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个简单的道理。受个别事件刺激，但与所有事件有关。
在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每个人、每个机构都要承担自己分内的责任。比如在小区里，居民有居民的责任，物业有物业的责任，居委会有居委会的责任。在小区之外，警察局、医院等等也与小区居民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责任关系。
如果没有这些责任关系，和对这些关系的信任，我们一天正常的生活都过不了。生活就是由无数意外构成的，我们之所以不担心这些意外，是因为我们相信一旦发生意外，会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出来帮助我们。
这种帮助并不是单向的无私的，我们和对方要么是商业上的互惠关系，要么是纳税人与食税者的关系。纳税人是一个总体概念，不因个人缴税多少而存在权利的多寡之别。
在所有的责任之外，还是有一些意外是无法找到他人来负责的，只能当事人自承其果。比如一个人在大街上走路，突然摔倒受伤，这可能是市政的责任，也可能是自己马虎大意。我有一次，走路撞到电线杆上，眼镜都撞碎了，我却没想过找电线杆索赔，因为我是一个正常人，不是疯子傻子。
所有正常人都知道，风险无处不在。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听喇蛄叫就不种庄稼，不能因为怕摔倒就不走路。
但人之所以能够承担责任，愿意承担责任，是因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拥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如果这个前提改变，那么责任关系也将改变。剥夺一个人的能力和空间，也就免除了这个人的责任，那么相应的责任就要由其他人、其他机构来承担。
责任与能力，责任与权利，责任与自由都是相匹配的。当一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能力，他和世界之间的关系非常纯粹，他负责哭喊，世界负责满足他的一切需求。很多时候，父母还得猜测孩子的真实需求到底是什么，没人觉得不公平，没人觉得孩子不该哭喊。
当一些人决定将另一些的家门、单元门焊死的时候，就是把对方置于初生婴儿的境地，将自己变成了监护人。监护人的责任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因为婴儿从床上滚下来受伤了，就怪婴儿不小心，只能怪监护人不负责任。
在门焊死的那一刻，门内的人对意外所负有的全部责任，丝毫不留地转移到了门外的人身上。食物是保证生命的必需品，当然要由门外的人负责供应。门内发生任何起火、受伤、疾病等意外，都要由焊门的人承担全部责任。门内的人如果因为贫穷吃不起饭，门外的人要免费供应。门内的人如果因为没钱还不起房贷，门外的人要代为偿还，因为门内的人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
当一方权利消减的时候，另一方的责任就要加增，天经地义。
以上谈的是焊门的人与被焊门的人双方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些权利与责任关系，一个人群就无法称为文明的共同体。
然而生存而言，任何文明法则都不是生存的前提。如果生命都消失了，再谈谁需要对自己负责任是毫无意义的。
所以，当有人要焊死你的门的时候，你必须思考：对方愿意对你的生存需求和所有意外负责任吗？对方有能力对你的生存需求和所有意外负责任吗？如果对方不负责任，你有任何反制能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