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1970年出版的《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里，提出了企业、组织和国家发展中的“退出”与“呼吁”两种机制及它们此消彼长的制约关系。柏林墙倒塌后，赫希曼借助这一模型对东德的崩溃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对模型提出了补充，写出“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一文，收录于《自我颠覆的倾向》这本书当中。
阿尔伯特·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当中的主要结论之一是退出这一容易的选项往往使呼吁的难度增加，破坏呼吁的根基；而在观察东德崩溃前夕的移民潮与公共行动之后，赫希曼认为此前的结论在此并不适用，因而选择了“自我颠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退出（迁移离开东德）与呼吁（针对政权当局的游行示威）是相互协同、相互强化的，共同导致了原东德政权的崩溃。
今天的文章摘自《自我颠覆的倾向》，“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
在感觉到购买到的商品质量下滑或者得到的服务和获得的利益衰减时，消费者或组织成员有两个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这两种行为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退出指直接离开，之所以采取这种行为，通常是因为消费者或组织成员相信另一家企业或另一个组织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商品或服务、带来更大的利益。间接的、无意的退出就能促使陷入衰退的组织设法提高自己的绩效。呼吁指抱怨、投诉或组织起来一起去投诉、抗议的行为，目的是直接促成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从下滑中恢复过来。退出与呼吁这两种机制既能够分别被独立地激活，也能够一起被激活。
在我的著作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我断言退出与呼吁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预定的和谐，恰恰相反，它们往往背道而驰，倾向于相互拆台；尤其是退出，它会侵蚀呼吁的根基。退出很容易实施，事实证明退出的这种易获得性对呼吁机制是有害的。与退出相比，呼吁需要人们付出时间和精力，成本更高。此外，呼吁要想发挥实际作用，往往需要采取集体行动，而众所周知，集体行动很容易陷入困境，因为它涉及如何把人们组织起来、如何选举代表、如何避免搭便车行为等问题。与呼吁的困难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任何一个人的退出，都不需要与他人协调。因此，我的著作的主要结论当中，有一个就是：“退出这一可选项的存在……反而会使呼吁这门艺术无法发展，陷入萎缩。”
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无数事件都证明，退出与呼吁之间的上述反向关系确实存在。例如，由于股票很容易在股票市场上出售，导致股东很难通过呼吁对管理层施加实质性的影响；又如，当通过离婚手段逃离婚姻关系变得很简单易行时，夫妇们就更加不愿意去努力通过呼呼（即通过相互沟通达成彼此和解）修补婚姻关系了；同样，正如影响深远的“特纳命题”（Turner thesis）所揭示的，美国之所以与欧洲各国不同，从来没有出现过激烈的工人运动，其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美国人总是拥有“到西部去”的机会——无论这种机会是真实的，抑或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
因此，我在著作中认定，在许多情形下，退出倾向于阻碍呼吁；尤其是，在退出机制的作用下，在潜在的呼吁者当中，表达能力最强、最具影响力的那些成员最容易消失不见（即率先退出）。但是，我们当然不能指望它是普遍有效的。事实上，1989年发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系列事件已经描绘出了关于退出与呼吁之间关系的另一个相当不同的画面。正如一位东德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退出（迁移离开东德）与呼吁（针对政权当局的游行示威）是相互协同、相互强化的，共同导致了原东德政权的崩溃。
原东德政权的倒台，是退出与呼吁合作的一个极其激烈壮观的实例。其实在此之前，我也已经意识到退出与呼吁之间的跷跷板效应或液压模型还会受到某些复杂因素的影响。例如，我曾经指出，因为退出与呼吁“是自由民主体制的两大基本材料，它们之间是互补的，所以［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会一起扩张或受到共同制约”。退出的可行性的增加与呼吁的意愿的强化之间存在的这种正向关系所依赖的结构，比前述跷跷板模式背后所隐藏的结构显然要复杂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刚刚赢得的退出权利实质上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改造了涉及的当事人。被允许进行更多选择之后，他们对自己能够处置的可选项的范围的意识更清晰了，充分利用各种可行选择的意愿也更高了。或许，只有在人们（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赢得了随心所欲地四处迁移的权利之后，他们才能够真正开始以一个成年主体的身份行事，进而成为自己所在社区的活跃成员。
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看作一个相当一般的原理：在某些情况下，组织成员退出的机会得到了扩展后，成员参与程度和呼吁声调反而会变得更高（而不是更低）。这确实更接近1989年发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系列事件的真相。但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崩溃之前已经存在了40年之久了，其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已经构筑了极其多样化的退出—呼吁关系。其中一些非常符合我最初描述的模式，另一些则或多或少地有所偏离——偏离方式如上所述。所有这些，都需要给出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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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柏林警卫越过铁丝网前往西柏林，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在一开始，退出——长期居留东德的人离境前往西德——确实对呼吁造成了抑制。例如，在1984年的退出大潮中，当大量移民申请得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关当局的批准（其中大多数人是年轻人）的时候，梅克伦堡省主教海因里希•拉特克就曾经这样说过，“在这几个星期内，很多人秘密地、轻手轻脚地、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与此同时，另一位牧师则哀叹道，年轻人都“失去了发出声音”的能力了。这种失语症候在那些于1989年经由匈牙利或捷克斯洛伐克去往西德的人身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罗伯特•达恩顿在西德驻布拉格大使馆亲眼目睹了东德人沉默地退出的情景：
一对怀抱婴儿乘坐出租车来到这里的年轻夫妇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母亲跨下出租车，从行李箱中取出一辆婴儿车，撑开放稳后，把婴儿放了进去。然后她推着婴儿车往前走，她的丈夫则提着两只巨大的手提箱跟在后面，一声不吭地看着大使馆的大门。他们走到了大使馆门口停了下来，这时候这位母亲才突然大哭起来，热泪纵横。我也几乎忍不住痛哭出声。
其他人则惊恐不安。他们就像卡珊德拉一样，十分担心事态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大转折。（卡珊德拉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是一位凶事预言家。）10月9日莱比锡大示威的前夕，杰出的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乘着接受电台采访的机会偷偷地来到了西德。他在访谈中详细地叙说了自己和朋友们所体会到的深切的悲伤，因为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内，有那么多的年轻人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过去这些日子里，当我与其他人交谈时，总会遇到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真的了解这些年轻人了吗？他们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就离开了？为什么他们默不出声，似乎患了某种失语症一样？这些也正是一直困扰着我自己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能清楚地把自己在这里不喜欢的东西和想在其他地方找到的东西说出来？……在过去四五个星期内，我们这些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人，脑海都被这些画面占据了，夜不成寐，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当中。
在那次采访中，沃尔夫满怀愤懑地对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对大规模外逃的反应模式提出了抗议：
嘲弄这种现象是万万不应该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说出这种令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极度灰心丧气的话：“对于那些离开东德的人，我们不会掉哪怕一滴眼泪。”这太可怕了，当4万年轻人背弃祖国一走了之的时候，说出这种话的人真是丧心病狂。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另一位著名作家克里斯托夫•海因，在当年9月也用类似的措辞表达过相同的意思。她也对“不会掉一滴眼泪”这种说法深恶痛绝。她强调，说这种话的那个人因为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不断被自己的国民抛弃的国家内，已经变得“无论在生理上和情感上都不正常了”。1989年9月，公民运动组织“新论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詹丝•赖希则这样说：“因大规模外逃而带来的痛苦已经折磨我们很多年了。……无数朋友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离我们而去……这种感觉实在太难受了，就像一个人坐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周围的所有人都将遁入虚空。终有一天，这会到达无法再忍受下去的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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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那个夏天东德人外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不只克里斯塔•沃尔夫对这种情况感到绝望，东德统一社会党统治者阶层也可能陷入了自我怀疑当中，他们已经失去了勇气，最终不敢或者也不想犯下另一个弥天大罪。事实上，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君特•沙伯夫斯基也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以相当接近于沃尔夫、赖希等人的语气谈到这种大规模出逃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不仅令人极端苦恼，而且令人“羞愧难当”。此外，根据他的叙述，在1989年9月至10月间，政治局内反对昂纳克和其他强硬派领导人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甚至后来发表声明谴责“不会掉一滴眼泪”的说法。与以往的立场相反，这个声明强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密切关注民众大规模出逃事件，它觉得每一个人的离去都是重大的损失。
这种说法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在1989年那个秋天，公共呼吁是如何被私人退出激发起来的。这与以往发生的情况不同，在此之前，私人退出起到的是阻碍公共呼吁的作用。近距离观察揭示出来的信息是，那段时间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警告“这个国家的管理者”——它即将倒台，这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退出发挥作用的形式有所不同。通常的形式是这样的：当消费者与一个企业脱钩，或者当一个党员退出某个政党后，这些组织的管理层很快就会意识到企业销售额在下降，觉察到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然后他们就会寻找原因，进而采取行动查漏补缺，消除使消费者或组织成员觉得不满的东西。然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种直接的反馈机制几乎没有发生作用，这是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管理者很久以来已经对退出司空见惯、无动于衷了（请注意“不会掉一滴眼泪”的说法），他们成了一堆丧失了敏感性的思想僵化的行尸走肉。但是，民众的大规模外逃确实对那些更忠诚的、根本不想退出的公民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他们为此苦恼，并深自警省，最后他们决定大声疾呼。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这些忠诚的公民的呼吁和动员，看作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管理者未能及时对退出作出适当回应时出现的某种替代物，或者也可以认为它们是第二轮“唤醒服务”。也正因为如此，由退出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显得更为迂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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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的事变中，退出与呼吁的协同作用也可以用忠诚概念来解释。忠诚的表现是，组织成员在所属组织的绩效出现衰退时推迟退出（也表现为呼吁）。相应地，当衰退的程度突破了某个特定的阈值时，忠诚的成员发出的呼吁将变得非常激烈。不过，我曾经假设，在任何时间，各种组织（家庭、政党、国家、民族，等等）通常都能激起自己成员的某种程度的忠诚感。（或者说，类似忠诚这种特性服从某个正态分布，其强度围绕某个特定的平均强度上下波动。）现在，我们试着进一步完善这一假设，即设想某一个组织拥有如下两类非常不同的成员：一类成员忠诚度极高，另一类成员则没有什么忠诚度可言或干脆完全不忠诚，那么当该组织陷入衰退后，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模式：那些没有什么忠诚之情的成员将倾向于立即退出，而忠诚分子则会发出呼吁。前者对应于想离境的人，忠诚分子则对应于想留下来的人。虽然从我的“忠诚模型”的其中一个基本推论就可以预测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将一同出现，但要进一步发掘它的意义、充分揭示它的重要性，依然必须借助于这段极具创造性的历史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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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真正令人着迷的是，原本是有意识的纯粹的私人退出行为——分散的个人竭尽全力想前往西德——最终却转化成了广泛的公共呼吁运动。1989年，想离境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行为完全是私人行为，但是他们这一企图却因以下两个因素而落了空：有同样想法的人太多了；同时，由于某些外界事件的影响（比如说，由于匈牙利与奥地利放宽了边界控制），他们的行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无法再保持机密。电视屏幕上充斥着东德民众大规模出逃的画面，于是沃尔夫、赖希等异议人士的批评声调也提高了，长期批评政府的公民成了呼吁的积极分子。1989年11月，一位莱比锡市新教牧师在回忆该市9月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时说：
这些45岁、50岁、55岁的人，原本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他们以前连手指头都从未动过一下，但是现在他们开始大声疾呼，因为他们担心，也许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就会看到自己的孩子已经到了布拉格或布达佩斯，并且在电视屏幕上向他们挥手！这一切极大地刺激着他们，使他们积极地行动起来。
退出还通过另一种更直接的方式点燃了呼吁。当无数想离开的人在某些关键地点（比如说边境通道、火车站、大使馆，等等）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他们意识到自己从此不再孤单了，他们发现彼此心灵相通，一起亲手打造共同的团体，并因属于这个团体而欢欣鼓舞。这样的场景在1989年出现过好多个，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是，想离开东德的民众占据了德累斯顿火车站，试图登上当局用来转运东德难民的火车专列。看到那么多人心意与自己一般无二，尤其是当被告知火车站要清场时，这些原本只关心自己的私人事务的德累斯顿离境者进入了公共领域。他们呼喊口号“我们要出去”，瞬间从私人个体变成了拥有共同目标的公民。在这个转折点上，人群中那些完全没想过要离开的人觉得必须宣示自己的立场，因此喊出了相反的口号“我们要一直留在这里”。正如一位德国人所写到，这种转变无法避免，也不可抗拒。
图源：Elke Bruhn-Hoffman/Associated Press
私人退出变成了公共退出，公共退出又引燃了公共呼吁，更进一步地，他们还有组织地选举出了代表，与官方进行谈判。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一天之内。
本文作者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2012） 美国著名德裔思想家，经济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早年曾参加西班牙内战，投身于法国抵抗法西斯的运动和对犹太难民的营救行动，“二战”后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 斯顿高等研究院，其学术研究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思想史等领域，著述包括《经济发展战略》《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的新描述》《反动的修辞：保守主义的三个命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