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想说话的，但看了陈扬那篇公号《这次广州是被伤害了》后，被他的观点、论述及评论区留言惊到了。做为一名客居广州十来年的江苏人，我尽量理中客地说说这件事，按照海珠官方口径，亦即海珠仑头村“约束控制”两名外地姑娘的事。
开宗明义，我不觉得“广州被伤害了”，这种拟人化的说法非常不合适，广州是一个拥有150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一个地理概念，没人能够“伤害”它。准确地说，这次应该叫做对广州的社会评价降低，动摇了许多人对“包容、不排外”的广州形象的看法。
但确确实实，有一部分广州居民觉得“受到伤害了”。这部分人中，不乏大比例的广州原住民，还包括佛山在内的泛广府情节的一部分本地人，比如陈扬。他们之所以觉得“伤害”，是因为他们认为“约束控制”是对的，拒绝接受“捆绑示众”的舆论定性。
也就是说，这些人不认同舆论在这件事上问罪动手者的论调。他们所持的理据是，防疫是第一位的，如果任由他们冲击防疫，可能会动摇海珠乃至于广州的防疫“军心”。他们还反对在这件事上细分的性别因素，尤其否认有任何本地人/外地人的区分。
海珠区官方的调查结果，成为这些组合立场的支撑。然而，从广州政务对此事的处理回复看，与区里的结论是有出入的。但认为“广州受到伤害了”的这群人，仍然热衷于拣选官方通报的片段，用看似暂时的“胜利”，回避了一些尖锐却也关乎他们自身的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究竟是谁让广州的社会评价降低？到底是什么让外界觉得仑头事件损害了“包容”的城市印象？为什么在海珠区的疫政舆论中，会出现主客群体的矛盾之争？有没有一种力量，存不存在一个最大公约数，能够超越这些抵牾？
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法治。这是仑头事件出来后，大众呼吁最为集中的需求，那就是以法治裁量这次冲突，对关系到的所有人，都能用法治的尺度论断是非。坦率地说，区里的调查处理，没有平息外界争议，是因为它被认为不是一个法治的处理。
包括区里的调查处理依据，还是陈扬论述及其拥趸的着重点，都将疫政摆在了法治的前面，而这种主次与外界舆论的理解不一样。在这样的逻辑下，卡口的纷争很容易就会被定义为“冲击防疫”，村级卡口人员的素质、应急预案，乃至于借防疫的乱作为就有了遮掩。
被相当多广州原住民认为正确的处理是，两位女子闯关在前，辱骂在前，所以捆绑有理，“起码让她们静静”。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可以在不寻求警察的合法暴力干预之前，村治保主任就有权对不守规矩的人动以武力。遗憾的是，区里的调查默认了这做法。
这就是外界、舆论心意难平的地方。他们不是要否认疫政的正当性，也没有不承认警察介入的合法性，而是不接受村级暴力代行警察职责，不接受在广州这个地方出现私力僭越法治权威的错误选择。事已至此，陈扬们继续撑仑头村的做法（官方含蓄认为是错），着实遗憾。
退一步说，假如“广州真的受伤害了”，那也只能是这座城市的法治运行受到了损害，它未能在仑头事件上坚定不移地用法治思维来解决冲突。而这种处理手法，让外界觉得涉嫌犯罪的本地人逃脱了法律裁量，那舆论认为区里有所偏袒，难道过分吗？
外界和舆论认为的是，闯关者辱骂可以处分，私刑捆绑更应该治罪，舆论可以接受这两种并存的处理方向。因为舆论恰恰是超越本地人和外地人二分法的，不管事哪里人，在法治面前一律平等，只有法治才是撇开各种身份因素加以公正论断的尺度。
所以，即使到现在，本地的舆论领袖仍困于这显而易见的法治不彰，说即使有海珠区的“剧终通报”，“舆论的天平一定不在广州这一边”。这又是一个偷换概念的讲法，“舆论的天平”肯定不在法治决心存疑的那些人一边，也不在支持疫政乱作为替换法治标准的人那边。
此外，这件事中还需要澄清一个很微妙的问题，那就是外界以及舆论的形成，与原住民意见领袖及其支持者逻辑相反：前者从始至终担忧的、衡量的不是广州的防疫如何，从始至终聚焦的是这件事能不能体现法治，能不能超越身份差别来执法。
是不是把法治顶在行动之前，一个很简单的标准是，谁最先呼叫110。具体而言，当两名寄居广州的姑娘与卡口人员发生冲突后，是哪一方最先寻求正牌执法力量的干预？又是哪一方认为先撂倒也无所谓？这里面涉及到的是复杂的族群心态。
我知道很多人——哪怕是在仑头事件中认为要讲法治的人——也坚持认为要将本地人/外地人身份从这件事中撇除，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受干扰地、客观地看待此事。这种理解无疑是值得尊重的，但它的前提是法治确确实实地成为超越身份的唯一标准。
不怕再重复一遍，广州人向来自豪、也认为是基本的事实是：广州是一座包容的城市。但仑头事件让一部分人感到寒心，只能退缩立场：广州是一座相对包容的城市，因为法治运行对一部分人更包容。有心人要改写这样的印象，不能无视这件事的影响。
无可置疑的人，经历此事的那两位姑娘，恐怕永远也不会原谅那样对待她们的人。就此，千万人中将多出两名再也无法平和看待广州的人。要讨论“被伤害”这样的问题无疑是重要的，但主语是谁，哪些人是真的受害者，哪些方面受损害，则需厘清。
像陈杨他们，觉得“广州受伤害了”，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广州的某些具体人的玻璃心受伤害了，是某些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基础价值受到了“伤害”。特殊的时期总会过去，但等到那个时候，基础价值还能被修补吗？不同来源的人还能齐声信奉它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