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街报话大楼上的钟又响了，还是那首《东方红》的曲子，声调之间拉得很长，空旷地回旋在医院上空。报话大楼是1965年投入使用的，那年，出生在城墙下的李建利4岁。《东方红》的曲子播放了几十年没变过，如今，李建利也61岁了。他躺在西安市中心医院的康复床上，任凭两个年轻的穿白大褂的实习生，给他活动着手和腿脚。
“今天，是我，出事，十年的日子。”他磕磕巴巴地说，对着两个实习生。两个年轻人，大约也就二十岁左右，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他们仿佛在听他说，却又并不知道，也并不关心他说的是什么。
这是2022年的9月15日上午十点多。李健利，就是那个10年前被一把U型锁砸断了头骨，也砸断了平静人生的倒霉的中国人。
1 “警察也很辛苦”
十年前的王菊玲，风风火火，说话大嗓门。那年她刚48岁。高大，爱体面，头发总是盘起来，穿大花朵的裙子。那个秋天的下午，丈夫头顶上汩汩冒出来的血，浸透了她的衣裙。
“这十年，我不知道是怎样磨过来的。说不成。”她说。
十年前的9月15日，丈夫在西安市中心医院被抢救到深夜。他头顶左边的颅骨被蔡洋用U型锁打断，脑浆都冒了出来。万幸，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可那个心灵手巧，喜欢自己捣鼓车，喜欢和妻子一起去游山逛水的李健利，再也回不来了。
这十年的大部分时光，夫妻俩都是在西安市中心医院度过的。
从2012年9月15日最初入住的45号病床，搬到43号，又搬进走廊尽头最偏僻的一间病房，他们把医院当成了家，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八年。
医院大门口，摆摊卖红薯的，打烧饼的，换了好几茬人了，早先的报刊亭也没有了。就他们夫妻俩，一直没离开过。到了2020年10月，医院要装修大楼了，万不得已，他们才办了出院。
住院最初的那两年，一直有警察“陪”着他们。最先是六个，后来成了四个，再后来留下两个年轻的小警察。白天他们就呆病房里，看手机，晚上支起铁床睡楼道里。有时王菊玲要去跑法院，跑政府，小警察也会开车拉她去。“说起来，警察也挺辛苦的。”王菊玲说。
两口子都觉得，警察的一个主要任务是防止记者来采访。另一个就是怕他们外出去上访。
事情刚发生那两年，来采访的媒体很多。一茬茬记者，契而不舍地来。王菊玲记得，有一次，来了位日本记者，可能是习惯，一说话就鞠躬，迅速地被警察识别了，“请”出去了。
还有一次，来了位美国记者，一个特别认真的姑娘。因为进不了病房，就守在医院门口，呆了两三天。王菊玲的姐姐来送饭，记者一直跟着她，想采访，直到她上了公交车。“我啥都没敢说。”姐姐后来告诉王菊玲。
她也相信了年轻警察劝她的话，“你这事情，影响这么大，政府不可能不管。你们就安心治病。”她也安慰自己，只要丈夫的病一直能有地方治，医药费有着落，这样下去也可以。
一开始，李建利的康复效果不错。慢慢能走路，还能慢慢挪着下楼。现在回想起来，王菊玲都觉得那是这十年最美好的时光了。常常，她安顿好丈夫，还能跑回家去，照顾一下刚出生的小孙子。
2013年，丈夫被打之后的第二年，她催促着儿子结婚。家里出了这么大事，她担心准儿媳妇嫌弃这个家，就催儿子先把婚结了。2014年，他们抱上了孙子。孩子给病中的李建利，也给这个家带来了欢乐和希望。
他们当时新买的那辆白色的丰田卡罗拉，2012年“915”那天，被密密麻麻的“反日游行”人群堵在劳动南路上，车窗玻璃烂了，车身也坑坑洼洼的。当李建利被打倒在地，紧急送医院后，人群散去，车总算保了下来。
那一天，全市至少有几百辆车被砸。后来政府组织免费修理这些被砸的车。车修好后，给了儿子。王菊玲把家里的小店，也交给儿子去做了。她一门心思照顾丈夫，靠着自己的坚强，撑起了这个家。
2 医疗费的单子快到190万了
2022年9月15日这天一早，王菊玲就扶着丈夫，一点点走到小区门口，在路边等6路公交车。
两年前，因医院装修，李建利出了院，但每天还得去医院做康复。两年来，除了刮风下雨，他们几乎没有一天拉下。
也因为一直坚持做康复训练，王菊玲觉得丈夫的状态“还可以”，但她如今也越来越担心，毕竟李建利是颅脑损伤，后遗症也日渐明显。
去年有一次，他们从医院回来，她让李建利一个人慢慢走，她到前面先去买菜。不料菜刚拿到手里，电话响了，他打来的，路上有一个小小的坑，他就摔倒了。她跑过去，看他倒在路上，也没人扶。那一刻，她“特别伤心”。
自那以后，李建利又摔过两次，其中一次是在公交车上。从此，他不敢一个人走路了，必须要她搀扶。不仅如此，因为当年的颅脑损伤导致神经受损，他每次要上厕所时，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好几次，他们在电梯里，或车上，都遭遇尴尬。
这么多年了，他思维还很清晰，但说话一直磕磕绊绊，一急，就说不出话来。
如今，王菊玲最担心的是丈夫的病情持续发展。她自己也慢慢年龄大了，她怕自己撑不住，迟早得给他找护工。
她也发愁往后的治疗怎么办？前些年，他们怕出了医院没人管，就一直住在医院，虽然医院常常催他们出院。
康复治疗很花钱。他们两口子早年都从集体企业下岗，如今两个人的退休金加起来也就几千块钱，如果不是政府当年承诺管医疗费，他们自己根本付不起高昂的康复费用。
她看着中心医院账单上的钱一点点多起来。截止到最近，大约是190万元人民币了。
2022年9月14日这天，她接到区上政法委书记的电话，书记电话说第二天要来家里慰问他们。15日这天，他们早早做完康复就回家等着，结果，只来了一位科长，没见到书记。
她说了自己的诉求。她希望政府能够一次性地给予补贴，解决这个问题。科长只是说，她的诉求“已经上报了”，需要等。
“政府的人老换，这十年，书记都换了四茬了。新来的领导不一定知道我们这事，我真怕以后没人管了。”王菊玲忧心地说。她也担心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加上记性不好，每次去找政府，都要解释半天。“怕时间长了，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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