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徐枣枣（化名）将拒绝为其冻卵的北京一家医院告上法庭，成为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当事人。此案经历两次庭审，三年多的等待，最终在2022年7月22日收到一审判决，法院驳回了她的全部诉讼请求。
徐枣枣并不介意败诉。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她从北京搬到广州，征询专家意见，组织研讨，持续给法官和卫健委写信，试图推动判决。同时，她也在反复讲述经历的过程中充分梳理了自我需要，完成了自我赋权。围绕“单身冻卵”的诉求，女性的性别共情和共同的生命经验聚集起来，成了她的动力之源。
据了解，8月4日，她已经向法院邮寄了上诉状。
以下是她的自述。
三年
收到判决前一天，从律师那儿得到消息时，我电脑上还开着一个word文档，里面是一封给法官写的信。那几天还在想，再不出结果，以后就要每个月都给法官写信了。
这几年，我一直在不同的地方跟大家讲述、解释自己为什么想冻卵，在冻卵的过程发生了什么。
一审一共开了两次庭。第一次开庭是2019年12月，开庭之前我还去剪了一次头发，把嘴唇画得很红，希望自己看起来更有精神，像是进入一个战斗状态。法院没有当庭宣判，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到医疗和法律的相关问题，法官需要再去多了解一些业内专家的意见，做一些调研。
《精英律师》剧照
第二次开庭是2020年9月，那时候我已经不在北京住了，漫长的时间之后，我的心态平稳了不少。当时经常和朋友们聊这几年国家的生育政策，一些辅助生殖案件。律师还和我聊，我们不一定会输，或者不一定会完全输，可以有点信心。
但我后来想，这本来也不是以结果论成败的事。我起诉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单身生育这件事能够被社会讨论。如果女性的身体自主，多元女性的形象能被更多讨论和看到，即使最终败诉，我也觉得虽败犹荣。
冻卵
我平时对人还挺随和，但有时会在一些事儿上较真。
最开始想冻卵是2018年，当时我正处在29岁到30岁的阶段，突然就感觉生活里很多东西变得不可控了。比如身体代谢变慢，要去健身才能维持理想的身材；20出头时，我觉得结婚生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束缚，可能完全不考虑，但30岁后，我没有办法再把话说得太满，**好像随着身体状态的变化，想法也会相应变化。**
《三十而已》剧照
而且那时，我正经历一次亲密关系的结束，在孤单脆弱的时候，会有那种“感情什么都靠不住”的想法，想自己是不是要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比如要一个孩子。另外，到了30岁，职场、家庭和社会氛围也都在对你说，现在生孩子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不然往后的一切状态都会下滑。
但为了暂时的脆弱选择要孩子，显然不是理智的选择，而且还有其他事情需要考虑，比如我在北京工作生活，成本很高，有时候也会想，要不要换一个城市定居，要不要转行，要不要出国留学？
这些选项里，哪个能被延迟呢？我想到的答案是生育。30岁如果不能要孩子，留下最健康的卵细胞也挺好的。
这种心态其实很普遍，其实冻卵之后也不一定要用，我看过一个数据，说选择冻卵的女性，只有1/10左右，最后会真的复苏卵细胞。看起来，冻卵更多时候只是一个有备无患的选择，帮助大家缓解焦虑。
《冷冻卵子》剧照
至于生理上的风险，专家告诉我，取卵手术和冻卵技术是有风险，但并非不可控，也并不比其他外科手术更危险，只要医疗机构清晰地告知和介绍了，患者可以自己衡量，手术带来的后果，与支配她人生的其他因素相比，到底那个影响更大。我也由此学到一个词，叫“自甘风险原则”。
做决定后，我就去查了相关资料，了解了国内国外的相关情况，觉得如果能在国内的正规医疗机构完成手术，成本上，时间上都会更合适，也相对安全。
但随后我发现，冻卵在国内堪称一个都市传说，比如我跟朋友聊这件事，结果大家有的说国内不让冻，有的说需要结婚才能冻，但你要是问去哪家医院问的，医生怎么拒绝你的，大家都没有答案。我就想，我得亲自去问一问，不然永远都没有一手信息。
在医院
在国内，冻卵作为一种辅助生殖技术，一般是在看不孕不育的生殖医学科挂号。而北京妇产医院的生殖医学科，是北京市级医院中，第一家通过国家卫生部批准的辅助生育技术的医疗单位，所以我去的是那里。
《产科医鸿鸟》剧照
我记得，那天我特意请了个假，早上8点多就到了。进入候诊区域都要排队，走廊里一个斗折蛇形队伍，弯弯绕绕排。到11点多， 好不容易进入诊区，小房间里依次有三四位医生在为患者看病，隔着一层帘子，没什么隐私可言。走廊挤满了人，人群里要么是孕妇，要么就是两夫妻在排队，很少有人像我一样孤零零地站在队列里，看起来有点格格不入。排了半天我想去洗手间，但没有人能替我占位置，后来才发现人群里还有个单独的女生，我俩就只好“互助排队”。
看其他病人的时候，我听到医生都在安慰说“这次不行，下次我们换一个药”“让你老公陪陪你”。而到了我这里，医生说话的节奏明显变了，我一提到自己要冻卵，她就开始问我的年龄信息，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补充了一句，“你结婚了吧？”我说没有，她就放下笔，看了我一眼。我当时心想，好了，我们真正的谈话要开始了。
她开始跟我婚姻观念，问我现在能不能领结婚证，用的是医生那种既安抚又有点强势的语气。我坐在椅子上突然很难受，感觉自己成了一个无理取闹的小女孩，想法天马行空，不切实际。
我在职场上和社会交往中一直是个很可靠的人，至少是个很理智的人，但在那个场合之下，“我”突然显得非常渺小，这带来了强烈的心理落差。
我就问医生，怎么看待现在的限制政策，医院的相关技术发展怎么样，是否了解其他单身女性需求？她告诉我，大家也知道市场需求很大，医院技术在行业内也比较领先，但的确无法突破政策限制。最后她建议我，可以先去做一些检查，评估一下自己身体的状态，所以我就拿着检查单先离开了医院。
不到一个月，我所有检查都做完了，就去医院挂了第二次号。医生拿到我的结果，说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可以马上就准备生孩子了——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了。在我的提醒下，她随后认出了我，重复了一遍上次说过的话，我又一次无功而返。
仪式
2019年3-4月，我决定起诉北京妇产医院，争取冻卵权益，一开始谁也没告诉，就是期待能立案，把手续走一下，算是给自己完成一个仪式。
没想到立案就卡了半年多。第一次尝试是2019年的3月下旬，我去北京妇产医院分院所在的东城区法院递交诉状。律师告诉我，只有政府部门直接拒绝我，才能打行政诉讼，因此我们只能将医院作为诉讼的被告，因为从始至终，只有医院与我有过直接的接触，拒绝为我冻卵。我们开始定的案由是医疗纠纷。立案窗口的书记员说，已经有一个相似案子发到高院去讨论了，如果那个案子能立上，我的案子也能立。
图｜摄图网
又等了一个月，我和律师再过去，法官就说，两个案子情况不太一样，那个案子的主体是已婚夫妻，而我是单身。也就是说我的案子无法参考那个案子，因为原卫生部有明文规定，未婚女性不能冻卵。法官建议我，如果想做这件事，就出国去做。那天我比较受挫，当时就离开了。
后来我的律师换成了于丽颖律师，她曾经是“公共场所无烟诉讼”等案件的代理律师，对公益诉讼类案件很有经验，我们也聊得很顺利。我先后去过几个区的法院，筋疲力尽，觉得这个事儿挺渺茫的，后来已经不是很想再去跑法院了，是于律师帮忙去立案的。她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的注册地在朝阳区，不在我原先去咨询的东城区，所以我们选在朝阳区法院立案。前一次东城区法院的法官提出我们与医院之间不存在医疗合同，律师把案由改成了人格权纠纷，因为人格权包含生育权及选择生育方式的权利。有一天我在外面出差，律师告诉我，材料被接收了。
收到立案通知，应该是整个过程里最愉快的时刻。我开心地在咖啡馆大叫起来，对这件事还能有这么好的进展感到意外。2019年11月，我们收到开庭传票，12月正式开庭。
仪式
第一次开庭后，很多许多年不联系的好友来找我，比如有些初中同学，结婚生孩子后，基本没发过信息了，但这个案子出来后，她们都来找我聊自己的婚姻和孩子，都说我很勇敢。
那段时间，我密集地听到了一些已婚或者离异的朋友，讲自己婚姻中的不如意。她后来告诉我，我的案子立案开庭，对她是一种鼓舞，因为好多人告诉她，婚姻就是这样，作为女性只能接受。但听到我的故事，她觉得人还是可以去选择和改变，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对我来说，把自己的事情讲了上百遍，这事儿本身就挺有价值。一个人，能出于被聆听的场景，能充分地表达“我是怎么想的”“我是怎么看的”，也是自我赋权的过程。之后的选择就会变得越来越顺，因为你开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了。
图｜视觉中国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剪了短发，染了一个很特别的发色。现在想想，我那时候有点“劲劲儿的”，就是要自我武装，让自己看起来很厉害，很坚强。现在不太有了，因为内在更加稳定和确信了，反倒觉得，外表的武装没那么重要。
当然，这个转变的过程，也我意识到，某些时刻，女性真的需要那些东西。当我是一个染了头发，留一头短发的女性时，我能明显感觉到，街上迎面走来的的男性，看着我的目光，有时候是躲闪的。但当我留着长发，穿着裙子的时候，则会有被审视的感觉，会感受一种玩味的眼光。
所以我那时觉得，如果我短发，还染了颜色，就不会有坏人敢靠近我。当然这不一定是事实，但自己内心会感觉更理直气壮。现在，头发裙子什么的，对我都无所谓了，如果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我会直接地，哪怕是以更女性化的方式去表达诉求，更坚持自己的内心的想法。
图｜摄图网
我最感谢的还是一些从未谋面的网友和朋友圈好友。有一次我发了篇文章，收到了一点打赏，留言中有朋友说，“谢谢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第一次看到这句留言，我真的非常冲击。在这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做一个“我自己的事情”，能得到大家的关注和帮助，我很感恩。
但那条留言让我意识到，我不是一个被围观的、单独站在那里的奇怪的人，这些单身女性都是和我站在同一边的。那种感觉真的给了我很多力量，也是我后来一直坚持等待，努力想着要推动这个议题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