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许多人都为这样一件事而气愤：9月10日，江西贵溪一名12岁的女孩被52岁的村支书强奸。
案子本身并不复杂，甚至当地很多村民都听说了，嫌犯也很快就被抓了，之所以引发网上哗然，一是因为受害者的特殊身份，但更重要的是，网传她之所以遭侵犯，是在“父母被送进方舱隔离期间”。
对此，当地的反应可说极为迅速：9月13日下午4点事件开始发酵，17:07，镇政府工作人员就宣布嫌犯“已移交给司法处理”；18:35，贵溪公安发布警方通告，确认此案并称已抓获嫌疑人，并澄清受害人父母从未进过方舱：
这则通告没有提到受害女童的年龄（想来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事发地点，也未提及施害者的具体身份，重心倒是放在阻止谣言传播上——也就是说，这不仅被视为一起社会治安案件，更重要的是“影响恶劣”的舆论事件。
然而，这并未能让所有争议平息，很多人仍在追问：“她父母不在方舱，那么在哪里？”还有人揶揄：“没有在方舱，但在别处被隔离了——不是所有的隔离点都叫方舱。”
也有人觉得其父母当时在哪里是个“很次要的因素”，重要的是“村干部劣质化”：嫌犯刘亮宗是案发所在的刘桥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此前做生意发家，算是当地的“能人”。讽刺的是，疫情之后他才在村里居住较多，2021年5月又出任现职。
今年8月10日以来，鹰潭出现新一轮疫情，贵溪则是全市防疫的重点地区。9月4日，微信公众号“鹰潭人大发布”还报道了刘亮宗的事迹：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贵溪市人大代表刘亮宗不等不靠、主动作为，第一时间组织村干部做好核酸检测、通知宣传和消毒消杀等工作，坚持“应检尽检、应管尽管、应隔尽隔”，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进行。他每天在村组卡口带班值守，排查全村人口流动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以实际行动践行人大代表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
当然，这篇如今看来让人尴尬的报道，在案发之后已被悄悄撤下。
“村干部劣质化”与“受害人父母被隔离”的传闻，乍看起来是两回事，但其实是内在相关的，因为它折射出一种普遍的忧虑：当自己被隔离之后，家人可能就无法得到保障了。
齐小林《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一书在查阅了无数第一手材料后发现，解放战争时农村子弟参军的最大顾虑就是自己走后，家中女眷遭人欺凌。
1946年5月，察哈尔省政府调查发现：“由于本人参加部队，老婆被人逼奸、诱奸、改嫁、强霸种种问题是发生了不少。”1947年3月，罗瑞卿在晋察冀土地会议上提到一些贫农曾抱怨：“当兵去？人在人情在，我当兵去了家里没人管，我为什么当兵呢？”并称“这是农民心眼里的话”。同年底，他更明确指出：“使军人最关心最不满的，是有的坏干部诱逼军属改嫁。”
贵溪女童事件中的传闻，可能也是出于类似的社会心理：由于这两年来的防疫中，各地都传出屋主被隔离后，家中宠物被消杀、财物遭破坏的种种事例，人们担心是很自然的。女孩父母进方舱的传闻可能不实（如果父母被隔离，为什么她没有？如果是外地归来，那也同样意味着家中无人），但这种心态却是真实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必然导向对当前防疫措施的批评与反思，因为顺着这个逻辑，只要当地工作做到位，消除被隔离人员的担忧，那他们就能安心接受隔离，谣言传播的土壤也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解放战争时动员农民参军，就是在这上面下功夫，确保后方无事，以安定前方的军心。
但如今在现实中出现的情况是：官方将此事与防疫分离，在惩处嫌犯的同时，尽力阻止谣言传播。一些更激烈的人警觉地认为，这一波舆情只是有人“借机带节奏攻击方舱和防疫政策”，是为了“搞乱中国”，必须要与这种声音坚决斗争。
在微博上，像这样的发言还有很多，多到让人觉得“人性真是不可测”，为什么对这样一个事件受害人朴素、自发的同情，到头来竟会被这么多人排山倒海地攻击？
和朋友谈起，他不以为然：“蛆而已，不要在意他们。”但仅仅骂是没用的，如果有很多人这么想，那就构成了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社会心态，就有必要追问，为什么那些人的反应不是去同情那个受害的女孩子，而是质疑有人借此攻击防疫政策？
讽刺的是，那些人其实也认为，对方才是不关心受害女童的，只是试图生事，但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在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差别。确实也有人问：“重点不应该是关注小女孩儿么？就不准备重点关注一下小女孩儿的后期心理治疗？”但得到的回应很少，确切地说，女孩创伤后的心理疗愈也是另一回事了。
像这样的事件，一开始的信息极有可能是模糊的、乃至错误的，所谓的“谣言”往往折射出人们内心真实的忧虑与恐惧，这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公开讨论、反思的契机，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种情绪化、绝对化的碰撞，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
更麻烦的是，这种观点往往一上来就揣测对方的动机，把前期因信息不确定带来的模糊一概视为居心叵测。
之前就有过不少这样的事例：有人从A地跑到B地，引发了人群感染，流调公布后，无数人谩骂他们有意投毒，乃至是间谍。这假设了他们已经知道自己阳性，出于反社会的险恶居心，有意造成恐慌；但我想更有可能的是：感染者根本不知道自己阳了，只是事后人们出于恐慌，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很多国人的逻辑是：你阳了，又没乖乖地自我隔离，那就肯定是故意的。
遇到这种蛮横的逻辑，最大的麻烦是你没法辩解：你说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但他一口咬定你就是故意的，这都根本没办法讲，因为说到底，这样的断言不需要证据。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听话是理所当然、不需要理由的（即便要他们自己遇到很可能第一反应也是跑），所以就只能往“别有用心”来解释了。
实际上，在这些激烈的言论背后，常常潜藏着一种特殊的愤恨：要是都像我这样就好了。这是价值观一元的人在遭遇社会多元化时本能的不适，他们心目中美好的社会只有一种声音（恰好就是他们自己那种），而把其它的都看作是“杂音”。他们可能没有想过，这种不容置疑的信条，才是最值得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