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疫情防控的二十条措施（以下简称“二十条”）发布已逾一周，密接和入境人员集中隔离时间由“7+3”缩短为“5+3”、取消次密接、高风险外溢人员“7天集中隔离”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
种种防控措施调整，点燃了无数期待，但也在落地执行中出现了一些困难，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从政策出发点看，“二十条”能够明显缓解各地疫情处置当中遇到的一些瓶颈和障碍，比如隔离资源紧张、隔离房间不足；流调压力大、流调人员不足等。
但具体执行中，基层防疫人员的担忧也不少：调整措施难免增加“漏网”的风险，释放的病例数可能会更多，医疗可能面临压力。
随着“二十条”落地，一些早期的变化已经开始浮现。我们找到了7个不同处境的普通人，有人在香港等候入境，有人作为密接却未被集中管理，有人漂泊在外一个多月，有社区工作者成为承压最大的角色，有隔离点工作人员24小时随时待命，而来自县医院和方舱医院的两位医生，都在为接下来一两周可能出现的医疗压力未雨绸缪。
以下是他们的故事：
支援方舱的医生：
方舱病人快收满了，医院也腾出了空病房
不久前，我被临时抽调到了一家方舱医院支援。那会儿，疫情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逐渐扩大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感染高峰，不少医生都被抽调去了方舱医院支援。
现在，我们这里的抗疫相关医务工作者都忙到飞起，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是常态，领导经常开会到凌晨2、3点。
目前，各区的方舱医院都已经开启并严阵以待，用来收治无症状感染者和轻症患者。如果出现重症和危重症，则会被送往定点医院进行救治。
这段时间以来，疫情形势并不乐观。我所在的方舱医院，在“二十条”出台之前就已经基本收满了感染者，而我的原单位在这两天甚至还专门腾了一栋楼来做收治准备。
在疫情上升时期，我们担心感染人数会在秋冬季持续上升，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会发展成重症危重症。
另外，我们还非常担心医院会发生院感，尤其是急诊、ICU和心内科这些科室被病毒突破，那将会非常麻烦。随着社会面防控手段的放松，现在一方面不能发生院感，一方面也不能推诿患者，医院面临的压力空前的大。
我所在的方舱医院，不管是帕西洛韦还是阿兹夫定，防止轻症转归重症危重症的药物都已经做好了储备，并且已经给一些有重症危重症因素的患者用上了。
在方舱医院，我遇到了不少无奈的事情。绝大多数感染者，依然对被感染有很强烈的恐惧。
比如有一些轻症患者，吵着闹着要我们给他们使用治疗手段。其实对于这些患者，基本不需要医学干预，在方舱医院多休息几天他们就能痊愈。
我们是医生，但在方舱有时也要承担一些补充流调的工作。感染者们此前大都接受过好多次流调了，轮到我们打电话时，时常会遇到语气不善或不耐烦的情况。甚至被当成是骗子。我们院区用来做流调的手机号码，都是同事们自己办的电话卡，已经因为被患者举报为诈骗电话被封号了好多个了。
北方某县医院院长：
一旦疫情冲击医疗系统，或许我们还会改成方舱
“二十条”执行了一周多，外界担忧的医疗挤兑，我们暂时还没有感受到，反而有不少病人，主动离开了医院。
我们这里有些市民不敢出门了。大家会担心出门路上遇见谁，万一是阳性患者，或者是阳性的无症状感染者，被感染了不划算。
老百姓担心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感染后财产的巨大损失。今年上半年，我们县里阳性病例较多时，出现阳性病例的房间会进行全屋消杀等情况，市民难免担心。
市民现在都觉得连花清瘟、中药水，甚至是漱口水、维C有用，自己在家预防，不是重病没必要到医院。愿意到县医院来的病人，就更少了。
一家医院的住院人数从900多人，减少到700多人；我们医院从800多人，减少到500多人。除了在家里治不了的病，比如冠心病、心绞痛或者一些合并性的疾病，其他的病人就不到医院来了。
作为医疗机构负责人，我难免会担心。县里的核酸检测频率并没有降低，但次密接人员解封了。
如果社会面阳性多起来，肯定会波及到有基础病的患者。如果有一个人，既有基础病，又被感染了新冠，怎么办？如果这样的情况多起来，县里的医院就不够用了。
我们县里已经有了一些新冠感染病例。县里在做一些准备工作，现在县里有两个传染病医院，一个是县里固定的传染病医院，另一个是由一个卫生院改造成的第二传染病医院。
在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冲击，我们医院被临时改建为方舱医院，有一个月的时间。方舱结束后，院内的被褥全部焚烧，很多医疗仪器在消杀后也毁坏了，不少地方的天花板都掉下来了，我们刚装修好，夏天才重新开业。
县里还有两个较大的隔离点，今年9月之前就建好了，两个隔离点加起来有1000多间房。最近，县里正在给1间房里放3张床，到时就能容纳3000个无症状或者阳性患者。这也是应对的措施。
但如果一旦后面疫情冲击医疗系统，或许我们还会改成方舱医院，这个循环会再来一次。
张毅，街道工作人员：
一周前被派去隔离点支援
我的一天从凌晨3点被闹钟叫醒开始。
密接的核酸检测结果一般会在凌晨3点出。如果没有阳性，他们次日就可以转为居家隔离。
正常我会提前一天，把第二天要“解离”的人员名单发给街道，街道去核实这人是否符合居家隔离的条件。符合，就正常“解离”拉回家，再加3天居家隔离。不符合，就在隔离点待满8天。
“二十条”出来后，密接隔离“7+3”变成“5+3”。那天我们凌晨4点多睡的觉，7点就起来接着干，紧急解除隔离了一批人。
如果有一批密接者要来这里隔离，我们在系统里会先收到单子，问一下“街乡”（街道、乡）预计人什么时候来，比如他们说凌晨三点来，之前大家都找地方休息一会儿。我街道的同事就在做防疫工作，3天只睡了10多个小时。
密接者来的时间不一定。派单有流程，“街乡”那边通过社会面筛查发现“阳”了一个，这栋单元楼的人就成密接了，他们会在系统里向疾控申请发起转运。疾控审批，单子就派到我们这来了。收到单子后，医疗组会判定以我们现在的条件，哪些人能接还是不能接。
隔离点里还有隔离区，隔离区内外是不接触的。我们办公室里有监控大屏，密接从下车到入住全过程都可监控。所有密接都穿着防护服，但还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大白”走路慢，而且需要别人扶，肯定是个老人。我们会通过对讲跟区内负责医疗的同事叮嘱一下。对方知道是老人，就会问得细一点。
办公室里有两部座机、一部公用手机，居民有什么诉求可以随时打。他们最常问的是什么时候能出去。“解离”日期能算出来，我只能一个一个回答。
有个人一开始脾气很好，但是因为核酸结果迟迟不出，脾气逐渐暴躁。他40多岁，陪儿子隔离。他儿子是密接。他是今天走的，本应该昨天走。昨天白天还很淡定，到晚上就逐渐不淡定了，一个小时打一个电话，一直打到晚上10点多。
“我们进来容易，出去难。我跟公司那边也只请了8天假，现在晚了一天，万一出去再关我3天。我工资怎么办？孩子这么小，还要上学，到时候成绩落下怎么办？”他在电话里说。
到晚上10点多，他话就不那么多了。明显感觉他声音疲惫，估计是被他儿子闹腾的。他这孩子十一二岁，正是闹腾的年纪。
我们也只能跟上面反馈，核酸检测机构我们也联系不上。我们和区里反馈，医护那边通过卫健和疾控反馈，两边都催，都没用。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的核酸结果为什么出那么慢，反正最后是出了。
在隔离点工作一直得绷着这根弦。24小时待命，手机也不能静音，办公室、宿舍之间完全两点一线。
我在隔离点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比较烦躁。烦躁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偶尔感觉很烦，会想到怎么还不出去。可能这也是个逐渐的过程，慢慢地发现自己已经接受了现实。
花花，街道社区工作者：
当地疫情大爆发，隔离资源不够用，
所有的压力都到了社区身上
“二十条”发布的当天，我们这里就宣布积极响应政策，解除所有次密接的集中隔离。这或许也和近期疫情大爆发有关——我们这儿的隔离酒店几乎住满了，大量密接快要没地方集中隔离了，解除次密接的隔离，可以给密接腾出位置。
对密接的“7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健康监测”也已经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但基层因为防疫压力，还是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比如，不少负责隔离点防疫工作的“隔离酒店工作专班”，开始在集中隔离的起始天数上作弹性调整。
流调总会存在时间差，比如，一位密接在1日跟阳性病例有过接触，但工作人员可能直到2号才能经流调溯源联系上他，在3日把他送去集中隔离点。以前实行7+3时，大家默认从密接的暴露时间开始计算应隔离时间，也就是从1日开始计算。密接在8日就能离开集中隔离点，实际隔离5天。
现在改成“5+3”后，一些隔离点的人认为集中隔离5天时间太短，为了降低传染风险，改从密接进入隔离点那天，即3日开始计算应隔离时间。换句话说，密接还是要在8日才能离开隔离点。
我能理解，隔离点这么决定，有近期疫情形势险峻的背景在——很多病例在集中隔离的第5天、第6天才检测出阳性。因为没有具体规定起始点，区一级防疫指挥部也没有规定，这就给政策的落实留下了不确定性。
但这样一来，所有压力全部转移到了像我这样的社区工作人员身上。不管隔离了几天，根据流程，集中隔离结束后，隔离点会出具一份书面文件给当事人，让当事人转交街道，要求街道对其进行后续的3天居家隔离管控。
实际的情况会很复杂：如果当事人居住的地方不符合“单人单间单卫”的构造，整户同住的人都要一起居家隔离。另外，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定，居家隔离应当享受带薪休假，但很多居民在此期间只能拿到底薪，或者需要用年假、加班时长来抵扣。
疫情已经三年了，对于集中隔离时间的计算，居民们打听起来并不难，很多运气不好，被集中隔离过4、5次的“老隔离户”，对隔离政策更是门儿清。
实际隔离时间被延长的人中，总有非常抗拒的人，但他不会找隔离酒店投诉，所有不满的承担者最终都是离居民最近的我们——社区工作人员。
我曾一天接到过来自一个人的10个投诉电话，不断解释不断道歉。也试图找领导反映情况，申请为他解除居家隔离，但领导不敢担责。和隔离酒店沟通时，他们的态度也很不好：“我不管街道具体怎么执行居家隔离管控，反正我们按要求出了居家隔离的文件。”言下之意好像在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如果出了问题，与我们无关。
徐荣海律师：出差还是不方便，女儿问，
“爸爸，我和和单亲家庭有什么区别”
我是一名律师，经常要到外地出庭办案。
11月12日下午，我从某市的低风险区出发，乘高铁到达邻省的一个城市。因为行程码上有省外行程，要走“省外通道”出站。在那里扫完健康码、做完落地核酸后没多久，我的健康码下方出现了一行红字——“社区健康监测未满5天”。
这一天是“二十条”落地的次日，我遭遇了和上个月一模一样的情形，没有丝毫变化。
这个省的防疫政策规定：只要是外省人员前来，哪怕来自低风险地区，哪怕是绿码，只要跳出这行红字，到达后5天内，理论上可以自由出行，但公共交通、商场、公园，所有需要扫码进入的地方都对你关上了大门。
对于出差办事的商旅人员，这样的政策很不方便。上个月，我按照惯例在开庭前2天来到这个城市，准备参加庭审。因为“社区健康监测未满5天”，法院不让进，我不得不把庭审材料交给我的委托人，让他自己出庭辩护。
这次我吸取教训，提前6天抵达这里。12日下午落地后，我注意到了防疫“二十条”的新闻。我意识到，这里的防控政策并没有随着“二十条”的出台而调整。
为此，我先打了当地的12345市长热线，工作人员登记了我的情况，让我等反馈。我又给酒店所在的社区打电话反映情况，对方说他们没有权限，让我联系区里的防疫部门，但区里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第二天，区里给我回了电话，说省里正在研究新规定具体如何落地，在新规定未发布之前，继续沿用老规定。之后，我又连着打了2天12345，但一切还是老样子——直到我到达的第6天（即17日），那行红字才消失。
疫情以来，因为各地防疫政策不一，类似的不便我经历过很多。最有代表性的是，我10月7日因出差离家，到现在一个多月了，都没能回一趟家。
10月中，我结束了出差，准备买票回家时，发现我的健康码弹窗了，意味着无法买到回家的机票或火车票。这很不合理，因为我出差的城市全域都是低风险。
我在健康宝上进行了申诉，同时打电话给我家所在的社区反映情况，同时每天上传核酸阴性结果、持续申诉。大约一周后，弹窗解除了，但我又要赶往别的地方去出差了。
11月13日，我意外发现弹窗自动解除了，但这时我不敢回去了，担心回去后就没法再去外地出差。
虽然这一个多月流连于外地，但我还是比其他人更幸运。做律师这行，没有坐班要求，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出差办案，因此我能够持续工作、获得收入。
不过，中途有次正上六年级的女儿和我视频时我抱怨：“爸爸，我现在和单亲家庭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
我有点心酸。我从来没有出过这么长时间的差。孩子还小，才上小学六年级，需要父母的陪伴。
阿林，互联网从业者：
作为时空伴随密接，被通知只要居家隔离
11月12日，一个寻常工作日的早上8点，还在沉睡的我突然被一连串电话叫醒。电话那头是疾控中心，“打了一个小时，你终于接电话了”，紧接着问我们，“是不是在11月9号的晚上20点去过xx餐厅？”
这家餐厅服务员确诊了，餐厅被列为高风险地区。情况属实之后，我们被判定为密接，按规定需要集中隔离5天。疾控中心让我们向社区报备，同时等社区的反馈。
我立马起床收拾行李，做好了去集中隔离点的准备，一个小行李箱装了和男朋友两人的日常换洗衣物。我也给家里买了些速食备着，但等了一天也没有电话再联系我们。
疫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简单的生活。我买化妆品、护肤品都开始买30毫升的旅行装，不管在家还是出差外地都很方便。疫情之下，一般出门都不敢去太远的地方，总担心有异地感染的风险。
我现在对隔离没有太大的恐惧，隔离反而是一种可以远离职场环境的方式。
今天是我隔离的第一天，虽然依旧加班到晚上9点，但是中午我在午睡、傍晚我认真做了晚饭，想休息就休息，谁也管不着我，还挺开心的。
旅港媒体人：“二十条”后，想要回内地的人数翻倍
我到香港短居已有三个多月，“二十条”落地后，因为入境集中隔离天数少了2天，很多人都想要回去了。
回去是要用抢的——申请摇号的人变多了，从4000多人涨到了9000多人。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我就守着健康驿站的摇号系统，登记计划哪一天离港，从每天1000个名额中期待自己中签，平均三四天能摇中一次。
如果从香港直飞内地，在目的地隔离，单程机票至少要4000元。而如果先到紧邻香港的深圳隔离，再从深圳飞去目的地，机票只要400元，价格相差10倍。
最经济实惠的方式是坐跨境巴士，但“二十条”之后，跨境巴士班次缩减、黄牛票也水涨船高。
其他交通工具也跟着紧张。从香港到深圳或珠海的“金巴”票，只有每周二可以抢一次，很难抢，夸张到原价58元的巴士票，黄牛能卖到2000元。
金巴票正好在前两天收缩了班次，从六个班次减少到两个班次，相当于每天的运载量从300人到了100人。我猜想，也许是最近国内疫情紧张了，隔离资源不够用，也在限制一些入境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