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出生人口断悬式下降，社会各界就如何提高生育率展开讨论。然而，现有的讨论几乎只探讨直接成本，及与之相关的奶粉价格、教育费用、房地产支出等。我们则提出，更需要关注间接和不确定性成本。仅由于女性要放弃的职业机会，就相当于57万元的生育惩罚，这个数字比《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计算的直接成本48.8万元还要高，换句话说，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高达105.8万元。养育一个北京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是219万，上海230万。加之女性其他的后顾之忧，包括丧偶式带娃带来的职场家庭双重压力、离婚率上升导致的单亲风险、法律和权益保障不完善等综合因素，本文分别从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不确定性成本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启发。
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不确定性成本的定义和计算
育儿直接成本一直在上升。从怀孕到生产期间的各项支出和风险，到养育所需的基本吃穿用，到教育费用、住房费用等，各项支出的价格上涨都增加了生养的压力。这部分之前讨论相对充分，本文不多议。
更重要的是，还有间接成本。例如时间和精力是看不见的费用，但确是重要考虑因素。例如，陪孩子本身不需要额外金钱支出，但如果没有孩子，父母本可能去工作赚更多的钱，或者出门旅游、看电影等。陪孩子的时间，表面看来没有成本，但要放弃的其他消费、投资或赚钱等时间和精力等，是之前生育政策讨论中忽视的重要间接成本。（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
换句话说，生育不仅要花钱，还会让父母赚更少的钱，这部分隐形成本不可忽略。由于生育和养育更多由女性承担，所以关注这些间接成本对女性的影响非常重要。
例如我们仅从对职业发展影响的一个角度探讨。Lundborg、Plug与Rasmussen对丹麦三万多名女性的研究，发现生孩子不仅对女性职业发展有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是持续性的。在生育后的第1年，女性年收入减少约7万人民币，相当于生育前收入的31%。在生育后的2-10年内，年收入平均每年减少约3万人民币，相当于生育前收入的12%。生育一年内，收入减少主要因为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明显下降。生育一年后收入的降低却主要因为工资的显著降低，主要原因是女性会选择离家近的工作，平均离家距离减少了接近一半，而这些灵活性高的工作往往收入更低，所以换工作导致收入的下降。
大量研究证明，生孩子对职业发展有影响。生育对自身收入较高、年龄更大、配偶收入较高、在私有部门工作或国家延长产假政策后生育的女性负面冲击更大。这个结果不难理解，因为对于这些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更大。
Kleven, Landais和Søgaard也研究丹麦的 “生育惩罚”，得出类似的结论。同时他们发现，孩子出生前夫妻收入变化轨迹基本一致，但在孩子出生后，父亲的收入没有变化，只有女性的收入会下降。长期观测到即使孩子20岁的时候，母亲的工资依然比父亲低21%。
综合以上两篇文章，我们简单借用20%的 “生育惩罚” 来推算中国的数字。去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35128*20%*平均每年11%收入增长*生育惩罚年限（过去10年和20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年增长10%-12%，我们以11%计算。2021年平均生育年龄28岁，到平均女工人退休年龄50岁，中间有22年的职业生涯）\=57万的生育惩罚。城镇居民的平均生育惩罚为77万，农村居民的生育惩罚为31万。以北京为例，一个孩子的女性 “生育惩罚” 为122万，上海为127万。
即使在性别平等和生育政策更友好普遍的北欧，“生育惩罚” 也都是女性在承担。所以我国的生育惩罚数字会比上面我们的推测数字更高。按照《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平均养育一个未成年孩子（0-17岁）的直接成本为48.8万，而我们上文简单推测的间接生育惩罚成本，就高达57万。换句话说，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高达48.8+57=105.8万元。全国平均养育一个城镇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是140万，农村孩子是61万，北京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是219万，上海是230万。再加上父母要放弃的其他时间、精力、娱乐、休闲等机会成本，生育的间接成本比直接成本要更高，更严峻。所以降低女性生育的间接成本，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关于20%的生育惩罚，一方面中国女性不会像北欧一样，较长时间不回归职场，所以表面的生育惩罚数字可能要低。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产假福利没有北欧高，大量双职工家庭存在经济压力，使得女性不得不尽早回归职场。这意味着女性需要一边工作一边育儿，身心压力更大，负担更重。）
生育还有很强的不确定成本。首先，“丧偶式育儿” 对女性生育积极性有极大的打击。大量父亲们在孩子教育中严重缺失，对孩子身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之外，也对母亲们增加了生活压力。在越来越多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的背景下，女性不仅要承担职场上的压力，还要承担家里照顾下一代的压力。所以女性根本不敢也不愿结婚，不敢也不愿生孩子。
不确定成本还包括，随着离婚率提高，孩子在单亲家庭长大的风险提高。女性可能担心的问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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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对孩子抚养的观念不同，离婚后沟通和摩擦的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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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抚养权的女性，照顾孩子的时间和成本增加，而抚养费不一定足够。另外，黄金生育期往往也是黄金职业上升期，不仅现有工作可能受影响，经验和教育的积累、职业上升的潜力也会受到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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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抚养权的女性近年出现 “紫丝带妈妈” 群体，她们即使有正当合理的探视权，却被前夫剥夺了探视的可能，长期看不到孩子。
降低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不确定性成本的政策建议
那我们要如何鼓励女性生育，降低各方面的后顾之忧呢？我们建议是：
降低直接成本。我们已经看到部分政策的出台，从直接生育补贴，到部分地区的购房补贴、教育双减等等。政府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例如匈牙利政府包括从生第二个孩子开始，政府对家庭从房贷到购车等各项贷款都有补贴；到生育四个孩子及以上的母亲终生免交个人所得税；对三岁以下孩子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提供类似于产假的福利。
教育成本方面，北京大学赵耀辉和王格玮提出加强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一方面要增大教育投资，提升教师的工资，吸引高水平人才加入教师队伍，从而普遍提升教育质量。另一方面需要放宽对私立教育的限制，腾出公立教育资源可以更密集的投入到更普遍的学生中。在大学教育资源配置方面，要着力于改善校际和地区间经费的差距，缩小大学之间的质量差别。
房价成本方面，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和北京大学的张晓波研究发现，中国失衡的出生性别比导致婚姻市场上男性竞争压力加大，养育儿子的家庭要增加储蓄并买房，从而大幅推高房价。研究发现，中国50%储蓄率的上涨是由性别失衡导致的。通常情况出生性别比应该在1.02-1.07之间，而我国过去二十年平均数字高达1.15。所以严格控制婴儿性别的识别，也会相应降低整体房价和育儿成本的上涨压力。
降低间接成本。如何让女性在享受有孩子甜蜜的同时，不用放弃职场上的追求？首先，对于事业型女性，特别是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相应提高财政补贴。其次，优质廉价托育服务应是极为重要的配套政策。
幼儿托育服务被各国和研究都证明可以有效提高生育率。在女性能顶半边天的中国，在女性重视事业发展的新时代，生育政策需要更多关注帮助女性回归就业，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我国在0—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方面十分欠缺，2岁以下的托育服务更是少之又少。近年来，政府提出大力推动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但进展慢，存在不少制度障碍，准入标准过高。我们建议要鼓励和支持民办小型或者家庭托育机构，降低准入标准，同时加强质量监督，以促进托育行业快速健康成长。
企业方面可以提供相对灵活的工作时间。例如IBM的员工福利，包括为刚生育的女性职工提供母乳递送服务——回归职场的女性员工可以选择在挤奶后，由专门人员将母乳带到孩子身边，从而可以继续工作下去。这个政策不仅是对所有女性员工的福利，对公司来讲也可以保留有能力的女性职工继续工作，包括更高职位的女性管理员工，让她们在职业更高层的晋升过程中有更顺利的衔接。
第三，鼓励男性更多干家务活，是宣扬新时代新家庭的新思路。杜绝丧偶式带娃，让两性在家庭里有更平等的分工。家庭和社会的情感支持、以及对分担家务活和带孩子的观念转变，是政府需要花大力气宣传和引导的方向。
政策方面，政策可以推出例如一个月的父亲产假。在父亲产假方面瑞典一直是全球领先，每个孩子的父母有18个月的产假，其中最少三个月是只能属于父亲的。如果中国爸爸们也有相当时间的产假，积极加入、学习并理解抚养工作，会对理解女性、增强家庭和睦、减轻女性后顾之忧有极大的帮助。需要注意的是，父亲产假的推行有个前提，就是父亲会积极主动参与到育儿的过程中，而不是变成在家工作、或者补觉、锻炼、读书甚至玩游戏。父亲育儿的观念，需要进一步改变。
现有的舆论环境对男性有 “既定” 的角色定位。似乎多赚钱、不出轨，就是好丈夫、好爸爸。其实很多时候父亲们的缺位并不是故意的，而是他们成长的环境里父亲也不做家务活，所以他们没概念要帮忙，也不知道怎么做饭扫地。无感、无力和无奈。如果再没被积极融入带孩子过程中，新手爸爸们会有更强的挫败感，然后很容易直接放弃。另外，很多男性即使希望做全职丈夫和奶爸，他们也很怕受到 “不够男人” 的性别意识歧视，会三思多虑社会的舆论和朋友亲戚们的眼光。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男同志在家里不能当“大爷”，不能回到家里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所以男性的积极参与会对提高生育率、提高两性和谐、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希望看到政府政策和社会文化的宣传，热情洋溢的赞美和宣传父爱的伟大，树立起一批干家务活儿带孩子的光辉奶爸模范。赚钱的爸爸酷，会换尿布会煲汤的爸爸们更帅更酷更幸福。
降低不确定性成本。离婚政策可以更好保障妇女儿童的权益，从而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例如魏文超撰写的《中英女性：离婚大不同》一文提到，英国法律更倾向保障妇女和子女的权益，在离婚财产分配时女性通常会获得更多利益。女性在抚养子女、照顾家庭上的贡献也成为她们获得更多财产分配的砝码。社会福利分配制度也更多考虑到女性的权益，单身妈妈们会受到额外的政府特别照顾。她们不但可以申请失业救济、婴儿补贴和住房补贴，还能依据抚养孩子的性别、数量等获得政府分配的住房。
另据报道，北京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荆在裁判文书网抓取了700多份涉及抚养权、探望权的判决、裁定，其中约有13%存在抢夺、藏匿孩子的情况，实施方多为父亲一方。由此，更完善补充《未成年人保护法》，不仅定义违法行为，更要规定违法后果，以及法院的严格强制执行等，都会对下一代以及女性的权益有更好的保护。
结论—生育及养育不仅是女性的事，也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从性别视角进行探讨，从女性角度出发，聆听并理解到底女性为何不愿意结婚，为何离婚率越来越高？生育率低是由于独生子女一代不理解多子多福，还是养育成本太高，亦或是由于性别不平等导致女性承担了家庭和职场的双重压力，因此 “沉默罢工” —通过不生或少生来默默表达她们的抗议？
保护女性的权益，提倡性别平等，应该是提高生育率政策中核心关注的问题。提高生育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平衡决策。一方面我们希望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有更高的GDP和国民收入。另一方面，职业女性会有更少时间投入家庭和生育，也会对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有影响。所以生育和养育的决定，表面上是女性的选择，深层次上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重要选择，需要国家政策和社会文化的共同促进。
参考文献
- 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育娲人口研究公众号，2022
- Lundborg, Petter, Erik Plug, and Astrid Würtz Rasmussen. "Can Women Have Children and a Career? IV Evidence from IVF Treat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6): 1611-37， 2017
- 刘倩、张兰、尹兰馨，《破解家庭工作不可兼得—试管婴儿经济学》，《性别经济学》公众号，2019
- Kleven, Henrik, Camille Landais, Jakob Egholt Soggard. “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1(4): 181-209，2019
- 王格玮、赵耀辉：《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复旦金融评论》2022
- Wei, Shang-jin, Xiaobo Zhang.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3): 511-564，2011
- 魏文超：《中英女性：离婚大不同》 ，《中英时报》
- 张荆及团队，《抢夺藏匿孩子蓝皮书》，《中国妇女》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