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山火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截止8月26日，重庆已有2万余人参与扑灭山火，甘肃、四川、云南也派出1045人驰援，特别是云南森林消防，重庆人也为之叹服，网传的一份聊天记录说他们一天内就扑灭了主要山火，“战斗力确实强悍！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大家都可以放心了。”
不过，在这一事件中，网上最受关注的并不是消防的专业性，而是普通人的参与。很多人都被这样的故事打动：数以千计的重庆人自发骑着摩托车运动各种物资上山，或报名成为油锯手，伐倒林木，在山上开辟一条隔离带。
有一篇《山火中，一个不怎么“光彩”的油锯手》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普通志愿者的故事，发出来不到2天，现在已有1.5万点赞，不止一位朋友感动之余，都特意转给我看。确实，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既有现场感，细节也很丰沛，最关键的可能是，人物的感受看起来相当真实。
可是，说实话，这一自述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哪个细节，而是这位志愿者在扑火过程中那种想要融入集体的强烈冲动。
他在一开始就说，“我不是重庆人，连重庆话也讲不利索”，但在这座城市里已经生活了12年，看到缙云山起火，第一反应就是“我得过去，我不能让我家的山，就这么一直烧下去”。当他坐上摩托车，奔赴火场时，“生平第一次，我真正感受到了一种身在集体里的快乐”。
当然，作为一个其实完全没经验的生手，他后来经历了一言难尽的困苦，但虽然与战友们也不相识，他却深深体会到了日常生活中所不曾有过的战斗情谊：
一面是火墙，一面是人墙，而我就是这堵人墙里的一块砖。我和其他的所有砖块都绑在了一起，砌在了一堆。
个体，在这堵墙里，消失了。
我们毫无顾虑的扯开路边的水，毫无顾虑的坐上陌生人的车。
明目张胆的索取，不计回报的付出。
所有人依靠着所有人，所有人支撑着所有人。
这是一段真实而惊人的自述，其惊人之处在于：一个人可以经由一场短暂的行动，就迅速地体会到自我消失、人我不分的某种集体崇高性，并将“我”融入“我们”视为一次情感的升华。
不仅如此，他和大多数人，看来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他说，事后在和人说起这段经历时，“我的主语一直是‘我们’，而不是‘我’。因为这个‘我’，实在丢人的不值一提。”事实上，“油锯手”在他眼里是一个光荣的称号，既激励着自己，但又让他觉得自己的表现配不上（“像我这个自封的油锯手一样，是一种不具备任何典型性的存在”）。
在底下的留言中，作者说：“如果你也参与了这次的山火，把你的故事说出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堵人墙里的每一块砖。”还有一条高赞留言诠释了“一块砖”的确切含义：“一朝从军，终身为兵，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这种自发的热情如此高涨，以至于如果你不识相地去怀疑这样“感动中国”是否回避了“本来应该做这些事的人去哪里了”的问责，很可能是不得人心的。微博上有人说：“普通民众已经交税了，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底下有人怒怼：“有些人看到中国军民团结，像死了一样不开心，这么见不得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吗，在害怕什么呢？”
近三四十年来，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激起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反应：一些人忧心忡忡地认为，年轻一代已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另一些人为之欢呼，认为这代表着权利意识的觉醒，新的个体由此诞生。然而这两种看似冲突的认识，其实都基于一个同样的判断，那就是个人主义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尽管对于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且另说。
现在的问题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必然如此。别看年轻一代自我意识强烈，但就像这次扑救重庆山火的经历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次事件就可能召唤起深藏在内心中的集体主义冲动。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投身其中，但点赞、转发的人其实也参与了行动，你会发现，对这一叙事的认同是压倒性的。
这里的关键之处或许在于：尽管在涉及个人权利等“细小”的问题上，人们可以主张自身权益的正当性，但当生活中紧急的“大事”浮现时，化身为“人墙里的一块砖”才是在道德上被肯定的。为了达到这种道德上的无暇，人们甚至自觉地匿名化，因为突出自己似乎显得很无耻——虽然每个“我”或许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们”却是一个纯洁的整体。
对个人权利的捍卫，与对融入集体的渴望，是现代人身上一体两面的冲动。现代化拆散了原生纽带，孤立的个体也常常渴望融入一个更高的集体，就像巴枯宁说的：“我不想成为我。我想成为我们。”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找到意义（这种无意义感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融入一个更高的存在就具有难以抵抗的吸引力。
之前就看到有人摘录了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我们能够得出如何获得宁静的灵魂的方法。每个配得上“宗教”一词的宗教，以及每一种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都告诫我们要将自己融入一个比自己更为广泛的事物或感情中。我们听到的类似的教训是：“凡是想拯救自己的生命之人，必将失去生命。”
也就是说，对于“走投无路的个人主义”来说，“融入一个比自己更为广泛的事物或感情中”，恰恰是摆脱自己当下困境的一条出路。
在电视剧《潜伏》里，资产阶级小姐穆晚秋受困于狭隘的个人情感生活，苦闷之下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在被救活后，余则成给她指引了出路：去延安，放下这些“小我”的烦恼，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洪流中，真正融入“大我”，你会感受到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就不会再被这些个人情感牵绊了。这虽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如我们所知，穆晚秋的经历，曾经是当年无数知识青年人生的缩影。
从传统社会那些原生纽带中挣脱出来的个体，并不必然就此走向个人解放了，因为在一个动荡且剧烈变动的社会中，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实在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的。
正因此，常被人忽视的一点是，那种渴望皈依的冲动，与个人权利意识是同步高涨的。近现代历史表明，这有时也是一种危险的冲动——驱使无数人厮杀的民族主义，基本动力就在于此。在前现代社会，那原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牵绊太多，没办法自发、自觉地迅速转变为国族的一份子，并无条件地受其驱使。
这并不是说你不应该有“融入更高存在”的冲动，问题在于那是什么、是否需要泯灭自我作为代价。就像一个人读书写作也会孤独，如果能加入一个彼此交流的知识共同体，那当然好，因为这种集体身份可能丰富而非压制了自身。难就难在如何既保持自我，又与更广阔的事物连接，这就是为什么独立思考如此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