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rekes Gábor

编者按：

1956年，匈牙利十月革命爆发时，作家哲尔吉·康拉德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他亲身参与了那场运动，虽然事后自称只是“拿着枪走走，并没有真正使用它们”。运动结束后，大量亲人朋友选择离开匈牙利，康拉德则留了下来。1957年至1959年，由于在十月革命中的身份，他处于失业状态。60年代初期，康拉德供职于一家文学月报。自1965年至1973年，他成了一名社会工作者，并在之后积极参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工作。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康拉德成为了推动匈牙利民主化道路的积极思想家之一。

一场以失败告终的社会运动会为一个人留下怎样的影响？在拥有其他看似更好的选择时，康拉德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在日常生活中，他经历了何种内心的挣扎？也许，康拉德这一生并非是为对抗某个人或某套制度，而仅仅是为了追寻属于个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生活。

留下的人在磨炼中成形

文/哲尔吉·康拉德

译/徐芳园

节选自/《客居己乡》

选择留下

薇拉打了几个电话。她所听说的对她来说就足够了。她不想看到倒下的、烧伤的或被吊死的人，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她只渴望离开并住在更可靠的人中间：她会去巴黎教英语和俄语，让我们能活下去；她会租一间公寓，把一切安顿好，而我会跟过去。她说我应该变得好相处一点。

11月11日，革命失败后，米克洛什·克劳绍和我表弟帕尔·扎多尔告诉我，他们会在第二天离开，叫我跟他们一起走。他们保证我能通行。他们给我看了，文件上有我的名字。他们的故事是，我们要去劝其他人回家。

我拒绝了。我说，事情不可能比之前更糟了。我会坚持的。我会活得比领导者久。我不想卷入这场大外流中，我想要了解这里、这些街道上发生着什么。这是个未完的故事，我拒绝从中脱身。

在诸多《圣经》英雄中，我觉得耶利米尤为吸引人：他提前知晓即将发生之事——他预言了犹大国的陷落——而他对胜利者做出的全部请求只是允许他在废墟中哀悼他的城市和人民。

我不想找聪明办法逃出去。我想要一个正常的简单生活：同样的楼梯、同样的咖啡馆、跟从前相同的事物。就算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离开，仍有几百万人留了下来，就算离开的人当中有我的朋友和爱人，仍会有别的朋友和爱人出现。我的书在这里，天空、俯瞰多瑙河的阳台与河对岸的布达区山丘也在这里。

如果我走了，我会去哪里呢？人们朝着不同方向离散，但这仍是我能找到最多说匈牙利语的人的地方；我能最为轻松地生活，适应街道、语言和习俗。

然而我支持他们的离去，因为我怀疑，跟我相比，他们留下来会遇到更大的危险。他们不太能继续在这里生活，因为他们比我更活跃、更坦率直言、更有活力、更有激情、更重要。我只不过是个乱出主意的人，一个武装的旁观者。此外，我的父母在这里，如果没有穿制服的人强迫我们分离，现在仅仅为了把我的生活变好，我就该让我们分离吗？我没察觉到这里潜伏着任何危险。他们把我关起来又能怎么样呢。我从进过监狱的人那里听说了很多监狱故事：在那里你也能生活。在狱中我还是我自己。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那把父母带上如何？然后靠慈善生活？靠奖学金重新开始我的学生生涯？我没必要在教室里日渐消瘦。每天早晨，我能坐在笔记本前，坐在随便哪张桌子上，因为我还有足够的钱在布达佩斯为数众多的咖啡屋里买一杯浓缩咖啡。我总能找到工作来支付绝对的必需品：我可以翻译，我可以编辑。我不想变得有钱。我曾经有钱过。那没什么了不起的。

环顾四周，我只能看到战略家。他们如何处理问题和障碍？他们采取的范式是在强迫状态下产生的，虽然可笑，却让我着迷。毕竟，每种社会类型都是由一系列陈词滥调组成的。漫画需要反复发生的元素。这里的生活充满了直接源于概要思维的挑衅和苦难。心灵扭伤从未远离我们的大门。

我感兴趣的是，想法成为现实，并非来自习惯或严肃的实用性或传统，而是来自任性头脑的发挥，来自大胆的梦想，来自追求真相然后宣布它——高尚如何变为卑劣，理想如何成为地狱，以及最终，我们将如何从中幸存，因为我们这些有着劳动、怀疑和思考能力的寻常百姓比它更强大。

如果伊什特万留下来，他可能被判死刑。再说了，我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朋友呢？每个离开的人都是对的，每个留下来的人同样如此。每个人都试着注意命运的提示。我给自己的建议是：只要不处于致命威胁中，就挺直腰板。继续前行，但不要太匆忙。你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冲动决定。继续安静、踏实、不起眼、持续地工作。

©️Kriss Géza

“武器是雄辩的服装配饰”

他们搜查了米克洛什·克劳绍的公寓，抓了久里、塔马什·利普塔克和翁布鲁什·奥特凡尼。但没有抓我，因为我一如往常地迟到了。我们原定十点见面，我十二点才到。久里的母亲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他们没找到油印机——我们早就把它藏好了。他们放了翁布鲁什和塔马什，但后来又把塔马什抓了回去。

我没被逮捕一事纯属运气，意味着他们没找到那张包含领取机枪者签名的名单。此外，我从来不算特别活跃，也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我观察时事，但不发表言论，不属于呼吁改革的青年组织精英（我早就被开除了），甚至不用他们的语言或风格。幸运的是，我毫不起眼。

所以我的门房终究没有举报我，虽然他曾看我拿着机枪来来去去，并且从未显露出同情的迹象。跟我的共谋者（准确地说是望风人）薇拉一起，我把枪埋在了当时仍空着的潘诺尼亚街地块的角落里。两三年后，一幢巨大的公寓楼从那里拔地而起，天知道我精心包裹并上油的武器发生了什么。

有一天，在跟一位古典语言学家在环路上散步时，我遇到了我的哲学教授。他参与了新的亲苏巡逻队，扛着机枪，穿着要求的灰色外套。他阅读极为广泛，能够调和他对克尔凯郭尔的学术兴趣以及他作为党的士兵的责任，后者也包含了重新教育我的努力。他要我把身上所有的资产阶级痕迹消除，把它们像旧衣服一样抛弃，离开我的老朋友，娶一个工人阶级血统的妻子，一名党员。他自己正是这么做的：他严厉且体型结实的妻子在理论批评上毫不留情。当一切顺利时，他妻子称他为同志，而一旦两人之间出现了任何意识形态问题，她就会叫他先生。（在公众领域也有类似的行为：在工作场所，我们可以是同志，但是在警察调查时，我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先生。）我只点了点头，从他的制服观察他的知识之旅进行了多远，而他也仅仅沉默点头作为回应：他不愿交朋友或惹麻烦，我对此无所谓。武器就是雄辩的服装配饰。

与忧虑共处

苏联坦克第二次到来后——这次比起义前夕那次更多也更凶残——即11月4日后，一千万匈牙利人中的二十万离开了祖国，大多数是年轻人，包括我的一半同学、大部分朋友和爱人，以及我的表姐弟和姐姐。

《留给父母的日记》剧照

“五六”年一代？在一阵短暂的勇敢过后，他们面临着选择：离开或留下。那些能离开的都离开了，逃离之前的事态或者未来的报复。他们在冰雪里艰难跋涉，穿过零星布置着守卫的边境。就在圣诞节前，薇拉也跟我姐姐一起出发了。她们走到了边境，穿过了一场半夜的雪暴，在黑暗中沿着有奥地利标志的路跋涉。接着她们再次看到了匈牙利标志：她们可能绕着同一座山丘走了两次。我姐姐第二天早上再试了一次，成功通过。

薇拉在圣诞节当晚回来，因为我没有买圣诞树而生气。我们出去设法找到了一棵小圣诞树和一些装饰品。有礼物、临时烹制的晚餐、烛光和家庭欢乐。

我没有在1956年离开。每次机会现身，我都坐在桌前写作。每当需要做出特别重要的决定时，我都会停顿下来，让事情按照原计划发生。更有活力的人离开了；剩下的人坚持到底，在磨炼中成形。当我从远处想起他们时，我喜欢他们；当我遇见他们时，我尽可能溜走。

尽管我留了下来，但我很清楚地知道，那个现实和噩梦的黑暗钟罩，那个直面焦虑的空间，会很快再次扣到我身上。这时候应该学习与忧虑同居，同时又确保它不喧宾夺主。1956年后，人们不再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想法。“五六”年精神转身面壁，并拉过毯子盖住耳朵。大多数记忆消亡了，保持它们鲜活毫无益处。

《停止不动的时间》剧照

回归文学

我有一份工作，但它很无聊。我应该在监护人委员会信奉儒家，在家信奉道家。我因为这个想法而发笑。谁能做到这点呢？我和出版社签了合同，要写一本关于司汤达的书，但没有动笔。我有一位恋人，但是神经质地反感再婚的想法。我有朋友，但是在他们开口前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事实上，有时候我害怕知道自己后天会想什么。我已经到了这一地步：连续好几年的生日都只提醒了我，在革命之后愚蠢的五年里我有多少事未能完成。

在我们常坐的咖啡桌前，我做出了一些反决定论的言论，无法接受这个论点：我现在的样子是别人对我施加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我坚称身体里有人不停做出复杂的决定，但是我不十分了解那是谁。我的决定没有受到我父亲的财富或者童年性幻想的影响，我坚定地反对时髦的当代观点，以及我认为无趣且道德上存疑的颠倒的决定论。这是个责任感被抛弃的国度，人们为自己的所有行为辩护，不论好坏。

革命失败后，在“统一的60年代”里，我所见之处皆遭遇了暴政的敏感。警察队长和门房是国家的守护神。他们实打实地被授予了以国家之名对公民施以高尚的愤怒和复仇的权力。不要以为那些看起来聪明、善良且有教养的人在获得机会以国家之名发怒时不会疯狂。他们最鄙夷就是那个揭露了他们每天的背叛行为的虚无的人，因为那个人否认了他们的存在理由。叛徒最大的天敌不是非叛徒的话，又能是谁呢？

在冗长废话的汪洋里偶遇坚实岛屿，总是件值得庆祝的事。在审查盛行之年阅读有实质内容的作品是一种避难，是对那些挤进家中的谎言的暂停。包里有一本好书，是对我不得不忍受的陈词滥调的补偿。我们可以用文学苛责人们，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学会了阅读，就能用它来原谅他们，并为他们的美丽而着迷。自从文理中学时期起，我就相信，对于有实质内容的文本的持续讨论维系着人类的进步。

何处是家？

何处是家？太阳系中立足之地。紧握钢笔端坐之处。我在家里的床上醒来，在家里起床去卫生间，从家里迈出大门，问候每个遇见的人。

家就是我走过的那几平方公里。家就是拜赖焦新村的犹太墓地，废弃了五十年，竖立着我祖父母的高耸黑色花岗岩墓碑。（我曾祖父的白色大理石墓碑，高度不及他们的一半。）家就是我盯着马路对面的面包店标志时迫切想要逃走的教室。（我的同学都被杀死，学校也已拆毁。）

何处是家？他们不会杀死我的地方，我知道孩子们安全的地方，个体和文字受到高度推崇的地方，做我自己和想我所想能得到尊重的地方，有一个能在饭后喝酒聊天的安静厨房角落的地方，孩子们玩捉迷藏和建造沙堡的地方，尤特卡抬着脚坐在扶手椅上读书的地方，我能在上山的路上四处停下来喝杯酒，并在友好邀请后，再次昂首阔步下山的地方。

Wedding, Budapest, 1965 by László Fejes

家就是伊丽莎白桥中央，我旅行归来时低语“多美啊”的地方。它是一幢长满了爬山虎的房子，我寻找钥匙，气喘吁吁地爬到三楼，两边肩膀各背着一个包，并且听到里面传出的声音。生机勃勃的声音。我到家了。

注：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文作者哲尔吉·康拉德（George Konrad 1933—2019 ），匈牙利犹太人，小说家。1933年，康拉德出生于匈牙利德布勒森。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他的同学尽数被送至集中营，无一生还。他与姐姐因前往布达佩斯而逃过一劫。1953年，进入罗兰大学学习。1956年，参与匈牙利革命。大学毕业后，曾从事过多种职业：教师、编辑、翻译、工厂工人、儿童福利督导……儿童福利督导的工作经历为他的第一部小说《社工》（The Case Worker，1969）提供了创作素材，该书被译成13种语言，欧文·豪评价：“单这一本书便足以奠定康拉德在欧洲文学界的重要地位。”1965年，进入匈牙利城市科学与规划研究院，从事城市社会学研究。1974年，与人合作出版《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1977年和1982年分别出版文集《自治的诱惑》（The Temptation of Autonomy）与《反政治》（Antipolitics）。评论者将他的作品与亚当·米奇尼克、米兰·昆德拉、瓦茨拉夫·哈维尔、切斯瓦夫·米沃什和丹尼洛·契斯的相比较。1989年开始，他积极参与匈牙利公共生活，成为匈牙利民主转型的重要铺路者。

1990年，他当选国际笔会主席，1997—2003年，两次当选柏林艺术学院主席，其间获授亚琛国际查理曼奖（2001）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功绩勋章（2003）。另著有《城市建设者》（The City Builder，1980）、《失败者》（The Loser，1983）、《花园中的盛宴》（A Feast in the Garden，1992），并获得赫尔德奖（1983）、马内斯·斯佩贝尔奖（1990）、歌德奖章（2000）、法国荣誉军团军官勋位（1996）等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