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
亨利·基辛格有句名言，权力是最好的春药（Power is the ultimate aphrodisiac）。其实早在他之前，拿破仑·波拿巴就非常直接表达过他对于权力的痴恋。“春药”这种充满性意味的表达，其实也暗示了权力的绝对支配力和为所欲为。只不过，这春药让当权者爽的同时，副作用也的确够大的……
乔纳森·海特在《正义之心》中也曾写到，构建一个道德社会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确保每一个人的声誉始终处于风险之中，这样才能保证不良行为始终能够带来糟糕的结果”。但在现实中，很多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会无视这一原则，因为他的权力缺乏监管，其一切都不容任何人置疑。这也正是格劳孔和苏格拉底关于认知正义/正直的分歧所在。
如果权力是一种处方药，将被列出一长串广为人知的副作用。
它会让人醉生梦死，亦会使人腐朽不堪。它甚至能让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美国前国务卿，著名政治家、外交家，译者注）坚信自己风流倜傥。但权力会损伤大脑吗？
2016年秋，因未能阻止约5000名员工为客户开设虚假账户，富国银行（Wells Fargo）前任首席执行官约翰·斯顿普夫（John Stumpf）被多名国会议员在听证会上变着花样地狂轰猛击。但斯顿普夫的表现却令人大跌眼镜。
贵为全球最具价值银行的最顶层，他似乎完全没弄清听证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尽管他道歉了，但并没有表现出懊恼或悔恨。他看上去也并没有目中无人、沾沾自喜抑或是虚情假意，反而看上去很迷茫，如同刚从“斯顿普夫星球”来的尚未调整时差的旅者，在那个星球中，对他的尊重是一种自然法则，而5000人只不过是个少得可怜的数字。
即使是最辛辣的讽刺——“你在逗我吧”【语出威斯康星州的议员肖恩·达菲（Sean Duffy）】；“我简直不敢相信在这里所听到的一切”【语出纽约州的议员格雷戈米·米克斯（Gregory Meeks）】——都无法把他震醒。
斯顿普夫的脑子里在想什么？新的研究表明，更确切的疑问应该是：**他的脑子里没有想过什么呢？**
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将权力描述为**“一种会扼杀对受害者共情能力的恶性肿瘤”**，这并非医学上的疾病，而是一种隐喻。但这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达切尔·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多年理论和实验所得结论相差无几。后者在长达20年的研究中发现，受权力影响的受试者表现得如同经历了创伤性脑损伤一般——变得更冲动，风险意识更淡薄，关键是更不善于从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
安大略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神经科学家苏克文德·奥比（Sukhvinder Obhi）最近也发表了类似的研究。与凯尔特纳专注行为方面的研究不同，奥比更关注大脑。当他利用经颅磁刺激仪研究手握重权以及无权无势的志愿者的大脑时，他发现权力实际上损伤了一种特定的神经过程——“镜像反应（mirroring）”——而这可能是同理心的基石。
这一发现为凯尔特纳所提出的“权力悖论”提供了神经学基础：一旦拥有了权力，我们就会丧失一些最初获得权力时所需的能力。
（hbr.org/2016/10/dont-let-power-corrupt-you）
这种能力的丧失已通过许多极具创造力的试验得到了证实。在2006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受试者被要求在额头上写出字母“E”以便他人观看——这项任务要求受试者以观察者的角度看自己。那些感到自己掌握权力的人将“E”正向自己而反向别人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这让人想起2008年奥运会上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把美国的星条旗左右拿反了】。其他实验表明，有权势的人在判断照片中人物的感受或揣测同事对某句话的理解方面表现得更差。
（insight.kellogg.northwestern.edu/article/losing-touch）
人们倾向于模仿上级的表情和肢体语言，这一事实会加剧这样的问题：下级对掌权者鲜少提供可靠的线索（帮助上级揣测他们的心理）。但更重要的是，凯尔特纳认为**掌权者不再模仿别人**。在别人笑的时候笑，当他人紧张时也感到紧张，这并非谄媚。这有助于对他人所经历的事情感同身受，并了解这些情绪从何而来。凯尔特纳说，有权势的人“不再模仿他人的感受”，这导致了他所说的“同理心缺失”。
镜像是一种更微妙的模仿方式，在我们尚未意识到的时候，它已经完整地在大脑中进行了。当我们看到别人做某个动作时，我们用来做同样动作的脑区交感神经会兴奋。**替代体验**是对这一现象的最佳解释（指一个人感受到他人的情感、知觉和思想的心理现象，译者注）。这就是奥比和他的团队在让受试者观看徒手挤压橡胶球视频时试图激活的东西。
（www.apa.org/monitor/oct05/mirror）
（www.oveo.org/fichiers/power-changes-how-the-brain-responds-to-others.pdf）
对于没有权力的受试者而言，镜像效果很好：他们与挤压球相关的神经通路很大程度上被激活。但对于有权势的受试者呢？相关通路鲜少被激活。
难道镜像反应失效了吗？这种情况更像是（暂时性的）麻痹。没有任何一个受试者能永远拥有权力。（上述试验的）受试者是一群大学生，他们通过讲述自己担任负责人的经历来感受自己已经拥有了权力。当这种感觉消失时，麻痹可能也会消失——在实验室待了一下午后，他们的大脑并未受到结构上的损伤。
但如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比如，通过让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季复一季地吹嘘他们有多么伟大，董事会成员为他们提供额外的报酬，《福布斯》称赞他们“做好事，且做得好”——他们的大脑可能会产生医学中所说的“功能性”变化。
我想知道，那些有权力的人是否仅仅只是不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但并未丧失这样的能力。巧合的是，奥比的后续研究可能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在此研究中，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何为镜像，并要求他们有意识地增加或减少自己的反应。“我们的结果并没有任何差异，”奥比和其合著者凯瑟琳·奈什（Katherine Naish）这样写道。（受试者的）主观努力完全没有效果。
（jn.physiology.org/content/early/2015/08/21/jn.00518.2015）
这是个令人沮丧的发现。知识和智慧本该是力量。但知道权力带来的力量反而会剥夺你的心智有什么用处呢？
最乐观的说法可能是，拥有权力而产生的变化只是偶尔有害。研究表明，权力会使我们的大脑预先过滤掉外围信息（非直接相关的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方式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在社交方面，它有明显的副作用——使我们更加迟钝。即便如此，对当权者或其领导的集团而言也不一定是坏事。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令人信服地阐述了权力会减少对他人进行细致解读的需要，因为权力会给予我们那些曾经不得不从他人那里费尽心机才能争取来的资源。当然，在现代组织中，这种权力的维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组织的支持。新闻头条中高管狂妄自大的例子不胜枚举，这表明许多领导已经越过了权力的底线，做出了适得其反的蠢事。
拥有权力的人不太能够分辨出人们的个性特征，他们更依赖于自己的刻板印象。其他研究表明，他们的目光越短浅，就越依赖于自己 “如井底之蛙般的眼界”。当约翰·斯顿普夫看到富国银行的每个客户都有八个独立账户时，他对国会说：“这是交叉销售（指发现现有客户的多种需求，并通过满足其需求而实现销售多种相关的服务或产品的营销方式，译者注），是增进客户关系的缩影。”（就像他常对员工说的，“eight”是“great”的谐音。）
难道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吗？
是，也不是。想要阻止权力影响大脑的趋势并非易事。更容易的是——至少需要时不时地——阻断自己对于权力的感知。
凯尔特纳提醒我，就影响我们的思考方式而言，权力并非一种职位或职务，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他的实验表明，在回忆你无权无势的时光的时候，你的大脑就能与现实交流了。
对一些人而言，回忆自己早期对一切都无能为力的经历似乎颇有用处——足够刻骨铭心的经历可能会产生一种永久的保护。
2016年2月发表于《金融杂志》（The Journal of Finance）上的一项不可思议的研究发现，那些童年经历过造成重大伤亡的自然灾害的CEO，比没有该经历的CEO在面对风险时更加谨慎。【该研究报告的合著者、剑桥大学教授拉加文德拉·劳（Raghavendra Rau）表示，该研究还表明一个问题，那些经历过未造成重大伤亡灾难的CEO更喜欢冒险】。
“傲慢综合征，”欧文写道，“是一种因拥有权力而产生的失调。”
但对于傲慢的限制并非仅来源于龙卷风、火山和海啸。百事公司（PepsiCo）首席执行官、董事长英德拉·努伊（Indra Nooyi）有时会讲述在2001年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公司董事那天的故事。当她回到家时，正沉浸于自己的重要使命和热情之中，母亲却问她是否能在分享好消息之前去买些牛奶。努伊怒气冲冲地出门买了牛奶。“把那该死的皇冠留在车库里”，这是她回家时母亲给予的忠告。
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努伊亲口讲述了它。这是一条关于日常责任和做事应该脚踏实地的有效提示。在这个故事中，努伊的母亲扮演了“谏言者”的角色，政治顾问路易斯· 豪（Louis Howe）曾用这个词描述自己与美国四任总统富兰克林· 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之间的关系，豪一直对罗斯福直呼其名。
对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而言，承担这一角色的则是他的妻子克莱门汀（Clementine），后者曾有勇气写下：“亲爱的温斯顿，我必须承认，我察觉到你的态度越来越差，也不似从前般善良了。”这封信写于希特勒进攻巴黎的那天，被撕毁后寄出。这封信的内容并非抱怨，而是警示：她写道，有人向她透露，丘吉尔在会议上对下属的态度“如此轻蔑”以至于“不论好坏，不会再有人提出任何想法”——随之而来的风险是，“你不会得到最好的结果。”
大卫·欧文（David Owen）勋爵是英国的一名神经科学家，后成为国会议员，在成为贵族前，还曾担任过外交大臣。他在《疾病与权力》（In Sickness and in Power）一书中叙述了豪和丘吉尔的故事，本书出版于2008年，包含了自1900年来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所患有的种种恶疾。除了有人曾患中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美国第28任总统】，饱受药物滥用的折磨【罗伯特·艾登（Anthony Eden），英国政治家、外交家】或可能患有躁郁症【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美国第3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美国第26任总统】，还有至少其他4人患有医学文献尚未记载但欧文认为的确存在的疾病。
欧文的合著者乔纳森·戴维森（Jonathan Davidson）在2009年于杂志《脑》（Brain）中发布相关研究，将该症状定义为“傲慢综合征”（Hubris syndrome）。“这是一种因拥有权力而产生的疾病，尤其是拥有压倒性绝对权威的权力，一种常年掌权且鲜少被束缚的特权。”它的14项临床特征包括：**对他人带有明显的蔑视，与现实失去联系，躁动或鲁莽的行为以及表现出的无能。**
2017年5月，英国皇家医学会与戴德勒斯信托（Daedalus Trust）共同主办了一次会议——戴德勒斯信托是欧文为研究和预防傲慢综合征而成立的一个组织。
欧文承认自己有轻度傲慢的倾向，我问他是否找到了直面现实的方法，这些方法或许是那些掌权者能够效仿的。他分享了一些策略：回顾过去能够消除傲慢的经历；观看普通人的纪录片；养成阅读选民信件的习惯。
但我猜测，目前对于欧文傲慢综合征研究最大的阻力来源于他孜孜不倦所研究的对象。他向我抱怨，企业对傲慢的研究毫无兴趣。商学院也好不到哪去。他声音下暗藏的挫败感表明了他有些无能为力。无论这项研究能给欧文带来怎样有益的影响，这种在董事会和高管人群中高发的疾病不可能很快找到治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