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倩、赵耀辉、张晓波

众所周知,中国出生人口断悬式下降,社会各界就如何提高生育率展开讨论。然而,现有的讨论几乎只探讨直接成本,及与之相关的奶粉价格、教育费用、房地产支出等。我们则提出,更需要关注间接和不确定性成本。仅由于女性要放弃的职业机会,就相当于57万元的生育惩罚,这个数字比《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计算的直接成本48.8万元还要高,换句话说,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高达105.8万元。养育一个北京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是219万,上海230万。加之女性其他的后顾之忧,包括丧偶式带娃带来的职场家庭双重压力、离婚率上升导致的单亲风险、法律和权益保障不完善等综合因素,本文分别从直接成本、间接成本、不确定性成本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启发。

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不确定性成本的定义和计算

育儿直接成本一直在上升。从怀孕到生产期间的各项支出和风险,到养育所需的基本吃穿用,到教育费用、住房费用等,各项支出的价格上涨都增加了生养的压力。这部分之前讨论相对充分,本文不多议。

更重要的是,还有间接成本。例如时间和精力是看不见的费用,但确是重要考虑因素。例如,陪孩子本身不需要额外金钱支出,但如果没有孩子,父母本可能去工作赚更多的钱,或者出门旅游、看电影等。陪孩子的时间,表面看来没有成本,但要放弃的其他消费、投资或赚钱等时间和精力等,是之前生育政策讨论中忽视的重要间接成本。(经济学中的机会成本概念。)

换句话说,生育不仅要花钱,还会让父母赚更少的钱,这部分隐形成本不可忽略。由于生育和养育更多由女性承担,所以关注这些间接成本对女性的影响非常重要。

例如我们仅从对职业发展影响的一个角度探讨。Lundborg、Plug与Rasmussen对丹麦三万多名女性的研究,发现生孩子不仅对女性职业发展有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是持续性的。在生育后的第1年,女性年收入减少约7万人民币,相当于生育前收入的31%。在生育后的2-10年内,年收入平均每年减少约3万人民币,相当于生育前收入的12%。生育一年内,收入减少主要因为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明显下降。生育一年后收入的降低却主要因为工资的显著降低,主要原因是女性会选择离家近的工作,平均离家距离减少了接近一半,而这些灵活性高的工作往往收入更低,所以换工作导致收入的下降。

大量研究证明,生孩子对职业发展有影响。生育对自身收入较高、年龄更大、配偶收入较高、在私有部门工作或国家延长产假政策后生育的女性负面冲击更大。这个结果不难理解,因为对于这些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更大。

Kleven, Landais和Søgaard也研究丹麦的 “生育惩罚”,得出类似的结论。同时他们发现,孩子出生前夫妻收入变化轨迹基本一致,但在孩子出生后,父亲的收入没有变化,只有女性的收入会下降。长期观测到即使孩子20岁的时候,母亲的工资依然比父亲低21%。

综合以上两篇文章,我们简单借用20%的 “生育惩罚” 来推算中国的数字。去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35128*20%*平均每年11%收入增长*生育惩罚年限(过去10年和20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平均年增长10%-12%,我们以11%计算。2021年平均生育年龄28岁,到平均女工人退休年龄50岁,中间有22年的职业生涯)\=57万的生育惩罚。城镇居民的平均生育惩罚为77万,农村居民的生育惩罚为31万。以北京为例,一个孩子的女性 “生育惩罚” 为122万,上海为127万。

即使在性别平等和生育政策更友好普遍的北欧,“生育惩罚” 也都是女性在承担。所以我国的生育惩罚数字会比上面我们的推测数字更高。按照《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平均养育一个未成年孩子(0-17岁)的直接成本为48.8万,而我们上文简单推测的间接生育惩罚成本,就高达57万。换句话说,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高达48.8+57=105.8万元。全国平均养育一个城镇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是140万,农村孩子是61万,北京孩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总和是219万,上海是230万。再加上父母要放弃的其他时间、精力、娱乐、休闲等机会成本,生育的间接成本比直接成本要更高,更严峻。所以降低女性生育的间接成本,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关于20%的生育惩罚,一方面中国女性不会像北欧一样,较长时间不回归职场,所以表面的生育惩罚数字可能要低。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产假福利没有北欧高,大量双职工家庭存在经济压力,使得女性不得不尽早回归职场。这意味着女性需要一边工作一边育儿,身心压力更大,负担更重。)

生育还有很强的不确定成本。首先,“丧偶式育儿” 对女性生育积极性有极大的打击。大量父亲们在孩子教育中严重缺失,对孩子身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之外,也对母亲们增加了生活压力。在越来越多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的背景下,女性不仅要承担职场上的压力,还要承担家里照顾下一代的压力。所以女性根本不敢也不愿结婚,不敢也不愿生孩子。

不确定成本还包括,随着离婚率提高,孩子在单亲家庭长大的风险提高。女性可能担心的问题包括:

  1. 双方对孩子抚养的观念不同,离婚后沟通和摩擦的成本很高;

  2. 拥有抚养权的女性,照顾孩子的时间和成本增加,而抚养费不一定足够。另外,黄金生育期往往也是黄金职业上升期,不仅现有工作可能受影响,经验和教育的积累、职业上升的潜力也会受到长期影响;

  3. 没有抚养权的女性近年出现 “紫丝带妈妈” 群体,她们即使有正当合理的探视权,却被前夫剥夺了探视的可能,长期看不到孩子。

降低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不确定性成本的政策建议

那我们要如何鼓励女性生育,降低各方面的后顾之忧呢?我们建议是:

降低直接成本。我们已经看到部分政策的出台,从直接生育补贴,到部分地区的购房补贴、教育双减等等。政府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相关政策,例如匈牙利政府包括从生第二个孩子开始,政府对家庭从房贷到购车等各项贷款都有补贴;到生育四个孩子及以上的母亲终生免交个人所得税;对三岁以下孩子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提供类似于产假的福利。

教育成本方面,北京大学赵耀辉和王格玮提出加强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一方面要增大教育投资,提升教师的工资,吸引高水平人才加入教师队伍,从而普遍提升教育质量。另一方面需要放宽对私立教育的限制,腾出公立教育资源可以更密集的投入到更普遍的学生中。在大学教育资源配置方面,要着力于改善校际和地区间经费的差距,缩小大学之间的质量差别。

房价成本方面,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和北京大学的张晓波研究发现,中国失衡的出生性别比导致婚姻市场上男性竞争压力加大,养育儿子的家庭要增加储蓄并买房,从而大幅推高房价。研究发现,中国50%储蓄率的上涨是由性别失衡导致的。通常情况出生性别比应该在1.02-1.07之间,而我国过去二十年平均数字高达1.15。所以严格控制婴儿性别的识别,也会相应降低整体房价和育儿成本的上涨压力。

降低间接成本。如何让女性在享受有孩子甜蜜的同时,不用放弃职场上的追求?首先,对于事业型女性,特别是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相应提高财政补贴。其次,优质廉价托育服务应是极为重要的配套政策。

幼儿托育服务被各国和研究都证明可以有效提高生育率。在女性能顶半边天的中国,在女性重视事业发展的新时代,生育政策需要更多关注帮助女性回归就业,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我国在0—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方面十分欠缺,2岁以下的托育服务更是少之又少。近年来,政府提出大力推动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但进展慢,存在不少制度障碍,准入标准过高。我们建议要鼓励和支持民办小型或者家庭托育机构,降低准入标准,同时加强质量监督,以促进托育行业快速健康成长。

企业方面可以提供相对灵活的工作时间。例如IBM的员工福利,包括为刚生育的女性职工提供母乳递送服务——回归职场的女性员工可以选择在挤奶后,由专门人员将母乳带到孩子身边,从而可以继续工作下去。这个政策不仅是对所有女性员工的福利,对公司来讲也可以保留有能力的女性职工继续工作,包括更高职位的女性管理员工,让她们在职业更高层的晋升过程中有更顺利的衔接。

第三,鼓励男性更多干家务活,是宣扬新时代新家庭的新思路。杜绝丧偶式带娃,让两性在家庭里有更平等的分工。家庭和社会的情感支持、以及对分担家务活和带孩子的观念转变,是政府需要花大力气宣传和引导的方向。

政策方面,政策可以推出例如一个月的父亲产假。在父亲产假方面瑞典一直是全球领先,每个孩子的父母有18个月的产假,其中最少三个月是只能属于父亲的。如果中国爸爸们也有相当时间的产假,积极加入、学习并理解抚养工作,会对理解女性、增强家庭和睦、减轻女性后顾之忧有极大的帮助。需要注意的是,父亲产假的推行有个前提,就是父亲会积极主动参与到育儿的过程中,而不是变成在家工作、或者补觉、锻炼、读书甚至玩游戏。父亲育儿的观念,需要进一步改变。

现有的舆论环境对男性有 “既定” 的角色定位。似乎多赚钱、不出轨,就是好丈夫、好爸爸。其实很多时候父亲们的缺位并不是故意的,而是他们成长的环境里父亲也不做家务活,所以他们没概念要帮忙,也不知道怎么做饭扫地。无感、无力和无奈。如果再没被积极融入带孩子过程中,新手爸爸们会有更强的挫败感,然后很容易直接放弃。另外,很多男性即使希望做全职丈夫和奶爸,他们也很怕受到 “不够男人” 的性别意识歧视,会三思多虑社会的舆论和朋友亲戚们的眼光。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男同志在家里不能当“大爷”,不能回到家里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所以男性的积极参与会对提高生育率、提高两性和谐、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希望看到政府政策和社会文化的宣传,热情洋溢的赞美和宣传父爱的伟大,树立起一批干家务活儿带孩子的光辉奶爸模范。赚钱的爸爸酷,会换尿布会煲汤的爸爸们更帅更酷更幸福。

降低不确定性成本。离婚政策可以更好保障妇女儿童的权益,从而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例如魏文超撰写的《中英女性:离婚大不同》一文提到,英国法律更倾向保障妇女和子女的权益,在离婚财产分配时女性通常会获得更多利益。女性在抚养子女、照顾家庭上的贡献也成为她们获得更多财产分配的砝码。社会福利分配制度也更多考虑到女性的权益,单身妈妈们会受到额外的政府特别照顾。她们不但可以申请失业救济、婴儿补贴和住房补贴,还能依据抚养孩子的性别、数量等获得政府分配的住房。

另据报道,北京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荆在裁判文书网抓取了700多份涉及抚养权、探望权的判决、裁定,其中约有13%存在抢夺、藏匿孩子的情况,实施方多为父亲一方。由此,更完善补充《未成年人保护法》,不仅定义违法行为,更要规定违法后果,以及法院的严格强制执行等,都会对下一代以及女性的权益有更好的保护。

结论—生育及养育不仅是女性的事,也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从性别视角进行探讨,从女性角度出发,聆听并理解到底女性为何不愿意结婚,为何离婚率越来越高?生育率低是由于独生子女一代不理解多子多福,还是养育成本太高,亦或是由于性别不平等导致女性承担了家庭和职场的双重压力,因此 “沉默罢工” —通过不生或少生来默默表达她们的抗议?

保护女性的权益,提倡性别平等,应该是提高生育率政策中核心关注的问题。提高生育率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平衡决策。一方面我们希望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有更高的GDP和国民收入。另一方面,职业女性会有更少时间投入家庭和生育,也会对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有影响。所以生育和养育的决定,表面上是女性的选择,深层次上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重要选择,需要国家政策和社会文化的共同促进。

参考文献

  • 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育娲人口研究公众号,2022
  • Lundborg, Petter, Erik Plug, and Astrid Würtz Rasmussen. "Can Women Have Children and a Career? IV Evidence from IVF Treat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7 (6): 1611-37, 2017
  • 刘倩、张兰、尹兰馨,《破解家庭工作不可兼得—试管婴儿经济学》,《性别经济学》公众号,2019
  • Kleven, Henrik, Camille Landais, Jakob Egholt Soggard. “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1(4): 181-209,2019
  • 王格玮、赵耀辉:《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复旦金融评论》2022
  • Wei, Shang-jin, Xiaobo Zhang.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3): 511-564,2011
  • 魏文超:《中英女性:离婚大不同》 ,《中英时报》
  • 张荆及团队,《抢夺藏匿孩子蓝皮书》,《中国妇女》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