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与屈原都是楚人，但两人性格及命运颇有不同。
东汉杨雄的《十二州箴》中的《荆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荆之阳。江汉朝宗，其流汤汤。夏君遭鸿，荆衡是调。云梦涂泥，包匦菁茅。金石砥砺，象齿元龟。贡篚百物，世世以饶。战战栗栗，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顺庶国，孰敢余夺！亦有成汤，果秉其钺。放之南巢，号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与荆。风剽以悍，气锐以刚。有道后服，无道先强。世虽安平，无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执御。
杨雄这首诗中的“风剽以悍，气锐以刚”，经常用来形容楚人性格，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生前，就自称自己是楚人性格，比较狂傲、急躁、爆烈。熟悉王元化先生的人，则敬佩其血脉里的傲岸,激情与才学，耿直与刚烈的楚人精神。
对于楚人精神，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亦有很好的概括：“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按照《中国风俗辞典》的记载，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来源共有七种，其中两种说法与先秦时期的楚人相关：春秋末期的伍子胥，战国时期的屈原。直到今天，端午节已经和屈原牢牢联系在一起，但是，也有部分地区纪念的是伍子胥。
伍子胥（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名员（一作芸），字子胥，楚国人（今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伍子胥之父伍奢为楚平王子建太傅，因受费无极谗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
据湖北云梦县博物馆的资料，在伍子胥（公元前559-公元前484年）从楚国逃往吴国的途中，在云梦县沙河乡辛安寺村时迷失方向，向庙祝询问离吴国有多远，庙祝告诉他，这里就是楚吴交界处，由此往东就是吴国。伍子胥往东见到一块界碑，这才心安。其后佛教东传，此庙改为“心安寺”。
其后，伍子胥成为吴王阖闾重臣，，公元前506年协同孙武带兵攻入楚都，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有人认为，“端午”就是纪念伍子胥为父兄平反昭雪、血亲复仇的日子。
在先秦时期，人们崇尚的观念是“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血亲复仇被认为是正义行为。孝高于忠，家高于国。以血缘等关系联系起来的小共同体高于国家这样的大共同体。
伍子胥和孔子是同时代人，孔子很赞赏伍子胥的血亲复仇:
《礼记·檀弓上》，子贡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据《越绝书》书15卷：
问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贤人。”问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违，皆称贤，何？”“论语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单身入越，主于伯，有所不合，故去也。”问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君之义也。义无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犹重也，不明甚矣。”问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君，犹妻事夫，何以去？”“论语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行者，去也。传曰：‘孔子去鲁，燔俎无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称仁。行虽有异，其义同。”“死与生，败与成，其同奈何？”“论语曰：‘有杀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贵其义。信从中出，义从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于纣也。箕子亡者，正其纪也。皆忠信之至，相为表里耳。”问曰：“二子孰愈乎？”曰：“以为同耳。然子胥无为能自免于无道之楚，不忘旧功，灭身为主。合，即能以霸；不合，可去则去，可死则死。范蠡遭世不明，被发佯狂，无正不行，无主不止。色斯而举，不害于道。亿则屡中，货财殖聚。作诈成伯，不合乃去。三迁避位，名闻海内。去越入齐，老身西陶。仲子由楚，伤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终。子胥可谓兼人乎？”
问曰：“子胥伐楚宫，射其子，不杀，何也？” “弗及耳。楚世子奔逃云梦之山。子胥兵笞平王之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请救。于斧渔子进谏子胥，子胥适会秦救至，因引兵还。越见其荣于无道之楚，兴兵伐吴。子胥以不得已，迎之就李。”问曰：“笞墓何名乎？”“子之复仇，臣之讨贼，至诚感天，矫枉过直。乳狗哺虎，不计祸福。大道不诛，诛首恶。子胥笞墓不究也。”
由此可见，孔子在回答中毫不迟疑地赞成伍子胥。
上海博物馆藏楚国楚竹书，有一篇曰《鬼神之明》，写于5枚竹简之上，专家认为是《墨子》的佚文。其中第三简有：“五子疋者，天下之圣人也。”而“五子疋”就是伍子胥。
伍子胥的行为不仅受到春秋时代人们的赞扬，到200多年之后战国时代的屈原，也屡次表示自己要效仿伍子胥。他在《九章·悲回风》中也写到：“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为遭到贵族排挤诽谤屈原，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楚国。
有人认为，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都是为了纪念这位爱国主义诗人。
伍子胥被称为“天下之圣人”，屈原是伟大的诗人。那么，作为现代人，应当如何纪念伍子胥和屈原？
透过伍子胥和屈原的经历可以看到，他们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阴谋的受害者。楚平王设计陷害伍子胥的父兄，并且追杀伍子胥以绝后患；而屈原遭到贵族排挤被流放。君主权力的肆意妄为，权臣的构陷造成了两人的厄运。
按照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说法，王制就是君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按照法律进行统治。僭主制就是君主没有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不按法律进行统治。春秋战国是封建制，但中国素无法治。如果是王制之下，伍子胥就不会遭遇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屈原也不会被流放。
而现代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统治者的权力来自公民同意，国家利用宪法规范统治者及官员、政客的政治行为，权力的争夺和斗争都必须限定于法律的框架之内。无论是总统还是官员、政客，都不得超越法律。在“水门事件”中，美国总统尼克松蔑视法律，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辞职走人。
以我的偏见，端午节究竟是纪念伍子胥和屈原，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或许还潜藏着价值观的选择：
伍子胥为父兄报仇雪恨，既符合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即孔子所说的“为父绝君”），并且维护了公平和正义；屈原一腔爱国热忱却遭到流放，报国无门之后愤然自杀，更接近于国家主义。在两者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前者。
在我看来，伍子胥更值得激赏，也更能体现楚人精神。伍子胥率兵打回楚国，成功复仇，将楚平王墓掘开鞭尸三百，可谓大快人心，足以令暴君昏君惧。对于昏庸无道、滥杀无辜且胡作非为的暴君，没有让他在生前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样做已经算是便宜他了。屈原的经历让人慨叹和同情，但投汨罗江而死于事无补且过于憋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