个故事隐喻着人与时代相处的三种方式：要么追随时代的空气；要么逃离时代的空气；要么深入这个时代并制造自己的空气。维特根斯坦属于后者，他是强大的，有能力回应时代的问题，并在时代的精神中突显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也不要被这些光辉的人格典范所迷惑，而遮蔽或遗忘了自己的存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会生长出不同的人格，不管是幸运还是不幸，你都逃离不了这样的规定性。我，我们每个人，都带着烙印与缺陷上路，然后与时代、与世界、与命运进行解释学意义上的互动，最终阐发出自己的生命状态。至于我自己，我已经认清了我的无力与孤独，但我仍然有我的倔强与骄傲，我会认命而不是顺命。或者说，当我在某种处境下违抗命运时，我的违抗也是命中注定的。那我就与它纠缠吧，就像雅各与上帝在渡口摔跤，哪怕遍体鳞伤。
当然，我对生活已没有浪漫的想象。我会务实地听取马基雅维利的提醒：“在这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能够衡量自己的精神力量和实际力量。”所以，我就安心地、不受时代诱惑地、专注于做好自己当做的事情，活出每一日的意义和目的，每一天的神圣与庄严。我在行动中改变生存，或者在行动中见证自己的生存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