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的编辑多次约请我就疫情封控写些文字，以作为这个特殊时期的纪念。我知道编辑的意图是极好的。经历了这样的特殊时期，不仅我们对疫情及其管控需要作些总结与反思，而且一个城市的人们还需要多看到些积极的文字，以便鼓励大家能走出过去、面向未来。
但我多次婉拒，并不是我不想站在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视角对这次疫情及其管控进行某种公开的思考与检讨，而是担心这样的文字由于过分犀利，恐难见诸报端。然而，编辑依然锲而不舍，每天都用微信联系我，来鼓励和催促我写些文字。我实在斗不过编辑的这种韧劲，只好屈服，同意撰稿。但问题是，到底该写什么呢？
“房间里的大象”
要说这些年许多重大问题的公共讨论，我常常容易想到一个英文俗语——elephant in the room，即“房间里的大象”。意思是说，导致问题的原因就是“房间里的大象”，这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种种禁忌，人们无法直接、坦率地指出“房间里的大象”这个问题，而是要装模作样地找出一些较次要的原因，还要假装努力去解决它们。
我心里想，我要写的文字，倘若也落入了这种“埃利芬特”陷阱，那么不写也罢。但问题是，我真能指出“房间里的大象”吗？恐怕也不能，原因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既然这样，我还能写下些有效言说的文字，而免于蒙混稿费和空占版面的指控吗？
我所能想到的是，跟指出“房间里的大象”这一问题同样重要的，大概就是重申一些重要的常识。前者固然可以单刀直入、切中要害，但后者的价值在于，它往往构成了我们理解许多重大现象的认知框架。
关于这两三个月以来上海的疫情、疫情封控、治理效果以及次生灾害等等，官方媒体和民间自媒体已有许多讨论，我这里就无须赘述了。
我想在此强调的是，这两三个月恰恰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常识似乎已经被遗忘。而当常识被遗忘时，无论政策制定，还是政策执行，就有可能会捉襟见肘、事倍功半。我主张我们在疫情封锁时刻更需重温那些重要的常识。
短缺经济为何回归？
这次上海疫情封控初期，曾出现局部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短缺现象。但这并非上海的特例。在过去两三年里，武汉、郑州、西安、长春等地，疫情封控期间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短缺现象。为什么会出现短缺现象？原因不难理解，需求还在那里，但供给跟不上了。我们可以接着问，为什么供给跟不上了？因为疫情封控关闭或限制了跨省市物流、本地商超和本地快递外卖，而作为替代品的政府食品和必需品配送系统尚来不及建设。当然，面对这突如其然的短缺，上海有关部门很快调整了做法，一手恢复部分的市场供给系统，一手提升政府食品和必需品配送系统的承载力，再加上适应疫情管控政策的新式团购的兴起，短缺问题很快就大幅缓解了。
但这种短暂的短缺经济现象，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课。许多有些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短缺经济学》这本在20世纪80-90年代曾风靡一时的书，作者是匈牙利经济学家、后来的哈佛大学教授亚诺什·科尔奈。他要解释的，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短缺现象。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注定就是一种短缺经济。这是过去的常识。
吊诡的是，如今的中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人均GDP已超12000美元，还迈过了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大城市竟然还会出现食品和必需品的短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市场由于疫情封控政策的原因而被人为消灭了。按照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说法，市场经济是一种大规模的、人与人之间进行自愿合作的自发秩序。这是一个常识。比如，对上海这座250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每天管吃饭的人，包括食品商超、餐厅食堂、食品外卖的工作人员等，加在一起少说有数十万人。但从3月底、4月初开始，不仅绝大部分商超和餐厅被关闭了，而且绝大部分相关工作人员都被封控在家。这样，人一被管住，市场就瞬间消失了。
最近网络上的一个流行说法是，上海的这次疫情封控教育了所有依然留恋计划经济、质疑市场经济的国人同胞。我认为，这说得很对。尽管市场经济远非完美，但远比任何食品和必需品的统一配送系统来得更加高效与便捷。市场经济不仅善于发现大部分人的需求，并能为这种需求找到匹配的供给，而且在配置效率和成本上都能达到疫情封控政策下所无法实现的满意度。这应该也是一个常识。
市场经济还在新政策的约束条件下表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即便在疫情封控初期，绝大部分市场通道被关闭以后，社区新型团购迅速兴起，并以惊人的响应速度承载起了上海保供给的半壁江山。一时之间，各个社区的各路团长实际上成了上海非常时期保供给的民间英雄。只要市场机制还没有被完全消灭的地方，需求很快就会被发掘出来，供给也很快就会跟上。这也意味着，只要行政管制还没有完全打倒市场力量，食品和必需品的供应链就不会完全断裂，人们就不容易挨饿。这是一个常识。
为什么说取消复工复产白名单是对的？
在这轮疫情封控中后期，上海曾短暂地采取过两个做法：一是确定保供单位名单，优先确保这些保供单位正常经营；二是采取了复工复产白名单制度，颁发复工复产许可证。但这些措施到6月1日上海恢复小区自由出入后就基本取消了。为了有效地进行疫情防控，同时又要保供给和保生产，这些做法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种行政许可背后的思维模式是，假定某个政府主管部门或某些官员能掌握关于市场运行的全部关键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明智地做出行政许可的决策。而这往往是很难做到的。比如，政府主管部门肯定知道恢复汽车产业生产的重要性，给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厂商颁布复工复产许可证是容易想到的。但每部汽车实际上是由数万个零部件构成的。某种型号的轴承、甚至某种型号的螺丝螺母的短缺，就无法让一部完整的汽车完成生产安装、顺利下线。再假设每个汽车零部件厂商都拿到了复工复产许可证，但由于汽车零部件的包装材料无法到位——比如，就是某些规格的木架和硬纸板箱缺货，这些零部件就无法完成运输。这些木架和硬纸板箱的生产，又需要木材加工厂和造纸厂恢复生产。
还有一种常见的可能性就是，某种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在上海以外的浙江、江苏、安徽或广东，那么，货车司机能一路过关斩将，把汽车零部件从生产工厂送到上海的整车装配线车间吗？在疫情封控时期，要想这样做，难度实在太大。
这样一步步推导，就会发现，市场秩序是一个需要依赖各种自愿合作、依靠各种专门化信息与知识、借助各种人员和物品流动的高度复杂的大规模网络。其实际的复杂程度、自发运作的程度、互相依赖的程度，是某些主管部门难以准确估算的。这也是一个常识。行政部门决无可能做到能精准判断哪些产业、公司、工厂、人员和物流是必需的，而哪些产业、公司、工厂、人员和物流不是必需的。所以，上海及时取消复工复产白名单制度非常正确，这恰恰是承认市场自发力量的极端重要性。
政府制定政策应多考虑企业部门的实际困难
2022年4月15日早晨，被关在小区两周以后，我写过这样一条朋友圈，大意是建议实行全面封控的城市应该给政府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停发工资，“封控到何时，停发到何时”。因为只有这样，“政府部门才能跟企业部门、市场部门做到感同身受”。
这本来只是我有感而发的一条普通文字。但经一位资深媒体人率先转发以后，几小时内就传遍了整个自媒体网络，一天之内阅读量恐怕达到了千万级。我在微博、微信、网易等平台既读到了许多支持的意见，又听到不少批评的声音。有批评意见认为，这位“没良心的叫兽”不仅看不到基层公务员在此次防疫中的艰苦付出，而且还主张要停发他们的工资，实在不可理喻。
在上海及各地的疫情防控中，对于许多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强度与艰苦付出，甚至更高级别公务员的巨大压力与内心焦灼，我不仅理解，而且有些感同身受。我的许多同学、朋友与学生就是不同级别的公务员，我本身也生活在大学这一事业单位体制之下。那么，我为什么还这样说呢？
这条朋友圈的本意，甚至主要不是它的字面意思，即停发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的工资。它实际上想说，当一个城市实行全面封控政策之后，许多企业部门与市场部门的收入、就业都受到了极大影响。特别是风险承受力较低的中小民营企业，它们的老板与员工更是首当其冲。全面封控政策会导致许多企业收入大幅下降，甚至收入清零。尽管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在目前疫情防控政策之下压力很大、工作艰苦，但这些部门和许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就业基本不受什么影响。
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公务员与普通民众对疫情防控政策感受的巨大差异。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更多是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而企业部门及其员工更多是政策的承受者。如果全面封控政策没有给前者带来实际的痛感，那么他们在制定和执行疫情防控政策时，就更有可能走向层层加码——即封控范围越大越好、封控措施越严越好、封控时间越长越好。这样，政府部门就做不到跟企业部门和市场部门感同身受，我们甚至就更难真正走出这场疫情。
按理说，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公务员与普通民众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应该做到同甘共苦。如果企业部门收入下降，如果市场部门不能支撑经济发展与就业机会，政府财政收入就会下降。比如，由于疫情及其管控措施的影响，2022年4月深圳市财政收入就下降了44%，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财政收入下降幅度也不小。长期来看，企业收入、财政收入与就业数量是整体经济状况的三个关键指标，而这三个指标是密切联动的。这也是一个常识。如果企业部门与市场部门无法正常经营，政府财政收入与民众就业又如何保证呢？
所以，我那条建议其实不过是要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即政府与公务员）在考虑疫情防控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政策承受者（即企业与普通民众）的实际困难，应该把他们的生计置于重要地位。惟有这样，政府在制定防疫政策，在考虑封控范围、封控程度与封控时间时才能做到更科学、更合理，而不是封控范围越大越好、封控措施越严越好、封控时间越长越好。相反的做法，很可能会在企业部门与市场部门造成严重的灾难。这同样是一个常识。这也是中央有关部门三令五申，要防止 “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要旨所在。
公共政策在利益上并非是中性的
另外，许多疫情防控政策在利益上并非是中性的。比如，核酸政策、疫苗政策都有重大的利益相关方。在过去两三年中国与全球抗疫大背景下，与疫苗、核酸有关的许多机构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需要警惕的是，如今跟疫情防控相关的产业不仅牵涉巨大的市场利益，而且可能会影响相关的政策制定过程。我无意在此猜测这些相关机构的主观意图，但在客观事实上，它们的利益跟疫情状况、跟疫情防控政策关系非常密切。这也是一个常识。
在政府管制研究中，流行的“俘获理论”认为，市场部门的被监管者很可能会以各种方式来“俘获”政府部门的监管者。在这个非常时期，中国需要特别警惕的是，跟疫情防控产业有关的利益集团，可能会有很大的动力去影响疫情防控政策的走向。从近期披露的全国各地多起卫健委系统相关负责人涉嫌腐败的案件来看，这种担忧并非危言耸听。一个更正确的做法是，应该让全国疫情防控政策的主要承受者——即数以十亿计的普通民众以及他们的生计，成为左右各地与全国防疫政策的首要因素。难道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吗？这也应该是一个常识。这才是真正的人民至上。
紧急状态不宜常态化和长期化
从法律角度看，一个城市因为疫情实行全面封控政策，就相当于进入了紧急状态。许多国家的宪法或法律对紧急状态都有具体规定。当面对内部叛乱、外部战争、地震或严重传染性疫情等重大公共灾难时，政府可以启动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往往意味着政府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公民与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权利则受到许多限制，甚至被暂时搁置。
但需要提醒的是，从法理上说，紧急状态的实施应该遵循若干原则。第一，紧急状态的宣布要合乎法律规定。一般来说，这通常需要全国性的或较高级别的立法机关来宣布实施，或者由立法机构的事先立法授权，然后由全国性的或较高级别的行政机关来宣布实施。这就是说，实施紧急状态本身就需要遵循合法和依法的原则。第二，在实施紧急状态时，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和对公民与其他主体的权利限制，应该仅限于应付和处置特定的紧急状态，而不应该予以扩大化。第三，任何紧急状态的宣布和实施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期限，而不能将紧急状态常态化和长期化。这也是一个常识。
总结下来，紧急状态需要合法宣布，合法实施，且应该有合理的期限。这样的考虑，除了政府应当恪守依宪执政、合法用权的原则，除了国家应该保护公民与市场主体基本自由与权利的原则，一个较为实际的关切是，不恰当地宣布和实施紧急状态，过长时间实施紧急状态，有可能会让一个正常社会与市场秩序的运作陷入彻底的瘫痪。这是一个常识。
限制企业主开业、限制员工离家上班、限制快递小哥递送物品、甚至限制农民下地耕作，不仅是对他们基本行动与经济自由的限制，而且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上文提到，任何市场秩序都高度依赖于一个大规模的自愿合作网络。而与紧急状态有关的政策或措施，表面上看，只是切断了这个自愿合作网络的某些环节，但从结果来看，它往往使得整个市场秩序面临瘫痪的风险。比如，只要限制所有快递员上街工作，不仅快递行业本身会瘫痪，而且所有跟网购有关的业务与产业全部都会瘫痪。
行政力量要审慎行使紧急状态权
按理说，紧急状态事关重大，往往是宪法性质的议题。但在中国，像《传染病防治法》实际上就涉及紧急状态。该法尽管没有在法律条文上提到紧急状态，但法律授权相关部门采取限制一定区域范围内人的基本行动自由的政策与措施，实际就是启动了紧急状态。不仅如此，这类法律授权实施这种紧急状态的部门或政府层次往往级别并不高。
这就带来了一个可能的结果，即我们在国家层面并未正式讨论或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但实际上，一个较低层级的部门或地方政府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紧急状态了，而这又是一个事关一地数十万人、乃至数百万人的日常生计与基本自由的重大决策。这种决策一方面固然关系到疫情管控，目标是疫情传播的最小化，但另一方面也关系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与市场秩序，直接决定了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是否面临瘫痪的风险。这也应该是一个常识。所以，这种决策需要非常审慎。
跟这种紧急状态有关的，还有许多例外状态的做法。比如，在严重疫情肆虐的条件下，公民按照法律或政府相关规定进行定期核酸检测，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是，当疫情严重程度或实际传播可能已大大降低时，这种例外做法是否还要被长期坚持呢？进一步说，在何种条件下，这种例外状态的做法可以进行调整呢？实际上，每一种例外状态的做法，对应的都是不同的疫情防控力度与经济社会影响的组合。所以，行政力量不仅需要审慎地行使紧急状态权，还需要审慎地考虑与评估设置例外状态的做法，也需要在疫情变化的条件下及时减少或取消例外状态的许多做法。
总之，我这篇文字讨论的是一些无甚高明的常识，但问题恰恰在于，重要的常识常常容易被遗忘。这些常识仍然构成了我们理解许多重大问题的基础。我深知，过去两三个月的疫情及其管控已使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而我最大的期待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及其反思将迎来许多已被遗忘的重要常识的回归。那些重要的常识，或许依然是我们应付未来诸种不确定性的凭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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