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3月25日）凌晨，上海东方医院发布了一则《情况说明》，证实了有关传闻：
情况说明
周盛妮为我院护士，一直在院内从事科室相关工作。3月23日在家中哮喘发作，用药后无法缓解。19时许，家属驾车送其就诊。我院南院急诊部因疫情防控需要，正暂时关闭，进行环境采样和消毒，家属遂将病人送到仁济医院东院救治。23时许，周盛妮同志因抢救无效去世。
周盛妮同志工作勤恳，任劳任怨，是一名优秀的白衣天使。周盛妮同志的不幸去世，是我院的损失，我们对她的去世深感痛心，对她的亲属致以诚挚慰问！
上海市东方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2022年3月25日
来自周盛妮朋友的非官方朋友圈消息，补充了一些细节：
发病后，给自己喷了药，打了针，但无法缓解，叫不到120，便由家属开私家车先到东方医院南院急诊，她以为，自己是本院职工，可以进去求救，但保安恪尽职守不让进。“辗转跑了几家医院，因疫情封控关了急诊不能抢救”，最终才来到仁济医院，因耽搁太久，不幸去世，终年49岁。
我们无法确定她在这4个小时里是否辗转了多家医院，但可以确定至少去过自己的工作单位东方医院南院和9公里之外的仁济医院。
一位护士，因为突发哮喘，花费4个小时寻求急诊，错过最佳救治时间，去世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酸的故事。
3月25日上午，上海市卫健委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此表示深切哀悼。“最近也有市民反映，看病就诊遇到一些困难，给大家造成了不便。”
上海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城市。从《情况说明》和相关各方的反应来看，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悲剧，为周护士感到难过。
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各方都没有说这个过程中有谁做错了什么。病人四处跑急诊，是与死神赛跑；医院关闭急诊是因为疫情防控需要，是顾全大局；保安阻止护士进门求救是执行命令，是忠于职守。是的，没有一个人是错的。
但事实偏偏又是：一个本不该失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这不能不让我们多一点思考：医院的根本，难道不是救死扶伤吗？上海是公认的“防疫模范生”，城市管理水平一直为我们所信任，可为什么在西安“孕妇在医院门口流血”事件之后，也发生了类似悲剧？
我想，这其中藏着一个问题：我们过于频繁地考验人性。
对于东方医院南院的保安来说，在眼前生命垂危的同事与医院封控命令之间，他要做出选择。这个选择非常痛苦：放这位护士进去，将失去奖金乃至失去饭碗；不放她进去，将失去一个同事，良心也将隐隐作痛。
对于东方医院以及许多类似机构负责人来说，同样也面临考验：选择职务、权责，还是选择患者、同事？这是一个问题。
问号在心中升起，这是对人性的考验。
人性经得起考验吗？以我的认知来看：人性可以经得起考验，但是，经不起频繁考验。一个普通人，可以经常或偶尔地服膺于高尚的道德，但在私利面前低头，却更为容易且频繁。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如果一个人，99天都选择善良，第100天选择堕落，并从此彻底堕落，这个人是不是坏人？是的。他坏了。但他已经做得非常不错，因为很少人能坚持99天。
天生的、始终如一、全天候无死角的完美圣人是不是存在？可能是存在的。但基于我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我认为，更符合现实，更接近真相，更有张力，也更加有效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阈值。越过这个临界点，就要做出糟糕的选择。区别在于，有的人阈值高，有的人阈值低；有的人不断提高，有的人不断降低，有的人则处于某种规律下的波动之中。
那么，如何确认道德阈值具体数字是多少呢？不能想当然，需要用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检验来确定。比如，当我们实实在在地拒绝摆在面前的100万元贿赂，那么，我们可以确认：今天的廉正阈值就是在100万以上。如果下次直接拒绝的金额达到200万元，那么，阈值就提高到了200万以上。我对自己也是采取这个方法来自我评价。（也请注意，发现别人的阈值，不等于确认自己的阈值。比如，有的人，天天痛骂贪官，宣称自己肯定可以很清廉，事实上，他很可能只是没有尝过权力的滋味而已。）
如果诸君赞同我这个“道德阈值”概念，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推导并得出结论：既然临界点肯定存在于某处，既然一旦这个点被确认了，就意味着突破，意味着变质，那么，最好的人生状态就是：永远生活在道德阈值之下，永远不要知道道德临界点的具体位置。
由此，作为社群，我们要尽量避免迫使成员站在临界点上；作为个人，我们日常要做的就是日拱一卒，日进一寸，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阈值，尽量拓展人生自由空间。
写到此处，忽然想起《庄子》里的一句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xǔ）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泉水干涸了，太阳火辣辣地照射在地面上，两条鱼在那里翻跳着，怎么办呢？一条鱼把水泡吐在对方身上，避免同伴被晒干，另一条也是如此，两条鱼用吐出的水沫，相互濡湿着……
这种“相濡以沫”证明了：这两条鱼的道德阈值非常高，它们有同理之心、互助之心，将心比心，舍己为友。这种情感很高级。但是，庄子也说得很好，“不如相忘于江湖”：两条鱼在江河湖泊里随意地、平和地游来游去，甚至互相想不起对方，完全不需要确认自己的道德高尚与否，没人知道它们的道德阈值，包括它们自己。这才是最佳状态。
关于疫情防控，中央最新的政策有一句话说：“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代价”二字，何其重也！这是全球性的问题。比如2020年10月，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疫情导致美国400万工作岗位永久消失。我们国家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人做了统计，但我可以感觉到的是：考验普通人的人性底色的场景和频率，似乎越来越多了。
这种考验应当尽量减少，很具体地减少。
就让我们残忍一点，回到周盛妮护士这一悲剧来分析吧（愿周护士家人节哀、保重）。同样是在上海，昨天（3月24日）“嘉定新闻”报道说，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安亭院区）收治了大量急诊病人，夜间的尤其多，当没有48小时内核酸报告的急症病人到来，会先采用三级防护收治急症病人，同时安排核酸检查，保障急诊正常运行。
“来抢救室的病人一定是先抢救的。”这样一句话放在平时普通平常，但放在今天，就需要提前做好安排。当急诊科这位胡姓护士自然自然地说出这句话，就意味着该院医护人员避免了类似东方医院保安一样的人性考验。他们可以没有负担地继续做好治病救人的本职。
如果周盛妮就住在这家医院附近，如果在规划政策时确保居民区一定半径内有急诊不停诊，如果急救生命通道得到保障，让一切自自然然，那么，悲剧就可以避免。
还比如，周盛妮的就诊过程也暴露了停复诊信息查询问题。一个医疗业内人士就注意到，很难验证目前上海各医院是否停诊。比如，“随申办”3月24日上的停复诊查询，没有全列出相关医院。周盛妮最后前往的仁济医院，既不在开诊列表里，也不在停诊列表里。
停复诊信息查询问题确实值得重视。在周盛妮发病前一晚，有另外一个小案例发生，见于一位区政协委员的公众号“履职笔记”：委员家住世纪公园，有一个4岁小男孩，3月22日晚上7点多，孩子疑似过敏性急性荨麻疹，呼吸开始急促，有休克的可能性。孩子平时就医是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但当晚因防疫暂停门急诊服务；于是委员家长开车送孩子到仁济医院，但这家大型三甲医院并没有儿科门急诊服务；开车去公利医院，得知该院儿科门急诊已在8点结束；委员家长在路边上网查询电话验证了浦东以及临近的虹口区、黄浦区所有公立医院，当晚没有一处儿科急诊在服务。最后送到了杨浦区长海医院儿科急诊。孩子的父亲是医疗界资深人士，经由这一夜，他发现：“随申办”中“医院停复诊查询”功能里，非儿科专科的综合性医院没有单独把儿科急诊列出显示，而防疫高压也让很多医疗机构遇到急诊只关心儿童是否发烧。最终，他在3月23日提出了相关建议。
完善随申办停复诊信息、确保居民生活半径内的急救通道……这都是“纯技术问题”，我相信，对于上海这样一个城市文明发展程度很高的代表性城市而言，在接到热心市民建议后应该会很快完善它。
换言之，我们还有许多操作空间，可以让我们避免直接进入考验终极人性的场景。最怕的，是那种一刀切——“我不管别的，我只要结果”，这种思维不仅偏离“精准”理念，也会不知不觉中在体系中滋长人性之恶。
我相信，古往今来，我们社会都有道德高尚的人，他们仁义勇毅，他们慎独克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一直在努力向他们学习。不过，随着岁数渐长，教训吃得多了，我也渐渐体会出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道德完人，让人每天都经受各种人性考验，那么，我们对人类的希望终将被粉碎得灰飞烟灭，彻彻底底。
这样斩钉截铁地抛出结论，未免有些居高临下，冒犯各位，但我仍然相信这样做是保守的也是最好的：在所有领域的决策中，我们都应当尽量避免去考验人性，避免将人放在一个天天被考验底层人性的地位。不管这个人是一方大员，还是门卫保安。
如果说三年疫情给我们带来什么经验教训，那么其中之一就是：人类社会的越文明，对普通人的人性考验就越少。
迄今，我都感动于疫情早期奔赴一线的人们，但我也常常想：如果他们不需要奔赴一线，不需要成为英雄呢？如果像李文亮医生这样的烈士，如今还在几乎没有粉丝的微博上为“车厘子自由”念念叨叨，还在社区超市货架前为孩子尿片牌子左顾右盼，还在大学同学群里扔百无聊赖的表情包，是不是更好？
诸君，我敬仰身边一个个勇敢的人，同时也抱着一个希望：希望他们淡泊如水，沉浸于市井；自由自在，相忘于江湖。
20220325呦呦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