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非必要”，不仅藏着美好，也是中国都市真正繁荣的标志。
成都桐梓林片区，一家叫“饺子·酒馆”的小店，最近给自己的店招打了一个马赛克，把“酒”字蒙上了，这样，店名就成了“饺子·馆”。不过，店招上还保留着英文“Bar”的字样，看着有点怪异。
看上去有点像行为艺术，它却有着清晰的现实逻辑：这段时间成都有疫情，政府出台了防控措施。和过去一样，酒吧成了第一批关门的，但是，饺子馆属于餐饮，大多数时候都开着。
我熟悉的一家书店，晚上也可以喝酒。疫情的时候社区工作人员来打招呼：暂时不要卖酒了，书店还可以正常营业。
在同一个街区，咖啡馆可以照常营业，但是酒吧就不行。疫情管控是一种综合性管理，也会影响咖啡馆和餐厅的营业，街区呈现出萧条的景象，但是最惨的是酒吧。
成都最有名的酒吧“小酒馆”，其芳沁店在疫情开始后已经遭遇了5次“暂停营业”。店员甚至把停业通告保存下来反复使用，“只需要改一个日期就行了。”
疫情中，酒吧成为特别的存在。一有风吹草动，酒吧是第一个遭殃的。
▌对酒吧的恨
8月2日，北京朝阳区检察院通报，批准逮捕北京天堂超市酒吧詹某某、单某某等犯罪嫌疑人。在此之前，北京这家著名的酒吧，已经停业并注销，成为历史的灰尘。应该说，从警方立案到检察院批捕，都是依据法律，天堂超市酒吧确实违反了防疫规定。
在事实和法律层面之外，需要注意的还有舆论层面。天堂超市酒吧“出事”后，网上出现一大波诅咒和谩骂。相较而言，其他引发疫情的场所，则没有遭遇这么大的恶意。
在成都，我所居住的小区前不久遭遇封控。原因是，有一位磨刀人到了楼下，他先后进入一家藤椒抄手店、包子店和一家小超市，这个人确诊后，三家小店都成了高风险。邻居们非常生气，仇恨了磨刀人几分钟，但是很快就平复下来：这几家店都是无辜的，磨刀人也可以被原谅：谁不需要谋生呢。
假如换一个场景：一个人去酒吧喝酒，被查出确诊后，又会遭遇什么？
事实上，在成都以前就出现过这样的案例。一个女孩的爷爷奶奶住在郫都区乡下，不幸感染；女孩周末曾回去看望老人，返城继续到几家酒吧打工。女孩的流调轨迹曝光后，遭遇了铺天盖地的谴责，甚至发展为一种“道德批判”：晚上到几家酒吧去的女孩，能是什么“好人”？
如果我们留意网上舆论，就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疫情三年来，我们这个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对酒吧的恨。小区解除封控，人们在楼下聚集起来唱歌，被视为正能量；聚在一起吃火锅，是让人欣慰的“烟火气”；如果去酒吧，就会被提醒：还是要克制，非必要别聚集啊。
▌一种“新思维”：必要和非必要的区分
疫情时代的生活，让我们不断对生活做出区分，必要的，和非必要的。
回想朋友圈所看到的上海“疫情生活”，印象最深刻的是封控初期朋友们晒出的葱花。因为政府会分发蔬菜、肉和鱼，但是几乎没有社区能够想到分发小葱。如果一个家庭的餐桌上还有葱花，则说明他们的主人还维持着某种体面和从容。
这种从容没有坚持多久，随着封控的深入，“主流民意”开始出现变化。上海疫情严重的时候，一个小区的团购物品中出现了冰淇淋，甚至引起很多人的仇恨。志愿者帮忙分发物资，如果发的是米、面、油，被视为正常，但是大热天要帮业主买冰淇淋，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上海市民生活的另一个骄傲是咖啡。大封控之前，人们疯狂购买咖啡，但是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此后几个月这会成为一种奢侈。等到封控结束，媒体盘点街头变化，咖啡馆的倒闭潮，成为最触目惊心的画面。
那个潜台词是明显的：一个人不吃冰淇淋，不喝咖啡，绝对不会饿死。这就是疫情不断提醒我们的事，它重申了一种几十年前的生活标准，人们只要追求填饱肚子就行了。这是我父母那个时代人们的标准。
在成都开始封控的时候，我看到网上流传的“储备清单”，据说是上海市民的血泪史，可以提醒成都人避免储备的误区。哪些东西可以储存得更久，哪些食物能够提供足够多的蛋白质和能量。
应对极端状况的经验，开始笼罩在日常生活中。最让人悲哀的是，我们已经开始习惯这种“新思维”：对生活做出区分，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看到有人过着“不必要的生活”，我们就怪罪和迁怒于他，这种恨不亚于对病毒的恨。我们恨那些不戴口罩的，也恨那些不愿意去做核酸的，我们开始习惯攻击邻居，而不是病毒。
正是在不断的分类和区分中，我们正在重审一种单一、洁净的生活观。
在这种生活观中，咖啡、冰淇淋和酒，当然都是不必要的，他们是纯粹的“泡沫”。这让人想起历史上的某段时期，人们把这些东西和小资产阶级品味联系起来加以批判。今年流行的对钟薛高等“天价雪糕”的批判，可以看成是这种纯净生活观的延伸：抵制“奢侈”，呼唤“基本款生活”。
▌非必要的，正是繁荣的标志
酒吧、咖啡馆，是21世纪前20年中国城市生活繁荣的标志，可以说，这些“不必要”的东西，甚至就是繁荣本身。
疫情之前，上海有超过6000家咖啡馆，据说数量超过东京，因此有一些上海朋友自称是“咖啡市”。这多少说明，在21世纪20年代，上海已经真正跻身世界一流都市的行列。
北京天堂超市酒吧，就店名的字面意义看，代表了某种都市人所向往的生活：它是“天堂”，也很便宜，代表着普通人所能达到的美好夜生活的水准。这个城市缺乏足够的夜生活，在相当长时间内，三里屯酒吧，几乎就是很多人“都市想象”的全部。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关注都市的“公共空间”。学者们迷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时已经有舞厅、酒吧和咖啡馆。最近20年，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深入，酒吧和咖啡馆再度繁荣，促成了都市公共生活的发育。
以成都为例，“小酒馆”不仅是一个消费场所，还是一个音乐重地，它甚至成为《成都》这首歌的核心意象，成为“城市名片”的一部分。即便从最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小酒馆”也激励了很多音乐人，对成都“都市文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都市时代的很多创造，本身就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对酒吧的恨，很明显是一种观念的倒退。疫情三年的很多措施，会重构人们的生活观念。那些“非必要”，不仅藏着美好，也是中国都市真正繁荣的标志。现在，我们开始一刀一刀地削掉它。
题图来自电影《爱情神话》，据导演本人微博，电影中的店家目前已经关了很多。
（导演后续更正：白鸽相亲的桥下酒馆还在营业中，BITTER SWEET好像也继续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