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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唐山烧烤店事件获得了极大的舆论关注。很多文章很好地论证了此事为什么应该被理解为系统性的性别暴力（见文末链接）。
但我们发现，吕文和网传的一些华中乡土学派内部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的论述主要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抹杀性别问题，二是普遍污名化从性别视角对社会问题展开的讨论。
文章链接：
吕德文：唐山打人事件的几个看法（https://mp.weixin.qq.com/s/s73Gj4vZMC21lLriYJZY4A）
事件分析的社会学方法准则——以唐山打人事件为例（https://mp.weixin.qq.com/s/dGQ8se9BJGXvTlNvWSFg-A）
这种论调和决断，与主流与论同构，也体现了主流学界和与论界对性别问题的主要判断。吕文本身的一些明显的逻辑漏洞，此处就不多言，本文也无意攻击吕教授本人。如吕教授和乡土学派的其他同仁有感觉到被冒犯，请明白我们意在学术讨论，没有人身攻击的意图。
本文首先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这些学者会/要抹杀唐山事件的性别维度？为什么他们会/要污名化用性别视角去思考社会问题？这样做凸显了社会问题的哪些方面，遮蔽了什么，又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基于此，进而探讨，什么才是真正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公共讨论又应该向何处去。
（图源：unsplash-feng jiaxin）
一、 华中乡土学派为什么选择性地无视性别？
吕文一上来就试图给复杂的社会现象“定性”，认为“这起事件就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治安案件”。并且反复在文中暗示和强调，这件事作为人类社会暴力行为的一种“正常表现”， 不足为奇，更不用贴上“性别暴力”的标签否则，就是“挑动大众神经”，“喊打喊杀”，搞性别对立。
其论述千方百计抹去唐山事件的性别维度，将其“还原”为一个只涉及打人的“正常现象”。但奇怪的是，以吕为代表的华中乡土学派并没有在一切社会现象上都否认性别维度。相反，他们对其他涉及性别的问题关注颇多。
比如，他们对所谓农村“光棍”、“高彩礼”等问题进行了密集讨论，却从未避讳这些都是涉及性别的问题 (包括严重失衡的出生性别比的问题) 。他们的论述强调底层男性的痛苦，上暗示底层女性“物质”和“拜金”认为这是在某种“失范”社会结构下，女性在婚姻市场上获取了更高的地位和资源导致的。
生涩的社会学词汇，显然足以掩盖一部分责怪女性的研究者情绪性站位。虽然在事实上有意无意地责怪了女性，但他们显然并不认为这样的讨论是在搞性别对立。然而，为什么在唐山事件里，他们变得不仅性别盲视，反而想要千方百计地抹去事件的性别维度，甚至跟随民粹分子认为使用性别视角是“美国意识形态力量渗透”的结果呢？
这看似矛盾的做法背后，隐含着他们对性别议题的某种一贯的理解和价值取向。
1. 家庭之外无女人：性别“维稳”和作为福利供给者的家庭
我们发现，在华中乡土学派的大多数作品中，性别通常只有在家庭成为问题的时候，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分析范畴。
家庭在他们的研究框架中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福利供给者。稳定和有效的家庭是实现经济腾飞、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一环。这从华中乡土学派的一个招牌论断“中国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中可见一斑。
这种论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机制的调整。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是以打破“铁饭碗”和“高福利”为代价的，这意味着国家从再生产（福利）领域的系统性退出（包括养老，育儿，住房，医疗，教育等）。由此，家庭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福利供给单位，承担了过去国家在社会再生产领域的角色，并由此与国家经济发展旋至“现代化”联系起来。
中国农村为什么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这背后是千千万万的家庭——特别是女性和老人——对儿童的照料。也正是因为家庭为福利兜底，改革开放前30年的经济才能在一个低薪、低福利、无保障的工资福利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和兴盛。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证一个稳定有效的家庭便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性别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进入华中乡土学派的视野。简而言之，家庭稳定需要“不敌对”的性别关系，如果性别关系敌对了，家庭就成了不稳定因素，无法完成劳动力和人口再生产的任务，这会带来生产领域的不稳定和人口增长、照护危机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使得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受到阻碍。
这与前面他们讨论光棍问题，彩礼问题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光棍问题、彩礼问题，威胁了性别关系的稳定，威胁了家庭作为一个持续的福利供给者的角色。而唐山事件，部分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合法”的性别问题（即家庭问题），在他们的框架下就显得不可理解。因此，吕文在取消这一事件的性别维度时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也不足为奇。
2. 作为工具的性别和作为工具的人
回到乡土学派对性别问题的处理上，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维护家庭的稳定对中国现代化发展如此重要，那他们对性别问题的处理方式似乎也无可厚非。但事实证明，他们的方案其实面临一系列致命的问题。
他们的逻辑是建立在家庭需要，并且应该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供给者，承担现代化发展代价的基础上的。但事实是，当个体家庭作为沉重的社会福利兜底的时候，家庭只会不堪重负而走向崩溃，社会也根本无法可持续发展。
今天中国社会一些令人忧虑的现象，包括农村留守儿童老人无人照料，人们生不起、不敢生，职场妈妈被迫回家，祖辈育儿，生育率断崖式下跌等，其实都是在社会福利缺位的情况下，家庭被迫成为福利供给沉重兜底的表现。
对此，他们的方案是，继续强化家庭关系，无视根深蒂固的性别问题，目的只是稳定家庭作为福利的供给者（就如同他们在唐山事件，在光棍议题上的态度一样）。但从我国和东亚其他各国的经验和现实来看，这条路只会让家庭不堪重负，让美好的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奢望，也让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空谈。
因此，必须指出的是，华中乡土学派所追求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其实并非真正建立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
他们所追求城市化（包括农村的“渐进式城市化”）和现代化，实际上是建立在极不公正也不平衡的城乡、性别、阶层、代际等关系之上。当他们强调“性别维稳”、强化家庭关系以服务于大资本（国有和私有）主导的经济发展，人对他们而言只是工具和手段，而非发展的目的。
（图源：unsplash-billow926）
当性别歧视大行其道，父权制根深蒂固，性别暴力如此猖獗，强行粉饰性别“和谐”以维护表面的“稳定”，能否真正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为了不平衡不公正的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市场化，掩盖女性遭受的困境和不公，牺牲家庭，让普通人承担沉重的发展代价，甚至赤裸裸的将人口视作经济发展的“资源”，将女性物化为生育机器，又在哪种意义上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中国？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学派对性别问题的态度远非所标榜的“客观”、“科学”。而性别“维稳”、追求（并不平衡也不公正的）现代化正是他们论述背后的意识形态。
二、 性别、公共讨论和“有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
近年来，性别视角和分析框架在学界常常被视作“洋理论”而备受边缘化。公共讨论中，民族主义和“警惕美国意识形态渗透”的话语蔚为大观。对性别问题的讨论似乎成了学界的“禁区”，会被轻易被斥为搞性别对立，甚至动辄被污蔑为“女拳”，与境外势力、西方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
无论是在公共讨论中，还是在学术讨论中，都十分强调要有“中国的主体性”。打“中国学派”的旗帜开始成为一种趋势，认为西方理论不能适用于中国社会和国情，而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和研究框架，追求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这些现象，实际上也反映了对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对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道路焦虑。
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余年、中国在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仍然与其互惠互利的情况下，“现代主义”的理论范式和“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分别给主流学术界和公共讨论提供了理论和话语资源；那么近十年来，随着战狼外交、一带一路、围绕技术的中美贸易战等的兴起，学者们开始对西方理论不满，认为它无法真正的解释现代中国的现象，指导现代中国的实践。华中乡土学派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
这些思潮确实促使许多中国学者开始从本土经验出发，批判性地看待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反思性地寻找和回答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但部分却走向了保守民族主义的守旧和故步自封，将一切外部理论和经验都当做洪水猛兽（不仅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也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极为丰富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充耳不闻）。这样的“理论自信”，是建立在对其他理论极端地闭目塞听的基础上，而非严谨的批判和反思之上的。
根据上面的讨论，华中乡土学派似乎是要寻找一条乡村振兴的道路，让中国不至于走西方模式，被纳入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体系中，走上“依附”的道路；另一方面， 按照华中乡土派对党国体制的一贯、无条件支持，可以推想，华中乡土派给中国的未来描绘的图景应该一如当下党国体制所承诺的前景：完成社会主义过渡，走向共产主义。
若真如此，这倒也不是完全不可取：它至少清晰地意识到，以大资本主导的自由民主体制不应该是中国未来的出路。熟悉英美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两个以自由民主体制为底色的大国，社会不平等程度也蔚然可观、在人权的保障方面也十分堪忧、经济社会不断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的震荡。
但是华中乡土派所倡导的方案——尤其是对威权党国体制的无条件支持，和对“社会”作为一股自主力量的否定（如性别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是不是通往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的通途呢？
这就把问题带到了另一个层面，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应该如何扮演和扮演什么样的领导角色？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党和政府的关系应该是如何的？党和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应该是如何的？党和政府应该如何处理各类型的社会关系：阶级（经济）、性别、城乡、民族、国族、公民身份（政治、法律）如此等等？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和人民的声音在体制中是否应该、应该如何被有效传达的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如何想象多党制自由民主体制之外的制度安排？
（图源：unsplash-jinhe lai）
这些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很迫切的现实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中国道路的大问题，也是所谓“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应该要关切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实验，帮全人类探索一种另类的、能够给所有老百姓带来福祉和全面发展的机会的制度安排。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实现马列毛主义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目前没有人能就上述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所有人都在探索之中。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评估一种方案能否最终带来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有自己明显的承诺：它反对奴隶主/奴隶之分、农奴/庄园主、贱民/国王和雇员/雇主之分，它希望可以废除这些压迫性的关系，建成一个由平等个体所组成的、民主自治的人类共同体。这里的民主不仅是政治上的民主，也是经济上的民主。
英美等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于，虽然政治上的民主以某种形式得以实现，但经济上仍然是不民主的。这里的“平等个体”包括各个维度上的平等，包括所有个体的平等，无论性别、种族、出身、健全/残障。中国如果想超越自由民主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就要实现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
而性别关系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之一。
熟悉现代世界史的人都知道，世界曾分为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那是人类第一次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做的艰难探索。苏联、中国、古巴、越南、南斯拉夫还有非洲不少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国家环境，因此每个国家也发展出不同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可惜的是，很多尝试都失败了。中国作为为数不多在目前官方意识形态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仍然有机会可以做这样的尝试，这为学者们提出了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这些都有待老一辈和新一辈的知识界人士合力同心共同探索。
但是无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有多少种可能，不可或缺的都是要处理好社会关系，包括性别关系，实现个体的平等、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无法处理好这些关系，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就谈不上什么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
同样的道理，公共讨论也不应该以性别议题为洪水猛兽，动辄扣上“性别对立”、“美国意识形态渗透”的帽子，而是要承认性别问题，讨论如何调整性别关系更能帮我们建成“由平等个体所组成的、民主自治的人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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