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鄂尔多斯官方的一则通告冲上热搜，一时间家喻户晓，街谈巷议。
通告说，针对近期国内个别地区在防疫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鄂尔多斯市政法系统将汲取教训，无论任何时刻，都将坚持生命至上，救人为先。
通告特别强调，紧急情况时，市民有权采取措施自救或紧急避险。
这大抵是疫情三年来，最有人情味的地方通告了。
对此，公众满心欢喜，奔走相告，不少人呼吁“学习鄂市好榜样”。
我在对鄂尔多斯市报以赞许的同时，还咂摸出一些别样的味道。
“紧急情况下有权采取措施自救或紧急避险”，并非鄂市自创的说法，而是源自《刑法》第二十一条、《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条等相关法律之规定。
该市不过重申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而已。紧急避险是法律权利，也是常识。
一条常识范畴内的通告，却赢得“人性化通告”的美誉。这种人性化，在时下疫情防控中不能说绝无仅有，也不多见。惯见的是板着面孔、机械生硬。
由此，在诸多不正常的通告中，“鄂尔多斯通告”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闻事件，这个现象颇为特别。
这既可以理解为少见多怪，也可理解成一种物以稀为贵。
在既成的现实情境下，适当肯定鄂尔多斯的做法，可当作对疫情防控法治化、人性化的引领。
看见有人撰文，从中解读出“政治站位有高度，执法建设有深度”的意思来，这过度的褒扬，着实是在寒碜不少地方的另一面。
毕竟，鄂尔多斯所要实践的，乃是分内之事。过分拔高该份通告的意义，反而是降低了对防控工作的正当要求。延伸开去说，有点寒碜其他一些地方的意味了。
就因为重申和强调了一个常识，就被贴上亲民爱民的标签，落得个讲政治讲法治的好口碑，这让连这点分内之事都做不到的其他地方情何以堪？
推及开来，如果这个标签和口碑能够成立，那么法院院长宣示不枉法判案，公安局长宣示不刑讯逼供，组织部长宣示不卖官鬻爵，岂不都应拿出来颂扬一番？
当应该做的变成了“标杆”“榜样”，可见“不应该做的”已然成为社会常态。越过分拔高这样的“标杆”“榜样”，实际上是在贬低当前公共卫生治理的某些现实。
近些年来，泛神圣化的现象似乎越来越严重。通俗地说，是将本分升格为崇高。
明明都是些极为普通和本来应该做的事，比如维护和保障公民紧急避险的法律权利，被当成正面新闻大加褒扬，就是这种泛神圣化的表现之一。
这种褒扬的本意，无非是要喻示官员依法防疫、以人为本，但“好意”的结果却可能大大降低正常的法律和道德标准。
本分成了崇高，听起来是好听了，但一个地方的防疫官员、基层防疫人员，如果将自己定位为凡人的时候，法律和道德标准对其就失去了约束力。
从西安孕妇，到上海护士，再到兰州三龄童，相同的悲剧重复上演，便是明证。
读“鄂尔多斯通告”，公众被常识感动得稀里哗啦。与其说是感动，莫如说是某种反讽。
对此，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官员，有无感到些许的汗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