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30年前，他们给童话大王郑渊洁写信，把自己的故事、情绪和理想大胆地讲出来，在几百万人的记忆中留下一笔。
30年后他们人到中年，当年的管束和反叛，究竟如何开花结果？他们自己也成了父母甚至老师，是否对社会与家庭有了更多的理解，与自己的童年握手言和？
去年年末，郑渊洁宣布《童话大王》停刊。我们找到了四个当年的孩子，跟他们聊了聊。
1
“《童话大王》停刊了？”
这天是全国中小学生放寒假的第一天，45岁的徐州市商聚路小学教师冯明丹刚第一天休息。听到这个消息，她感到很突然，起身打开书柜，找到珍藏了30多年的宝贝。那是一个白色的信封，上有蓝色的王冠、图书LOGO，外加四个字：“童话大王”。
信封上，手写着“江苏徐州师范学校911班冯明丹同学收”；落款：“北京通州260信箱 郑渊洁”。
在给郑渊洁写信的千百万读者里，冯明丹属于运气极好的一个。郑渊洁不但给她回了信，而且还是手写的。
“冯明丹同学：看了你的信，我觉着你们这一批人走上教师工作岗位后，中国的教育战线的面貌定会改观。向喜欢我的童话的朋友们致意，我的童话就是为你们这些人写的。郑渊洁，92.4.6。”这张信纸上统一印着“郑渊洁专用信笺”。
之后郑渊洁再给读者回信，多用一张印制好的统一回信，签上一个名字。这还算好的，因为他每天收到几百封来信，实在回不过来。邮局特地为他设立了一个收信的信箱。信越来越多，家里很快就放不下了，他在北京一口气买了十套房子，专门用来放信。
当时北京的房价，一平米大概是1400元。如今30多年过去，它们的身价翻了少说百十来倍。多年后，郑渊洁说，这些房子从来没有卖，也没有出租。
“我从来不理财，不会买股票，不会买理财产品，从来都不会。现在这些房子都是学区房了，现在一想，这就是最好的理财。”
2
那时候，《童话大王》是整整一代未成年人的情绪出口。
198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200多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邓小平还要四年才去南海边画圈；中国高考的毛入学率是3.7%——每100个青少年里，能上大学的不到4个人。
也是在这一年，《童话大王》的发行量已经过了百万大关。按照当时的一般规律，一本杂志平均有6个读者，这就是600万人。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在这一代孩子心中有巨大的共鸣。
一个贵州丹寨县的高中生来信，想交几个爱看《童话大王》的朋友；半年内他竟收到全国各地3400多封来信，不得不再次写信给郑渊洁告饶。
这一年9月，《童话大王》开始发表一种全新类型的作品《郑渊洁与皮皮鲁对话录》。对话人物，是郑渊洁和他笔下的皮皮鲁，每一期都会从来信内容中选取一些，然后由郑渊洁作公开回复。
冯明丹的来信，出现在1992年7月的《对话录》上。小学五年级时她发现了《童话大王》，从此每个月都去书摊寻觅。她最爱看的童话之一，是《驯兔记》。
《驯兔记》描述一个荒诞又真实的故事：上学的第一天开始，学校和家长的任务就是把孩子的个性磨平，让他们失去独立的人格，对老师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从肉体到精神都变成一只循规蹈矩的兔子。“我就想，为什么小孩子非得把自己的个性抹平呢？”
1992年的“学雷锋纪念日”，学校鼓励学生给心中的偶像写信。正在徐州师范读一年级的冯明丹选择了郑渊洁。她的一番心声，也因此登上《童话大王》：
“我从《童话大王》里知道我们的儿童很不自由，是《童话大王》使我下了决心，长大当一名好老师……我一定不干那种在教师的位置上摧残学生的事。”
郑渊洁点评：“我希望今天《童话大王》的读者朋友将来当了教师后，学生的日子好过一些。”
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某些特质用骇人听闻形容毫不过分。很多父母和老师对待孩子的方法，放在今天都是够上热搜的。《对话录》列举的读者来信就有不少。一封信来自河北廊坊某中学：“一次我上课时手动了一下，就被老师打了一耳光。老师还叫全班同学每人打我一耳光，每人往我身上吐一口唾沫。”
郑渊洁在书中提到：他妹妹的孩子在北京某小学上学，一天上课时嫌热，就脱掉了外套。老师说：“既然你热，你就把衣服全脱光了！”他只好把衣服都脱了，光着脊梁上完了一堂课。
武汉某小学一位学生来信，班主任对全班同学说：“你们只配给日本731部队做试验用！”
直到《对话录》开始刊载的4年后也就是1992年1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在新中国才第一次成为明文规定的法律。这是后话。
虽然生活在农村，父亲是个在家说一不二的煤矿工人，但冯明丹的童年还算不错。班里有同学被老师拿教鞭抽屁股，这已经是她记忆中最过分的一幕。她从小立志当老师，考上了师范学校。
19岁那年冯明丹毕业，直到今天整整当了28年的一线小学老师、班主任。继《童话大王》之后，这些年她的名字至少又上了两次媒体——当地的《徐州日报》。因为，她多次被评为区优秀辅导员、十佳班主任和“徐州市师德先进个人”。
“我从小就立志当老师，但郑渊洁影响了我当一个好老师。”
当然，换位思考几十年下来，冯明丹也理解了当年的老师为何如此严厉。只要你老师稍微放松一点，很多孩子就反弹得很厉害。比如你今天不严格检查作业，下次很多孩子就不写了。至于体罚——如果不认真学习、不守纪律的孩子得不到惩罚，那下次谁还认真呢？
对郑渊洁的承诺，其实冯明丹并没有完全做到。她刚当老师的时候，也气急了拿教鞭抽过学生。“我打过学生以后，自己心里也很不舒服，也有自己反省，确实是违反了郑渊洁给我的影响。”
当然，那个时代毕竟是过去了。现在再有学生不写作业，她只能把他们带到办公室督促补上，再就是找家长。她带的都是城乡结合部的学校，有些家长也不怎么重视孩子学习。幸好，学校对老师的考核，也不再是过去那一套分数、升学率挂帅的打法。学生成绩是保密的，只有“优”“良”，也不公布排名。
虽然老师对任何一个孩子的成绩，还是心知肚明，但再不较真儿了。“当年你成绩不好，被老师打了，回到家还得被家长再打一顿；现在老师要敢打学生，家长来找老师都是轻的，职业生涯有可能都得结束。谁敢冒这个险？”
3
那是一个中国孩子压力空前的年代，自觉人生被耽误的一代父母望子成龙，把希望全寄托在他们身上。
1991年，《童话大王》上印制了一张《民意测验表》，三个月内共收到读者邮来的11万3654张测验表，50%是初中生，剩下的小学生和高中生基本各占一半。很多人邮寄时用上了挂号信甚至当时最为昂贵的特快专递。
测验表上有一个问题：你赞成评选“三十差”——“十差爸爸十差妈妈十差教师”吗？高达91%的人也就是10万余人投了赞成票，“无所谓”的占8%，反对的只有1%。郑渊洁宣布评选活动暂缓，“应该给他们一次机会”。
孩子们发现，这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大人理解他们，说出他们敢怒不敢言的话，于是一股脑儿地涌向他——郑渊洁。《对话录》上刊登的孩子来信，大多是诉说生活中的苦闷和压力，希望他帮忙伸张正义。
1989年11月，在泉州一中读初三的男生潘海天上了《对话录》。
中考考完，他整理出6月份发的537张练习试卷——平均一天要发17.9张。还不包括各种名目繁多的书面作业、练习册。“……我真怀疑这些教师没当过毕业生，难道他们当年没受够罪吗？”
潘海天跟随调动工作的父亲来到泉州，听不懂同学们讲话，一个朋友都没有，倍感孤独。外加父亲本身就是老师，从小管得特别严，连动画片都不让看。长大以后，每当同龄人聊起变形金刚、太空堡垒……他都茫然无感。
幸好有《童话大王》。初中的时候他就开始给《舒克和贝塔历险记》写续集，写他们开着玩具航母环游地球，写了满满一个笔记本。“虽然职业规划可能有过很多打算，画家、程序员、建筑师……但写作是我很早就确定的人生目标，这个始终没有什么疑问。”
从考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那年也就是1993年起，潘海天在《科幻世界》上开始发表小说，如今他被称为“中国第三代科幻代表人物中的佼佼者”，先后五次获得中国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银河奖”，作品被译为英文、意大利文和日文在海外出版。
郑渊洁给他的影响有多大？他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你往前走的时候，一路上会遇到很多人，会和很多人说再见，但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有些人离开了但一直都在。”
名字登上《童话大王》后，潘海天收到了郑渊洁寄来的一封回信，打印的，配上一个潦草得看不清的签名。这件事没在他身边造成什么轰动效应。下一期的《对话录》上，登的一封信就不一样了。
这封信来自广东汕头市华新小学五（2）班的女生张跃瑜。郑渊洁给了堪称奢侈的篇幅，用来展示和点评她的痛苦。
“尊敬的郑渊洁叔叔：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可怜的人。我从小到现在可以说足足流下十大桶泪水。我六岁时，在爸爸的逼迫下，不得已学了小提琴和钢琴。爸爸的理由是，姑姑、姑父、外公都是搞音乐的，不能放弃这么好的条件。可我不喜欢搞音乐。”
“学琴很苦，每天要学六七个小时。我有时坚持不住，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爸爸竟说我是‘咳嗽多过念经’，我真想大声喊：‘爸爸，我的手实在太酸了，让我歇会儿吧！’可慑于爸爸的威力，我又不敢喊，只能把苦水往肚里咽。”
“爸爸常常把我关在家里练琴，不准我跟小伙伴玩耍，还说‘音乐家是没有童年的’。我失去了人最宝贵的东西——童年，我只有您的《童话大王》作伴。”
“有一次，我的语文中考只得了91分。当我战战兢兢把考卷交给爸爸时，他大动肝火，说‘你还有脸活在世上，有脸来见我？你的脸皮真厚！’我大着胆子说‘爸爸，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心？’爸爸竟说‘怪只怪你瞎了眼，投错了胎。你既然生在这个家庭里，就得听我们的话！’”
“为此，好几次我想到出走，甚至想到死。可我如果出走，去哪儿呢？要死，我才11岁啊！”
郑渊洁点评：
“……这封信文笔流畅，用词准确，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深深打动了我。这样的学生即使语文考试不及格我也认为她是语文尖子。”
“从张跃瑜同学想到过死这一点，可以看出她享受的父爱母爱实在不多。”
“能对自己11岁的亲生女儿说出诸如‘你还有脸活在世上’这种话的人，我实在不愿和他共同享有‘爸爸’这一称呼。”
30多年过去了，当年让她痛苦不堪的事情，如今已经甘之如饴。搜索一下张跃瑜的名字，第一个结果是广州星海音乐厅的网站上对她的介绍：“自幼学习小提琴，199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星海音乐学院附中……”
如今的她，是广东省小提琴教育学会的副秘书长、广州广电少儿艺术团副团长，整天忙着推广指导小提琴、组织各类演出活动，只恨分身乏术。谈起往事，她发来一个捂脸的表情。“当年不懂事啦，觉得练琴好委屈，现在不知道多感谢我爸妈。”
当年她发表在《童话大王》上的那封信，把父亲气得卧床不起。他以为自己在亲友同事眼里是一个好父亲、教育女儿成功的榜样，结果竟然从别人嘴里知道：女儿给杂志写信投诉了他！
张跃瑜吓得躲到了姥姥家。另外一个后果她没想到：自己的人设因为这封信有些崩塌了。
因为，她当时的琴艺在汕头可以算是数一数二，得过不少奖项，是“邻居家的孩子”。但《童话大王》上的投诉信一登出来，其他孩子变得理直气壮：“你看，人家张跃瑜还不是被逼的而已，根本不是自己主动练琴的！”
写完那封信不久，张跃瑜以全省唯二的名额，考到了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小提琴专业的公费生，想法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独自来到异地寄宿生活，每天课室—琴房—宿舍三点一线，周围不乏刻苦练琴的同学，学校里的琴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琴房练琴要抢时间。在这样的氛围下，她练琴自然而然地越来越主动，最终彻底走上音乐道路。
今天她评价：回过头看，其实还是蛮感谢父母的严格和坚持，没有他们这种严格和坚持，就没有今天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和每天跟高雅艺术、孩子们打交道的舒适感。“所幸我的‘叛逆’也是有度的，小小的反抗过后还是坚持下来了，说实话还真是庆幸。”
押上童年赌一个未来，这大概是那一代中国琴童们共同的宿命。
如今，两个给《童话大王》写投诉信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对孩子的态度，都跟自己失去的童年有很大关系。
潘海天的儿子想看什么、想玩什么，他都很放任。也知道这是一种代偿。“不对儿子有任何期望，我只希望他能快乐。‘期望’这个武器只能对自己使用，想要什么，要自己去努力。”
张跃瑜始终收藏着那期《童话大王》，也记得郑渊洁给她的点评：“爱好是最好的老师。”自己教学生的时候，她会先放慢进度，放低专业技术要求，设计各种游戏、童谣、故事来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然而，在她的家庭里，历史似乎在重演。
当年她五岁被父亲强迫学琴，如今自己的儿子两岁时，她就拿着一把特制的小提琴让他比量。“我看我的学生，风里来雨里去，交那么多学费；我这么好的先天优势，为什么不教自己的儿子？”
这些年逼迫儿子学琴，导致母子关系很紧张。她11岁给郑渊洁写信说要离家出走，结果11岁的儿子也离家出走了。而且这种叛逆还更倔强。当年她不敢还嘴顶父亲，儿子却敢当面顶她：为什么我妈妈是小提琴老师，我就非得学小提琴呢？
此时他姥爷就在一旁观看。
4
6年内，《童话大王》一共刊载了44期《对话录》。
跟郑渊洁对话的人物，从皮皮鲁一直扩展到鲁西西、舒克、贝塔等；内容也变得包罗万象。最重要的方向之一，是各种名人不循规蹈矩的成功故事。
从中学退学最终成就事业的台湾漫画家蔡志忠，到九十年代红遍全国的“点子大王”何阳，再到当时在美国声名鹊起的川普，郑渊洁把这些人的故事讲给读者，为的是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要有独立性，尝试走一条独特的人生之路，不必挤在高考这条独木桥。
不知有多少人受到他的影响，最终走上了这条路。在当年名字登上《童话大王》的小读者当中，至少有一个——而且是其中最传奇的那个。
1991年4月19日晚间，在省重点中学武汉六中读初一的男孩汪成志对父亲说，我想去北京看长城，外加见郑渊洁。他父亲，一个工艺装饰服务部的经理竟然同意了，给了他200元钱，说：“准备充分了再出去就没意思了，你最好现在赶快走，要不一会儿我细想后准变卦不让你去了。”
就这样，13岁的汪成志书包里背着三本书，《中国地图》《童话大王》和《人性的弱点》，一个人上路。到武汉火车站买车票时，售票员见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去北京，叫来了警察。他们判断汪成志是从北京离家出走的孩子，就把他送上火车“遣返”，于是汪成志一分钱没花到了北京。
更令人惊奇和不解的是，汪成志到北京的当天，就见到了深居简出的郑渊洁——凭《童话大王》上登的郑渊洁通信地址，“通州260信箱”。
在《对话录》里，郑渊洁把汪成志的故事完整地讲了一遍，忍不住大加称赞“可见他的本领之大”“独立生活能力的确很强，脑子应变力也不错，运气也好”。
回武汉后，校方没有给汪成志任何处分，高二一位班主任还请汪成志去班里讲了三个小时这次“历险记”的经过。
数不清有多少孩子像我一样，瞬间产生一股强烈的好奇心。这个同学是怎么找到郑渊洁的呢？按郑渊洁自己的说法，当时的他为了集中精力创作，不见记者。31年后的今天，通过几位朋友的不懈帮助，我拿到了汪成志的电话号码。
“我当年啊？纯粹是无知无畏！”电话那头的汪成志笑起来爽朗热情，一听就是惯于在商海中左右逢源的角色。细聊之下不免令人感叹，他的人生之路，恰如郑渊洁推崇的那一条。
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汪成志就打听明白了，靠一个信箱就想找到郑渊洁是天方夜谭。但他也并没有害怕。正如在武汉火车站，售票员和警察问他是不是北京来的孩子，他哼哈答应一样。“当时我想啊，我要是跟他们实话实说，这趟旅程估计就over了。”
到北京，汪成志开始各种街头访问，光小卖部和卖冰棍的就问了三四个，怎么从火车站坐车去通州，到了通州怎么去邮电局……到了通州邮电局，人家并没有告诉他怎么能找到那个“260信箱”。他也不急，坐下跟人家喝水聊天：我不是简单的追星，他是个作家，很有想法，想跟他交流一下。有个工作人员觉得他有趣，下班时把他用自行车驮走了——带到了260信箱。
这个信箱其实位于通州一个干休所。在门卫处，那位邮局的工作人员照着一个内部电话簿挨家打电话，说有这么个小孩从外地来，想找作家郑渊洁……一连问了三五家，问到了。
在门卫处的屋里，汪成志听到外面有人哈哈大笑地一路过来——郑渊洁的父亲郑洪升老爷子。那天正好是郑老爷子过生日，郑家人都来吃饺子。这样，到北京的当天，他见到了笑眯眯的郑渊洁。晚上，他被安排到郑渊洁弟弟的邻居家住，第二天跟郑渊洁呆了一天，第三天又去了长城。一切顺利。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大家提防的心理没有那么高。一看这个小孩来找郑渊洁，觉得挺有意思，能帮就帮了一把。”汪成志感慨自己的好运气。那时，他是第一个找上门来的郑渊洁读者。
接着，许多信件陆续邮到学校，向他表示钦佩，说他是英雄，要跟他交朋友。这次寻访极大推动了汪成志的性格发展。小时候，他是个很乖的孩子，从这件事之后，他变得越来越不循规蹈矩。
“郑渊洁的作品，以及这次去北京找他，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生是没有定式的。”
初中毕业，汪成志并没有考重点高中，而是上了同样能参加高考，也可以直接工作的一所职业中专，学美术。这时他对计算机产生兴趣，很快上手了3D设计这，做装修设计图。1994年武汉的平均工资不过七八百块，他一个月可以赚七八千。
这种财务自由的兴奋感让他觉得不能放弃。外加读了比尔盖茨的自传，发现世界首富居然也是大学退学开始创业，于是他干脆没参加高考。
开了两年工作室，又升级成公司以后，汪成志又进入了互联网领域。他给自己的公司做了网站，被雅虎收录后排在了中国内地公司的第一位；1999年他又搞了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网站之一，跟阿里巴巴的十八罗汉在杭州创业同步。思路也一模一样，想帮中国的企业把商品卖到国外去。
结果，命运在这里出现了分岔口，他没能成为马云，去了深圳闯荡。打过工、创过业，最后在智能互联网行业站住了脚跟。目前，他是一家智能产业园区的常务副总经理，既管技术又做管理。用他的话说，目前这家公司在行业里“能排个1.5线吧”。
他不在乎文凭，但重视知识，全靠自学成为一个互联网技术专家。在工作间隙，他修了一个本科的法律文凭，还拿了律师资格证。
汪成志说，那个时候的社会封闭得很，只能走高考一条路，所以孩子们才有那么激烈的反弹，和郑渊洁这个唯一的出口。如果没有当年寻访郑渊洁这件事，他八成会考重点高中、考大学，走另外一条人生之路。
“今天回头看，当年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孩，给他也添了很多麻烦。但他还是很平等地对我，言行合一。现在，我对我们公司的年轻人，也尽量平等地和他们交流、相处。这大概是郑渊洁对我人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5
2021年年末，《童话大王》杂志封面和郑渊洁个人微博上，刊登了“郑渊洁挥泪写的一封信”。
66岁的郑渊洁说，因为成都和江苏的三个商家恶意注册皮皮鲁、舒克和《童话大王》商标，而他费了很大力气维权都没有结果。这三个商标只是代表，它们身后还有672个侵权商标。为此，他只能从下一年起暂停写作《童话大王》月刊，用全部精力用于维权。早在几年前，《童话大王》已经不再刊登郑渊洁的新作，理由也是他要维权。
虽然坊间对《童话大王》休刊的真实原因还有所猜测，但当年的小读者们，都或早或晚地知道了这件事。哪怕郑渊洁的童话早已离他们很远。
这些年，冯明丹还是会特别注意有关郑渊洁的新闻。她经常带儿子去书店，给他买郑渊洁的书。但儿子不怎么感兴趣，而是更喜欢看《藏地密码》《盗墓笔记》。
有时候她也不免迷惘一下：那个时代真的过去了吗？
现在的中国孩子也压力不小，但他们不再需要郑渊洁提供的那个宣泄口。截至2018年，中国高考的毛入学率已经是54.4%。跟《对话录》开始刊登的1988年比，上升了十倍有余。再有哪个老师敢像《对话录》里记录的那样对待学生，分分钟够他上热搜瞬间成名的。
在纸媒不断崩塌、娱乐消费爆炸性增长的如今，儿童文学不再是青少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打电脑游戏、看视频、刷手机，对孩子们来说可比一本杂志的吸引力大多了。再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复制郑渊洁创造的奇迹，包括他自己。
宣布《童话大王》休刊的这篇宣言，在郑渊洁微博上的阅读量是750多万，评论却不到500条。而《童话大王》的真实销量，已经很久没有公布过。这本号称40多年来累计销量2亿册的杂志，看来是要走向终点了。
它带给一代中国人的影响有多大？它对两代人的关系改变了多少？这个社会又改变了多少？这些问题，都没人能说得清楚。
至少，在当年《童话大王》的一些读者身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潘海天花了好多金钱和时间，专门学习怎么做一个好父亲。虽说理解教育理论是一回事，贯彻挺难，但他回想起郑渊洁的那些童话，仍会觉得：教育是一门大功课，父母要一直学怎么做父母，和孩子一起成长。
这些年，他跟一些作家同行聊天的时候，偶尔会提起郑渊洁，提起《童话大王》给他人生的影响。有些人听到了会跟一句：我当年也喜欢。一般就这一句，没有更多的话。
“挺好，这说明我们都成长了。也都知道我们的成长路上有过他。”
（张蕾、施雨华、刘昊、何忠洲、王丹薇对此文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