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到半夜，隐隐约约地听到楼下人声嘈杂，惊醒过来一看，还只2点多。静下来终于听清楚，竟然是要做核酸。幸好没有人来敲门。后来楼组长说，还真有几个门栋的住户被叫下楼做了，但她推脱掉了，“大家明天都还要上班”。
那天是7月4日。在那之前，即便是封城那两个月里，我也没遇到过半夜叫起来做核酸的，只是听西安朋友说过，在1月的寒冬，半夜1点半被叫起来做核酸，也有4点多全员核酸的，那时还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有一天差点就发生在自己头上了。和朋友说起，她冷嘲：“真棒啊，居民晚上多睡四五个小时，全上海就会多感染10万人呢。”
之所以那么紧张，是因为又有理发店检出阳性，而其中一位理发师就住离我家不远的上钢二村。核酸检测常常深夜才出结果，想来是在恐慌之下，街道立即安排半夜就筛查，也许他们还觉得应对迅速及时。新村入口第一时间就被钢板隔离起来，只留下一个口子递送外卖进去。
那两天，新的一波疫情在上海眼看着卷土重来。7月5日，我上班的办公楼还宣布因“疫情形势持续向好，大厦已恢复短驳车运行”，但第二天一早正要出门，公司行政发来紧急通告：凌晨2点接防控部门要求，大厦所属街道即日起开展“3天2检”全员核酸筛查（即3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至少间隔24小时），必须持有当日核酸采样记录方可进入大厦。
本来那会我已经出门了，心想昨晚刚做过核酸，24小时内阴性应该没事，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要心存侥幸，万一大厦真的只认当日核酸采样记录，那在楼下做核酸肯定要排很长的队。于是重又折返回小区门口捅了下喉咙，那儿几乎没人排队。
事实证明，幸好我多此一举，那天一早很多同事都被挡在大厦外，不仅大排长队，而且做完后得半小时才有记录，至少要在街头徘徊1小时。
到了下午，传闻陆家嘴有办公楼紧急疏散，不知该算是久经世事还是人心惶惶，人们流传着一个笑谈：“今天下班前再好好看一眼同事吧，说不定下次再见面都要穿棉袄了。”
原本我还想着恢复“读城”的访谈计划，先去杭州、嘉兴一趟，但这计划不得不再次推迟。虽然理论上我还是来自低风险地区，但却可能是当地“不想接纳的低风险”。
和朋友谈起时，我叹气说，还是消停点吧，万一被关在杭州可没意思，想想看，任我行被关在闷热的西湖底黑牢里多少年？她答：“有白娘子关得久？”
虽然上海6月29日就已开放堂食、行程卡取消星号，同一天，上海市文旅局还发布通告，决定自7月1日起逐步开放全市博物馆、美术馆和室内外所有A级旅游景区，7月8日起逐步开放电影院和演出场所，然而没几天，形势就又全然变了。
时隔三个多月，附近的体育馆重开，但7月3日我带着孩子去上羽毛球课，却死活进不去：门卫说，体育局的通知是要求72小时内核酸阴性，我当日的采样结果还没出来，“谁知道你结果是不是阳性？”但他对孩子倒是不看，只测了下温就放他进去了。
过了两天再去，这回我是72小时内绿码，但这次，孩子的核酸码他也要看。也是我掉以轻心，再次被打个措手不及，孩子刚好过了72小时，只能向教练道歉，教练也无可如何，回了个笑哭的表情。
乍看起来，门卫的规则和办公楼的规则相反，一个不认当日采样证明，一个只认当日采样证明，但他们又都遵循同样的规则：照我说的做，别的都不管。愤怒、讲理都没用，只要碰到，你就只能打回重来。
这是无法预见、甚至没有预警的风险，180度的急转弯变成了生活常态。7月5日，上海沈坚强游泳俱乐部刚发了“开馆通知”，仅1个多小时后，又紧急发了个“闭馆通知”。
也难怪人们现在普遍觉得，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因为甚至用不着等到明天，你可能就做不成了。Suda那天去西岸美术馆看了曾孝濂的插画展，事后她庆幸说，还好去了，现在又看不了了——不止是西岸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今天起也临时闭馆，“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本来该馆的奈良美智个展从3月5日起展出半年，到现在为止的一大半时间都没人能去看一眼。
长远计划已失去了意义，人们只能随机应变，就好像是一群小鸡，躲避着巨兽的脚掌随机的踩踏。往好处说，这让人更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和自己已有的事物，只能认真过好每一天；但往坏处说，这摧毁了延迟满足和勤勉努力的精神，让人倒向及时行乐和短线思维，能捞就捞一点，“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
就在两三年前，我们可能都不曾想到会是这样。现代化曾许诺给个人以解放和自主，这曾使人相信勤勉、积累、发展能最终得到回报，但如今社会正在加速，而且那种加速的压力强大到席卷一切，原有的信念却变得愈发虚幻。
Kenneth Gergen曾生动刻画了这种新社会形态下的全新心态：
慢慢的，我学会心平气和地放弃想控制我周遭一切事物的欲望。深思熟虑地在海洋中驶向某地——乘风破浪驶向目的地——跟随波逐流、悠游不问漂向何处，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的生活其实已经失控了——“失控”的意思是说，对当代人来说，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自主掌控自己的生活，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已变得越来越困难。勉力掌控辛苦不堪，完全放弃则被动麻木，而鲜有人地平静地顺其自然——在有些人看来，那甚至可能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
所有人都已疲惫不堪，如果你问问周围人近况如何，最经常得到的答复可能是“过一天是一天”。这给我一种感觉：人们虽然生活在当下，但他们只想把这日子早点过完，却又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更不清楚所谓“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于是，一种潜在滋长的心态是，许多人默默地敷衍了事，听说北京现在花坛都种草不种花了，那样更方便。我的朋友“室内滂沱”一直在北京生活，他说，感觉现在全社会都处在“睡不醒”的状态：
昨晚九点去一商场，先去一连锁饭馆吃饭，定九点半打烊，九点钟进去就说不做饭了；去肯德基吃个汉堡，头顶空调通风口向下滴水，没店员说一句别往那儿坐；进出电梯、地铁，已经根本没有先下后上那说；谁不小心踩了谁的脚，再没人会说句保意思。
这种社会交往上不约而同的简化，表明讲究礼数的老北京已经渐渐没了力气去维护这些额外的仪式。虽然这究竟意味现代抑或倒退还不好说，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这与其说是“无礼”，不如说是人们在别的地方消耗了太多精力。
现在，我们可能不得不承认，要完全自主掌控自己的生活已不可能。认清这一点很有必要，至少可以让我们因此卸下因无法做到而产生的焦虑和羞耻，重要的是想清楚我们究竟还能做什么、又想做什么，因为那关系到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无法被剥夺的自主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