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色预警继续拉响。鲜艳的红，连成一片，呈现在全国气温地图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四川东南部、重庆大部、云南东北部局地可达40℃以上。
这天是7月13日，今夏诸多高温天中普通的一个。
江苏常州的一个外卖员死了，原因是中暑。他的新闻刊登在扬子晚报新媒体，没有更多个人信息，能知道的只是，7月以来常州二院收治的10例热射病患者，有一位是他。
同一天，四川成都也刊出一则新闻：一位年轻的外卖员在傍晚送餐途中倒地。他在报道里叫小郑，晕倒之前，连续工作了十小时，送到医院时体温达42℃，医生发现，“其多器官功能衰竭，伴有癫痫的表现”。抢救几天后，小郑仍在ICU，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热射病，中暑里最重度的一种，许多人今年才第一次知道它的存在。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夏天，新闻报道中全国至少已有35人因中暑死亡，分布在13个省份。
他们都是户外劳动者、车间工人，又或是脆弱的老人。有的被发现时已经死亡，有的抢救10余天亦未能挽回。最年长的八旬，最年轻的不过20岁。
准确的数据可能远高于35人。仅安徽阜阳市医院，截止到8月15日，共接诊54例中暑患者，包括18例热射病，其中7例死亡。8月16日一天，四川简阳市人民医院接诊了13例热射病患者，其中危重症5人。
酷暑里的工人
浙江余姚的装卸工张公前，重庆璧山区的门卫冯思元，以及一位江西南昌的车间工人，生命都停留在了7月14日。
34岁的张公前已经在余姚货运西站干了五六年，工资从四千多涨到六七千。这天早上7点多，他被工友发现死在了出租屋。这是位于城中村的瓦房，没有空调，只买了两个小风扇，房租200元。法医初判，死亡时间3小时以上。
根据凤凰网报道，两天前，张公前就感觉到了中暑，他想要休息，但带班说请假要扣工资，于是又在 39℃-41℃ 高温下，加班干了两天。他的工作是在火车上装货，四周都是铁皮。监控显示，最后一天他从上午8点多，一直干到晚上10点封火车门。预估的不幸时间段，他没有惊扰任何邻居，也没向外拨出一次求救电话。
同样是7月14日早上，八点刚过，重庆璧山区，家人们给在小区做门卫的冯思元送早饭，发现他意识模糊，怎么喊都喊不醒，送医后没有抢救回来。医生的诊断是“热射病”导致多器官衰竭。
重庆电视台报道，冯思元已经68岁，小区是原糖酒厂家属楼，没有物管公司，由业主自治，他主动提出来做门卫，每个月报酬固定为1600元。这份钱，也是他负责收取各家的清洁费、路灯费、停车费后，再从总额中提取出来。他平时就住在门卫室，这里只有风扇，没有空调。
和张公前类似，前一天上午，冯思元已因中暑被送往医院，在医院输了液，下午，他觉得自己好了，可以下床走动，又回到门卫室当值，直到第二天早上被发现不省人事。
在媒体报道里，大多数中暑死亡者没有姓名。有时候是一个身份，比如“环卫工人”“纺织女工”“快递员”“外卖小哥”，有时候笼统归为“户外工作者”，作为高温报道一部分，出现在本地报纸的某个版面。今夏有媒体报道的35例死亡者中，25例有职业身份，其中9位属于户外劳动者，还有6位则是车间工人。
因为空间密闭，酷暑中的车间往往比户外还热。一个今夏在铁皮机房里工作的日结工曾向我们描述这种闷热：“上厕所憋不出一滴尿”。澎湃新闻报道，河南洗碗工韦巧连去世前，一直在工厂大门旁装箱，紧临室外热气，里边的两个工业风扇呼着热风，仅有的一个冷风机悬在车间顶，徒劳地“制冷”。在苏州一家电子厂，给电子垃圾分类的于素英，工作的地方是一个铁皮屋，屋顶五台大电扇，地上放着几箱冰块降暑，往年没有空调，今年新装了两台，昼夜不停开着，但人们的感觉还是热。
7月14日下午3点多，一个全身皮肤发红、不停抽搐的男人被送入了南昌市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值班医生一靠近，就感受到一股滚烫的气息，他尝试量体温，结果失败了，患者身体超过了体温计43摄氏度的上限。
北京青年报报道里，关于这个男人的个人信息来自急诊值班医生的转述：他在车间上班，五十岁出头，从早上八点开始，一直在没有空调的密闭空间里工作到下午两点多，突然就晕倒了。
7月14日傍晚，县城下了一场雨，这位医生不无遗憾地想：“要是这场雨来得早一点，或许他就能缓过劲儿来。”
劳作的老人
热，对不同人会造成不同伤害。除了户外劳动者、车间工人，老人也是容易被热浪击倒的人群。
同样是7月14日这天，浙江台州的吴大爷早上8点出门干活，劳作将近五小时后，被家人发现倒在了田边。浙江新闻的报道说，医生赶到时已触摸不到颈动脉搏动，叹息样呼吸，双下肢皮肤烫伤，体温高达41.3℃，诊断为热射病，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去世。
仅在台州，7月中上旬，就有3位老人在户外晕倒后去世，诊断皆为热射病。除了吴大爷，70多岁的刘阿婆从家中外出走失，被路人发现躺在路面。另外一个75岁老人，骑三轮车出门到海边干活，下午两点被路人发现躺在路上，心跳停止。
今夏有媒体报道的35例中暑死亡者中，明确年龄的有22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到了大多数，有14人。
最普遍的原因，是待在室内没开空调。没开空调的原因则有很多，有的舍不得开，有的是家人担心冷风引起身体不适没开，有的因为得了感冒，自己披着两件外套待在闷热的房间里。在浙江杭州，家中空调的一时故障，使睡梦中的一位老人体温升至42℃，最终夺走了他的性命。
有急诊科医生推测，老人不愿开空调，“可能是舍不得，也可能是觉得对身体有害”。公开资料显示，对于50周岁以上的人群，热射病死亡率甚至达到70%左右。
还有些中暑原因显得很特别，或许也是值得警惕的地方。东南早报报道，7月初，福建泉州一名年过七旬的老人听说泡温泉可以治皮肤病，特意去泡温泉，泡了没多久，旁人发现温泉水中浮着一个人。送医后，医生发现老人体温高达42℃，肝肾等多脏器衰竭，在重症室抢救十余天后，不幸离世。
令人格外感到唏嘘的是，在这个本该“退休”的年龄，许多人依然在为生活努力挣钱。
在苏州一家电子厂，60岁的于素英拼命干活是为了让小儿子结婚，即使丈夫去世后，她也不忘自己这份“任务”。7月8日，连续值了10多天夜班后，她又上一个14个小时的夜班。
下班回到租的阁楼，于素英没像往常一样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到儿子的房间打了地铺。9日下午，儿子发现她在睡梦里咽了气，身上没盖任何东西，电扇直对着头吹。
去世前，同样在为儿子彩礼拼命的还有河南洗碗工韦巧连。她54岁，想“趁年轻”的日子里，给儿子攒彩礼、攒房子首付，也给自己攒点养老钱。这几年公司订单增多，家人提议过换个小厂，但她舍不得这份月薪三千的工资，“现在有个工厂能管一顿中饭，一提起来都觉得这算很好了。”
工伤认定之难
许多人或许不知道，因高温作业引起的中暑，也被视作职业病。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也在我国历版职业病目录里有所明确。
但在现实情况里，中暑的工伤认定有重重困难。
在浙江余姚，死在出租房的张公前生前有劳动合同和社保缴纳，他的家人几次找到用人单位杭州湾物流公司，都没见到老板，只被许以几万元的人道主义赔偿。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中暑死亡或中暑后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为工伤，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律师说，他们需要收集证据，证明“张公前在工作期间发病，且在48小时内死亡”。在闭口不言的工友面前，家属们觉得很难做到这点。
他们也求助了当地司法部门、工伤鉴定部门，得到的回复都是没办法。即便做了理化尸检，确定死因是热射病，但也只能证明“无职业病中暑”。
更难的是洗碗工韦巧连的家属。工伤认定需要确认劳动关系，但据澎湃新闻报道，厂方并未与韦巧连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也未给她缴纳工伤保险。韦巧连仅有一张用工证明，证明显示，其自2018年12月到众碗公司，负责对消毒餐具进行装箱。
第三方律师说，如果双方是劳动关系，应按工伤赔偿标准，如果是劳务关系，则不属于工伤，按人身损害及双方过错依法确定各项赔偿费用。考虑到韦巧连入职该公司时，已经50岁，达到退休年龄，且未签合同、未缴社保，双方倾向劳务关系——多以完成一段时间、或一个任务为期限，非长期性关系。
在媒体报道的今夏中暑死亡案例里，至少有6例存在工伤认定难的问题。家属因此跟用人单位都有过或长或短的拉锯战，有的现在还在继续。
从新闻报道看，工厂方面的态度较为一致，只能给予“人道主义赔偿”，仅数额不同：洗碗工韦巧连的公司开出的钱最多，23万，扣除医疗费剩9万现金，最少的是于素英，给了不到3万，家属接受了。
韦巧连去世一个多月后，她的丈夫和儿子仍在为了工伤认定奔走。他们说，工厂拒绝提供银行流水、打卡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留下一句“你们去走法律（途径）”。
但上法院之前，他们被告知还是得先完成工伤认定——8月15日，他们将现有的材料提交以供职业病鉴定，目前仍在等待最终的判定。韦巧连已经不知道这一切，她的遗体在冷柜里安置了13天，之后被火化、安葬回了老家。
事实上，即使诉诸法院，家属们得到满意的赔偿也不容易。澎湃新闻梳理206例关于热射病的案件，发现有赔偿判定的案件中，仅有19%的劳动者被认定为工伤，同时有超六成劳动者需要自己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定劳动者承担责任最常见的原因是，劳动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在高温作业下的安全防范意识，没能保护好自己。不少劳动者在身体出现中暑症状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工作，导致病情恶化。”上述澎湃新闻报道写道。
最后，在市政府的调解下，张公前的家属也和用人单位达成协议。8月1日，一行人将他带回了老家安徽安葬，结束了漫长的争议。协议大致内容是：可能劳累过度，导致其在出租屋内死亡，给予人道主义补偿和精神抚慰金8.3万元。
“大家都比较满意（这个结果）。”张公前的哥哥在电话里说。
（本文引述的报道刊登媒体包括《澎湃新闻》《极目新闻》《北京青年报》《东南早报》《红星新闻》《中国青年报》《华西都市报》《扬子晚报》《人物》《文汇报》《德阳日报》，以及浙江新闻网、阜阳公众网、中国新闻网、江苏广电和重庆电视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