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照相的宋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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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至今,简中舆论场大概只有三个主题,丰县小花梅事件是列第一位的,冬奥像是插播的临时活动,等到乌克兰战争爆发,冬奥会及其明星运动员的光环快速熄灭。即使远程围观战火时,小花梅事件仍能冲将进来,在战争悲剧上嫁接铁索寒。

这是一个耐人琢磨的问题,小花梅事件为什么能对泛知识阶层造成如此大的冲击,如此普遍地表现出PTSD的共有症状?一个悲惨女性,苏北村落的荒蛮,罪与罚的狡猾与公愤,官家面貌与官僚主义等,在别的事件中也有,可为什么丰县事件别具一格?

同时,这是一个转回头来需要讨论、值得重视的问题。当民间叙事独立成文,各种通报、发布再也无力干涉民间文本的形成,泛知识阶层阐释并“拥有”小花梅的故事后,到底是什么力量造成这一切?以致于,过去那套有效的主流叙事机制在这件事上完全失效。

这套主流叙事机制由近年来体制内外的变动塑造而成,因应信息环境的新格局,服务于舆情应对的政务目标。在影响大众认知上,它实际上表现为一个配套的矩阵:机关报(媒体)打头定下基调,在社媒形成舆论氛围,地面政务跟进稳定事件,打消影响。

从舆论的角度看,丰县事件是一次没有新闻机构参与的、完全由社交媒体推动的信息运动。在此一事件上,“舆论”以纯粹的方式实现了对新闻的超越。这期间,也出现了阳谋与争锋,但最终都在近乎圣洁的公义之下,以归于缄默的形式让位于这股舆论的“主流”。

丰县事件无可否认的意义,也许是挑明了这么个事实,像是对现有的媒体建制说:在座的都是垃圾。打破或无视媒体的存在,反而获得了视野,得到了解放。这对研究新闻与媒体的,或许是一个值得继续掘进的课题,亦即:失去的是新闻,得到的都是解脱。

也可以说,丰县事件在某种“无意识”中,不再纠缠于新闻到底有多少宣传的成分(或相反),或者说,这种业界的心结对社会舆论再无丝毫价值,毕竟愧疚不等于新闻,抱愧无济于事。如果新闻可以对受众不忠,受众当然有权在舆论中抛弃媒体。

在报纸的黄金年代,媒体具有体制内和体制外双重属性,当它监督权力时会被认为有社会力加持,当传递民间意见时它又被认为可通公权。这种“首鼠两端”,一度是媒体的优势所在。但在今天,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好日子结束了,这就是媒体的重新体制化。

重新体制化后,过去那种以新闻属性自外于宣传功能的“标榜”,或者将宣传意图藏匿于新闻包装的“机巧”,都没有意义了。因为,无论媒体如何狗苟蝇营,人们的希望不变,就是想看到事情的“解决”——既然新闻或宣传都无意于此,也就莫怪它们皆受冷眼。

在丰县事件之前的刘学州事件上,因不忿于新京报的表现,舆论中很有一些为机构媒体辩护的声音(包括旧闻评论)。但在丰县事件上,任谁也无法再为机构媒体辩解(它们也不需要)。当然,义正严词地抨击“媒体缺席”,也包含着显而易见的虚伪。

作为后果之一,媒体教育对大众再无实际意义。媒介素养,如何识别宣传,怎样体谅新闻人苦衷,都没有一点意思。人们不再“通过”媒体看世界,人们意识到“自己”就是那残缺世界;既然媒介不忠用,人们没有耐心再与之周旋。新闻人的内心戏,对人们来说屁也不是。

自从新闻自我放逐,与新闻学、新闻教育脱钩,新闻(实际上是媒体)再一次与受众失去了情感联系。这不是“雾都孤儿”的凄美故事,而是“西部世界”的机器人起义,在被媒体遮蔽了多少回后,人们从最原始的感情边缘苏醒,挣脱媒体那百无一用的存在。

新闻或宣传,民意或舆论,都返璞归真,回到“信息”这一原始的起点上,重新建立/断绝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不接受旧情愫、旧关系的调停,信息可以被垄断一部分,但很难被以媒体/新闻的名义安稳地统治,也很难被治理的强权按照需求来锻造。

当然,自此之后,所有以媒体名义展开的信息传达、认知影响,要怪罪还是赞美,都与“媒体”无关,恩威雨露都是行政结出的斑驳果实。如此,讨论丰县事件在议题榜“安家落户”,就从“新闻无为”“媒体何为”过渡到“政务若何”,不灭的议题成为衡量政务与人民关系的新指标。

政务系统曾经有过理想,比如说打造“党政分离”“法治政府”来展示它与民众的关系,这种尝试也推行过,但在这种不稳定的关系中持续地释放出麻烦来。改弦更张,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建造新模式,就成为延续至今,在方方面面都展示给人们看的庞大工程。

简单来说,新的政民关系中,民在关系之中,但政既在关系之中,又在关系之外,还在关系之上,总体上是一个无所拘束的存在,灵活且无止境地从关系中汲取力量。这种新的政民关系,自然带来政务官员对民众地位及角色的新见解,以及新的安排。

对丰县事件的处理,包括地方通报型应对方式,以及省里派出临时行动组的方式,都是对新的政民关系的遵循。在关系之中,所以才有县市省逐级增加的权威背书;在关系之外,才有调查过程的不公开;在关系之上,才有给出一个结论即希望平息事态的打算。

实际上,民众早就不再以想象或虚假希望看待政民关系,而同样是在实用主义层面论断政务新关系。所以,就能看到两下对话泯灭、交流困顿的现实,因为“在关系之中”不只是在等待某个答案就完事,但“之外”“之上”却以为答案才是唯一,且相信那是唯一答案。

丰县事件在政民新关系几乎无障碍的运行中,稍稍政务官主导的关系模式,不仅无法随意地取信,还会因单方面自上而下的“误解”,将自身卷入麻烦当中——尽管这“麻烦”很轻,且以不打碎铁饭碗为底线,但足以蚕食对新模式的自信,逐渐地积累沮丧。

在丰县事件上,随着议题轻松地突破其他议题的竞争,毫无衰减之色,也无灭失迹象,它几乎是倔强地支持一个至今徘徊不去的问题:在这件事上,政务官们与大众民意是不是没有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共同立场可言?既然没有辩解,沉默也许就是说明。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秃头倔人(李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