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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第五天,我在这个两千多人的上海老小区里建了一个群。我是群主。

但随着团购方式的变化,志愿者的加入或退出,居委会的隐身,这个群似乎在自救的同时陷入了混乱。当上海的各种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常感到愤怒、疲惫,甚至怀疑建群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什么是“谣言”?什么是“间谍”?什么又是“胜利”?

谁来判定我们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人?

作者:方柏;编辑:谢丁

1、建一个群

4月5日,浦西实行封控政策第五日,我和同住在一个小区的朋友V发了一条微信:“我们建群吧。”

封控的前一天,我的室友在超市购买排骨、猪蹄,结账的时候她又往购物车里加进两板鸡蛋,一共三十个。我和她说:“就在家四天,不用买这么多。”后来的情况说明当时多亏了她,我们才不至于挨饿。

到第五日,我们家的冰箱也逐渐空了。我居住的街道一共设立了十七个居委会,管理约莫 179 个小区。我在一个以街道命名的五百人微信群里问过两遍,发现许多小区都已经各自有群了,而我们小区无人响应。

这天上午,V说她很害怕。因为她接到电话,说前一天的核酸结果“混检异常”。我们之前的检查都是混管,十人一组。

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家四天之后会收到这样的信息。她担心地说,难道是我们封控前一天在小区门口被传染到了?当时周边的菜价已经涨了三倍,所有人都在囤货。V继而又怀疑,是不是当天她戴的口罩质量不好?又或者是回家之后没有洗干净手?“可是奥密克戎的潜伏期不是很短的吗?为什么今天查出异常?”

她独居在家,哭了一场。问:“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收拾行李,准备去方舱了?”

我安慰她说,身边也有其他朋友收到了这个通知,不用担心。她同时很自责,如果自己感染了,会影响我成为密接。我当然也在脑海里快速地考虑了这个可能。我也想过,是不是在31号就不该和V见面?因为和我同住的还有一位室友,而且养了猫咪。因为自己而连累其他人的生活,会有一种负罪感,或者说耻感。

我是在之后才意识到,这种情绪并不应该由我们来承受。

说实话,我的心态就是从4月5日开始变化的。所有人都配合着静默了四天,现在继续进入漫长的等待。我们这时候才开始想要去联合身边的人。

我打电话给居委会,询问小区是不是有居民群?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反问我:“你要加入居民群做什么?”

我说之后团购食物方便,我看到上海发布已经提供了团购信息,但是都有起订量。

居委会说:“今天下午不是问过每一栋楼要不要买菜吗?”

的确,下午楼长给我们看了一个订购清单,有三种不同的套餐,其中六十块钱可以买到七斤蔬菜,类型就在纸上列的十五个蔬菜品种里,但居民自己不可以选择,是一个“盲盒”。这个套餐名字叫“新鲜蔬菜15发7”,我朋友说这有点像彩票的形式。

后来,当小区内阳性确诊的楼栋开始增多,从3到27、23、19、13,新出现的号码像是博彩直播中从机器中掉落出来的写着数字的小球。但是我不认为被困在一个个房子内的我们是那个赌博的人。

晚上八点,我们建群之后的一个小时,V查到了自己当天核酸的结果,阴性。她松了一口气,但也意识到,这似乎只是一种“概率”。

2、建群是为了自救

我们生活的小区在上海浦西,一共有36幢楼,住着大约两千多人。前四天“足不出户”的居家隔离结束之后,我们在没有收到任何官方通知的情况下直接进入了“无限期”的全域静态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解锁这场封锁。

我所居住的这个街道,有一个“街坊群”,群里的人都住在附近,也许是不同的小区。我曾以为这是距离自己生活最近的微信群。

三月初,上海开始实行小区封控的政策,规定的风控天数不一样。我们小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相安无事,当时甚至有一些侥幸的心态,直到有一天晚上,有人在街坊群里发了一张我们小区门口的照片,说被封了。

我也是在那个时候才在群里认识了V,她说自己也住在这个小区。

封控之后,我在叮咚、盒马、美团上从没抢到过菜。而那个时候团购已经兴起了,同一个小区的订单量有时候会要求到一百单以上才会发货。越早建群,越早有人能在小区组织这件事情。

我把室友拉进来,和V,三个人建了一个群。我甚至在想,如果最后根本没有其他人加入,我们挂着“互助群”的名头是不是有点滑稽?

随后,我把群二维码发进了“街坊群”。有一个街道的工作人员扫码进来,她看到这里人很少,热心地帮我们找些人来。也许她是发到了志愿者群,而志愿者又传播到自己的楼栋群里。很快,更多居民进来了:有荷花头像的、有昵称带着国旗的、有名字单纯就是一个emoji符号的。

这印证了我的想法。在我们建群之前,小区里分散着不同的小群。但也有一些人,比如我和V,始终没有找到进入其中任何一个群的渠道。

但忽然之间,我发起的这个群成为了小区里的“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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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团购第一单

建立小区的微信群之后,没有打招呼的时间,人们渴求地在群里问,“有团购鸡蛋的吗?”“可以买水果吗?”“牛奶有吗?”

大家都感受到紧迫性和短缺性。

第一个站出来要当团长的人,开始往群里扔小程序,说大家可以下单,由她来做最后的统计。她十分熟练地发出带有表情符号的参团信息,似乎对这套流程驾轻就熟。

在最早的群公告里,我写着:“这个群是小区居民自己组织的,为了方便生活在同一小区的邻居们在封控期间进行生活互助。欢迎分享有用的便民信息入群。如果遇到什么困难需要邻里帮助,也欢迎提出。希望我们都可以健康、平安、顺利地度过这个阶段。”

因此,当我看到团购立刻浩浩荡荡地形成一种采购物资的龙卷风时,心中警铃大作,脑海里已经开始脑补出一个人在群里收完大家的钱然后退群、消失的剧情。我立刻在群公告里补充:团购由小区居民自行发起,大家请谨慎鉴别团购信息。

我也要求团长表明自己的身份,告诉大家自己的楼号和联系方式。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因为将心比心,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一大群陌生人,的确是不安的状态。那位女性很大方地分享了自己的信息,也解释了她自己之前就是在做团购相关的工作,所以比较有经验。

群内很多人也的确缺物资,于是这样的团购便继续接龙了下去。那时群内两百多个人,大家要凑足三十个人买鸡蛋,最后还缺一两个名额的时候,一个邻居在群内告诉大家:“不要觉得家里有就OK,要有危机感,你有存货才有安全感。少则4月11日解封,多则封到迪士尼乐园开放。大家点起来,所剩无几啦。”

随后她又感叹,吆喝邻居买鸡蛋比工作还费劲。不过并没有花多长时间,我们小区的第一个“鸡蛋团”成功成团。

4、有志愿者退群,居委会呢?

但是很快,群内的团购就出现了混乱的迹象。居民不同的需求都在同一个群内接龙,消息杂乱,中间还夹着对小区目前到底有几幢“阳性楼栋”的讨论。

有一个志愿者退群了,她说看不了群内有人说小区已经“一片阳”了。在她看来,这是煽动大家囤货的一种表达策略。

对团购来说,志愿者很重要。因为无论谁是团长,最后的一百米配送都要由志愿者完成。事实上按照上海的政策,从4月1日开始,所有需要出门的事情都由志愿者代劳。比如扔垃圾,比如遛狗。

谁在做志愿者?排队做核酸的时候,我听到前面一个居民和一位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聊天,问她这个工作有没有补贴?她摇头否认。

街道曾经发布过招聘志愿者的信息,鼓励党员先行,也欢迎热心居民报名。申请当志愿者有两个条件:

一是年龄在18周岁至60周岁之间;

二是已接种2剂及以上新冠疫苗,48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阴性。

但志愿者也都累坏了。在我们小区,志愿者的服务时间也被无端延长。而且他们也有家人需要照顾。在没有一个统一团购方案的情况下,志愿者不可能为居民的每一单团购都去跑腿。

于是各种团购的方式都出现了:

一个志愿者提出,小区内的采购就应该由居委会牵头,他们只帮忙配送居委会的物资。一来是看到有快递员感染的信息,担心采购来的物资不安全,二来这样也好协调最后一百米的配送。

另一位志愿者自发做了团长,第一天就帮小区居民团购了牛奶。他的方式是让每一栋的志愿者报数据给他,然后他和志愿者联系,汇总统计,最后团了七百多盒鲜奶。这种团购方式是我们这种老公房小区的理想模式,订购信息能覆盖最多人。但事实也证明,即使如此,还是会有疏漏。大群里有人说自己没得到志愿者的通知。可能是楼栋志愿者的年纪比较大,也会错漏掉微信信息,或者接到的通知太多,实在没精力每件事都一户户问过去。

即便如此,依然有各种零散的居民自发团购在群内接龙。考虑到这些情况,互助群的群公告更新了一版:

“封闭期间有不少小区出现‘突阳’的情况,我们小区也是。这可能和外部物资和核酸检测有关。倡导大家注意以下事项:1. 核酸检测时,志愿者敲门后再下楼。志愿者会分楼栋有次序喊人,不要听到动静就下楼,造成聚集;2. 核酸检测时严格遵守 1-2m 距离排队;3. 非必要不团购,团购尽量跟志愿者和居委会的团购;4. 团购物品严格消毒后再使用。”

在过去七天里,长宁区只发了一次免费物资,如果一家有三口人,两天就吃完了,而大家都不知道后面还要多久才能恢复正常生活。所以即使公告这么说,但是群内的团购依然火热。

周边尚能营业的商户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讯息,也加入了小区群,有人的微信名就叫做“卖菜的”。

V作为管理员,和我一起关注着大群里的动态。她这几天住在没有消杀和转运的封控楼,每天都得知自己周围有新的住户被感染,紧张不安。她去和居委会沟通了现状,过了一会儿,她说终于了解到居委的难处了:居委会的人力都在安排核酸检测上,没精力组织大家团购必需品。她问我要不然我们帮忙做线上志愿者,可以为居委会筛选外部团购货源、负责登记和整理居民团购信息,最后由志愿者完成配送?我答应了。似乎这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最有效的选择。而且我们也可以组织更多年轻人来一起出力。

但没过多久,V告诉我,她失败了。

她在有居委工作人员的群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分成了四条,如果居委需要协助帮忙,我们也可以作为线上志愿者参与。但有一个志愿者跳出来明确反对,说他只为居委会和街道提供服务,认为我们的提议是在搞垄断——他说如果我们想发起团购,应该让我们回到大群里去,去和其他团长竞争。

“知足吧!我们居委做得已经很好了,给大家找菜找米!这个时间不饿着就行吧。”一个男人说。

现在,我们被扣上了一个帽子。但实际上我们楼当时也没被问到是否要采购米,如果有人真的缺米了,只依赖单一的渠道真的能保证自己的安全吗?如果相信他的话,是不是就会犯和当时我们相信4月5日凌晨3点会解封一样的错误呢?

这个讨论没有再继续。第二天,V被人从那个小群里踢了出去。

就是在那个时刻,我开始怀疑,建这个群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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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乱了

封控后的第九天,群里一个居民说,我们小区的人打算效法一则短视频里的内容,团购一头活猪。大家都把这事当作调侃,想着人不会真的这么疯狂。

这时群里发布了一条求助信息,说小区里有一个外国人,不知道怎么买东西,想找懂英文的人帮忙。政府发第一轮免费物资的时候,除了蔬菜和鸡肉,还有带鱼。据说外国人当时没有收下,因为他相信四天之后就可以上街买东西了。但后来他只好向志愿者求助。

人们在群里讨论说,这个外国人的昵称后面有一面旗子,问是哪个国家的?

一个人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没吃的就吃掉那个外国人吧。”

看到这条信息我愕然,立刻回复了一句,“不要开这种玩笑。”而说话的人似乎还意识不到严重性,即使看到有人补充说这个外国人此刻就在这个群里,他还继续说了一句:“他应该看不懂中文。”

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原来离谱的事情不是只发生在网上,也许哪个小区都有人会“吃人”。

而且,相信是外来物资造成小区内新增感染增加的人越来越多。群里的日常变成有人不断提团购需求,又有人不断出来喝止。如果真是如此,是不是解散了这个群来得更好?

又有一个志愿者因为看到群里有人发起手抓饼团购而退群了,生气地说:“现在怎么连手抓饼都开始团了?”

在“非必要不团购”中,什么是“必要”?人们也说不准。这和之前居家健康监测中规定的“非必要”不出门的规定一样,不过当时控制的是人们的腿,现在控制的是人们的胃。

而这个团购的发起者则认为,她联系的手抓饼资源有资质、有运输通行证,在这么多店家都停止营业的情况下,既然它可以被团购,为什么不让大家买呢?

在大量的小区群聊消息中,我感到疲倦。虽然我很少参与发言,但人们对于生活的不安日日漫溢在屏幕上。

有一个年轻人加入互助群之后,问大家有没有速食的团购?他是小区的租户,家里没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平时也只吃速食。没想到封控时间这么长,在入群之前,他已经断粮两天了。

很多人在这个时期敏感地关注到老年的需求。但在另一方面,人们可能忽视了那些有可能饿死的年轻人。在统一的物资发放中,人的需求也成了一种“一体化”的存在,仿佛每个人依靠一样的生存材料就能活下去。真的如此吗?

封控到现在,人们需要团购已经是一个摆在明面上的事实。许多媒体开始报道“上海团长”,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帮小区团购五六千只鸡蛋或者一个团长做出的电子表格多么细致的积极宣传。

作为小区群主,我自愧比不上可以为居民带来真正物资的“团长”,也比不上在组织核酸和发放物资时献力的“志愿者们”。但为什么我们仍然看到这么多短缺和混乱的情况?

各个层面的信息沟通似乎都有阻碍。有邻居偷偷告诉我,这个群里有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但是她从未表明自己的身份来组织行动。

后来小区里的一个邻居给了那个饿了两天的年轻人五包泡面,装在塑料袋里放在门口,又有另一个邻居往里面加了两颗苹果,让年轻人无接触地拿走。

群里进行互换的物资还有许多,比如香烟、咖啡、纸巾还有药物,像一个内部运转的黑市。一个邻居把一包中华烟放在楼道口,拍了张照,让另一个人拿走。

很多时候,我不想成为一个带领者,只是想做那个看到有扇门被关起来了,有人出不去,我去偷偷打开它的人。

后来我终于收到了建群之后自己通过团购得来的第一单鲜奶,也是我在封控八天后买到的唯一东西,当我在家喝到新鲜牛奶的味道,想到它是如此来之不易,当下竟然觉得想哭。这也太荒谬了。

6、“谣言”?“间谍”?

从4月5号开始,小区里的23号楼出现异常,原本是一例,但是在五天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七户。

V和我说今天居委让他们楼内阴性的居民下去做核酸,但是大家都拒绝了。因为在每日都有新增异常的情况下,楼道内依然没有做过专业的消毒杀菌。而他们认为这也是在封楼的情况下,楼内的阳性仍然在增多的原因。

他们联系居委会,对方给的反馈是目前专业消杀只有在疾控中心将确诊与密接转运了之后才会安排人来做。但这里构成了一个逻辑上的死循环:如果不做消杀,那其他居民感染的风险更大,确诊阳性的人数就会一天天增多。居委自己也很无奈,听说书记自己穿着白色防护服,用小喷雾在楼道内喷酒精。

V的隔壁就是一户确诊人家。因为害怕,她几天都没有开过窗户了。她陷入一种绝望的心情,觉得自己这几天就是在“排队”等待被感染,而什么都不能做。而与此同时,互助群里还有人在询问有没有要团购草莓。

晚上,她发了一条微博,讲了自己楼栋的情况。在两个小时内,她的微博被转发了上千次,很多人留言说自己小区里的感染和转运情况都是相似的。

小区内也有居民看到这个微博,并且转发到了互助群里,有其他楼栋的人看到之后疑惑地问:“这是造谣吗?”

我们开始在想是否有必要在群公告里更好地提醒大家目前小区内封控楼栋的安全。而同时,群内一连冒出的消息也会令我们担心如果公布这些消息,大家会不会陷入恐慌。这几天,我和V都经历过太多次想要做些什么又放弃的情绪过山车,以及有时候已经在努力做了些什么但又深深感到无力的沮丧当中。

但这样下去,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也许每天都是封闭十四天的第一天。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要把从群内已知的小区内部感染数量告诉大家。

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只能靠居民自发地提供。小区平面图,是从去年手机相册中拍到一张当时小区决定加装电梯的“告居民书”里获取的。

我手绘了一张平面图,抱着是否和居委沟通一下的心态,先联系了唯一一位在互助群里告知过自己是街道工作人员的成员。

她给我的回复是:“我也在和书记建议。”

V没有等“建议”什么时候能被落实,她把我画的图发到小区里另一个“业主群”,有人开始讨论了,这事就继续往下进行了。有位邻居之前就制作了一张实时更新的表格,让大家互相告知异常楼栋的信息,另一个邻居将我的图表改成了电子版。我把这些信息放在群公告里。同样也想自救的邻居意识到到大群的“人多口杂”,像团购一样,也开始建立新的小群,“青年群”、“消杀群”、“后勤群”……各自由不同的人带领。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有人将图上显示有异常信息的楼栋上添加了一只“羊”的图标,我在群里问了句:可以不要用“羊”来称呼吗?

想起前几日在我们楼栋群里,年长的阿姨也在用“羊”来指代。她问:“羊都进羊圈了还是仍在家里蹲?”有人回复说在家之后,她答:“应该牵走。”

年轻居民附议:“符号化容易让人忘记对方也是人。”

最后我们只在有异常情况的楼栋上画圈提醒大家注意,同时还强调了信息透明,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健康安全,同时消除歧视排挤,互帮互助。

这些表格在群里公布之后,好几幢楼的居民开始变得警惕。

由于我们得到的信息也不一定准确,而且更新不能做到那么及时。比如这几天有确诊被运转了,某栋楼已经是解封的状态,但可能在图上还被画了圈。

消杀的问题同样反映到居委之后没有回应。

有个邻居在群内又在建了一个专门讨论消杀的小群,准备自发筹款从外部请来专业的消毒队。本来我们以为这是一件难事,但是居民联系了一下午,对比了三家公司,最后确定下一家,费用每栋只要三百。

我们每天都在为小区的情况担忧,也看到有其他区的新闻,说“志愿者接管了居委会”。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到底要做到多少?还要做到什么地步?都不清楚,也暂时看不到终点。

而另一方面,群内又开始有了新的风气,找“间谍”。

居民对于“清零”政策态度自然是分成两派的,而当观点开始争论起来的时候,有一方熟练地怀疑另一方是间谍。而这时候被攻击的一方亮出自己的身份,“我家里有老红军,论爱国没有人比我更爱国。”

群里有人接上:“那你们家可以反映下我们小区的情况吗?让我们早点解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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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谁是健康的人?

4月13日,封控第十三天,上海八级大风。昨天大家收到的信息是要连续做三天核酸,但今天下了大雨,又通知取消了,大家在家自行做抗原检测。

大雨滂沱,落了一整天,小区阒然无声。而群内也变得格外宁静,大家好像意识到群内的争吵和讨论在雨声中都显得无力。我们被困在家里。晚上看到上海虹口区卫健委一位官员去世的信息,但在微博上,只有“上海八级大风”的天气信息挂在热搜上。

这条新闻没有人转进我们小区的互助群里。

第二天一早,小区群里就开始争吵。居民不满上午做核酸时位置安排得太近,志愿者出来解释说因为早晨落雨,雨棚内的空间没有那么大。居民提出那可以背对背排列,距离也会拉得更远。后来问题又变成“你有本事你来做事,不要光说不做”的争吵上。而围观的居民出来解围:“我们在这里讨论有什么用呢?居委要是看到早就看到了。”

我是在这个时候留意到,原本唯一在群内以“居委”身份发过言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动退群了。

但是,我们讨论的一切似乎也只能推进在居委这个层面。

居民要配药?官方的说法是先找居委。居民要求楼栋做好消杀,官方也让大家去找居委。疫情之后建立的网格化管理,让上层更隐身了,普通居民现在只能把压力积累在居委或者政府“客服”部门。大家都在自己的网格里,愤怒也被阻隔在一个个权力极小的、无力处理事情的终端网格里。我们在家里发泄我们的愤怒。

下午,我们收到了一份“抗原大礼包”,里面有口罩二十个、抗原检测盒十个,还有一张“心意卡”,上面鼓励大家:“我们一定能取得抗疫的胜利。”

什么是胜利?

傍晚时分,有居民开始闲聊觉得也许之后不想在上海待下去了。其他人又问,那你去哪里呢?

晚上23时13分,上海发布了推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孙春兰在沪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我捧着手机看着这条信息,准备入睡。是的,今天做了核酸,但是明天醒来要不要做核酸我不知道。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的生活逐渐悬置在一种被审判的状态,而我的确依赖着核酸的结果,以此确认自己今天还是一个“健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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