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发布，首发于端传媒。
施明磊决定用一种更自由的姿态去抗争：不必因为压力做过度反应，也不必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因为，僵化的姿态让人没法活出自由。”
她是“长沙公益仨”案件中程渊的妻子。36岁的她，从2019年7月至今，经历了丈夫的被囚禁和秘密审判，自己艰苦的维权呼告，以及被迫带着女儿逃离中国的一系列心路。如今的她，正在信仰以及日常生活的重建中，成长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女性。
2022年9月，美国北部的一座城市。36岁的施明磊和女儿一起开学了，女儿上幼儿园，她念EMBA。虽然课程紧，作业多，周六上课的时候，还得拜托教会的朋友们照看女儿，但施明磊却很兴奋。班上同学背景五花八门，有退伍军人、ICU医生，还有跟她一样的外国人；在她眼中，这就是个小型的美国社会，她急切地想要了解新家园的一切。
丈夫程渊被捕三年后，施明磊才一点点找回了生活的步调：她加入了一个电商创业团队，忙着今年12月新项目的上线；照顾女儿的生活起居，做家务；上学，写作业；每周日去教堂做礼拜；接受媒体采访，为程渊和其他中国维权人士发声呐喊。
她最新的大动作是：在美国发起联署行动，呼吁工具行业巨头美沃奇（Milwaukee）停止采购中国监狱强迫劳动的产品。她所依据的，正是她的丈夫程渊的遭遇：程渊自诉，在他被关押的湖南赤山监狱，囚犯们被强迫劳动。之后有其他出狱的人权活动人士，指出他们在监狱中强迫劳动的产品是美沃奇公司销售的工具手套。
2019年7月22日，长沙的国安人员涌进公益组织长沙富能联合创始人程渊的家里，将他逮捕，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他的两位同事也被逮捕。这就是著名的“长沙公益仨”案件。仅仅因为是程渊的妻子，施明磊被以同样的罪名带走审讯，后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多位受访者表示，这是维权人士的家属首次被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与维权人士同罪。
自程渊被捕之后，施明磊的生活被捶得粉碎。她一度感到漫无边际的虚无和绝望。心理咨询师告诉她，对抗虚无，要从做小事开始，看天，看树，骑车，养一盆花，养一只猫，或者照顾孩子。
2021年4月，施明磊带着女儿辗转来到美国。在新的土地上，女儿成了生活新的锚。施明磊有了稳定的时间表：八点半前把女儿送去学校，下午三点接孩子放学，晚上八点安排女儿睡觉。白天女儿上学，她抓紧时间处理工作；晚上女儿睡了，她为程渊发声，写文章，接受来自不同时区的采访。为了照顾记者们的时间，她有时会熬到凌晨。
施明磊决心要热情工作，热烈生活，让生命活得“花团锦簇”。就如同2021年8月22日，她在Facebook上写的那样：“如果我的时间，100%想着那丑恶的政权，那丑恶的人，那我便100%与丑恶联结。而，这并不是我们起初的样子，也不是我们未来的盼望所在……当我们愿意回到起初的完人的形象，我们便突破了极权的控制，突破了丑恶，突破了恨。”
决断
施明磊爱笑。她说起女儿会笑，说起加班会笑，说起生完孩子的女同事们之间比拼奶量会笑，甚至说起程渊被捕改变了她自己的人生时，她也会笑。外表看来，她一头干练短发，说话语气温柔，慢条斯理。
到美国一年多，施明磊和女儿的生活步入了正轨。或许因为在中国曾经失去过正常的生活，如今，母女俩生活得很认真。
作为虔诚基督徒的施明磊，加入了一个本地教会。每周四晚上有散步的活动，也不去远的地方，只在社区里。八九个大人，五六个小孩，一块沿着湖边走。有时邻居会好奇询问，大家互相打着招呼。女儿喜欢这样的周四，因为她可以跟朋友们一块骑滑板车。施明磊也喜欢，这让她有了正在生活的感觉。
她们刚到美国时，疫情还在肆虐。周围见不到什么人，施明磊就带女儿去公园。女儿在公园里探索，她就观察树木，每一株树的树干和树枝，形态不一。这是一种刻意练习。只在此刻，此地，把注意力放在树木上，感知人与自然的连接。对她来说，至少在这个短暂的时空，那些噩梦般的往事，才会被排除在头脑之外。
生活，工作，为程渊呼吁，自我疗愈；每一项都任务繁重，但施明磊把每件事都安排妥当，在母亲、妻子和自我的角色中来回转换。
或许这要归功于她极强的执行力。好友陆妙卿对此印象深刻。陆妙卿是一名律师，在国内曾与程渊合作，她之前只听说过施明磊，“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善良，事业做得很好，对程渊很好。”施明磊来到美国后，她们两人才真正认识。陆妙卿记得，有一次施明磊抱怨没车不方便，没过多久，就把车的照片发了过来，车已经买了。“她一旦决定做什么事，行动力很强。”
罗胜春是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曾经多次与施明磊一起参与呼吁活动。她形容施明磊“很有决断力，做事情有职业女性的特点。”
2022年6月，施明磊和罗胜春一起去华盛顿DC开会，为中国人权捍卫者们呼吁。施明磊的女儿年纪还小，需要人照顾。罗胜春以为她会把女儿带上，但没想到施明磊给女儿注册了一个夏令营。孩子去上夏令营，她可以腾出空来专注开会的事，这让罗胜春很佩服。
2022年7月，在“709律师大抓捕”七周年的纪念活动上，罗胜春和施明磊一起发表了英文演讲，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律师。她们俩合写了稿子，又翻译成英文。为了让两人的发言更加流畅，施明磊找美国朋友帮忙念稿，录了音，她俩之后便跟着录音练习，学发音和断句。“她做每件事都尽最大努力做没有差错，要做到最好。”罗胜春说。
风暴
2019年7月22日，这个原本普通的日子，成了施明磊生命里的转折点。
在那天到来之前，施明磊是深圳一家企业的兼职顾问，给企业的出海业务提供咨询。当天有一项重要会议，如果“风暴”没有降临的话，与会的同事们，将在八点半见到一个穿着隆重的施明磊：白色衬衫，灰色裙子，银色高跟鞋，特意涂的亮色口红。
那天早晨在深圳，她刚打开家门，门外突然有个人大喝一声，她吓了一跳，这才发现消防门洞和楼道里站了十多个人。她以为遇上了黑社会，赶紧退回去，想把门关上。那些人冲了进来，门后的施明磊被推倒在地。他们没表明身份，开口就问程渊在哪里，并冲进了卧室。当着三岁女儿的面，抓住了程渊。施明磊坚持要把女儿先送去幼儿园。他们同意了，但派了五六个人跟随。
等施明磊回来，她也被铐上了，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程渊则在客厅里，身边围着一圈黑压压的人。施明磊看不见丈夫，只能大喊，“不要打我老公。”国安人员在家里四处搜东西，搜了一个多小时后，要把程渊带走。程渊说想带一本书走，国安只允许施明磊帮他拿。罗尔斯的《正义论》，不准。从台湾买的历史书籍，不准。《圣经》，不准。最后他们挑了一本散文集带走了。
施明磊有八百度近视，国安没收了她的眼镜，给她戴上黑头套，架着她离开。车绕了好几圈，才到达目的地。一直走到一间里屋，才给她取下黑头套。
那场审讯从上午九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来抓捕的人中有一个女国安，穿着便衣，揹着LV包。女国安拿出一摞纸，上面打印的是施明磊的微博日记。那是她四五年前写的，记录着一些她跟程渊不太开心的事。“她用很恶心的语气念给我听。”施明磊回忆说，“我当时觉得很震撼，我的隐私被完全窥探，而且是这样一群人，没有文化，粗鲁，无耻。他们就是要让你感受到，我什么都知道，我可以控制你的所有。”
“普通人没有经过训练，很难想象那种突然的处境。那么多警察围着你，把你隔绝开，威胁你，好像他们掌握很多你的信息，那种恐惧应该是达到极点。”杨占青律师说。他是程渊的朋友，也是长沙富能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她（施明磊）还写文章‘抱怨’程渊没给她上预防课，但预防课很难上。政治犯自己都想不到（该怎么做）。”
被关押到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施明磊听见外面有人说话，说程渊已经到长沙了。没有人说审讯结束了，可也没人再管她。她就自己坐着，直到凌晨四五点，他们才允许她离开。
国安人员把施明磊带去酒店，给她开了房间，刷的还是她的卡。施明磊惦记着在朋友家的女儿，没有睡觉，洗了个澡，就冲出了酒店。她没有钱，没有手机，只能顺着马路奔跑，高跟鞋太碍事，她就把鞋脱了，拎着跑。跑了二十多分钟，她终于拦到一辆出租车，借了司机的手机，让朋友带钱来才付了车费。
在朋友家，施明磊给程渊签了律师委托书。等回到家，国安再次找上门，要求施明磊写一份保证书，不允许接受媒体采访，不允许跟任何人提这个案子。她写完保证书后，被正式宣布：她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被监视居住。他们怀疑她是长沙富能的“幕后老板”，资助了程渊创办这个机构。但他们没有给施明磊出示任何证据。事后施明磊回忆，如果非说是“证据”的话——程渊有次与同事们聊天，称呼施明磊为“我老板”。
“自由”
在被捕半年前，程渊跟施明磊商量过移民的事。他那时没有明确感知到风险临近，还是乐观，一如往常。移民主要是为了女儿和施明磊，她当时被产后抑郁和工作压力双重夹击。程渊觉得，如果她换个环境，能更开心点。施明磊却没想好。她在跨境电商行业干了十来年，有朋友想拉着她一块创业，深圳依旧生机勃勃，四处都是机会，她有些舍不得。
“舍不得”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工作曾经意味着自由。
1986年，施明磊出生在河南，在她眼中，那是一片仍被宗族笼罩的土地。2003年参加完高考，施明磊想去沿海，父母却不放心，最后她在郑州上了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2007年大学毕业，父亲坚持让她考公务员，走条稳妥的路。她拗不过，国安部门招信息管理相关的岗位，她去报考了，没考上。后来想起这件事，有朋友跟她开玩笑，要是考上了，那她也还能跟程渊认识，只不过她会成为“抓他的人”。
施明磊在郑州工作了三年，2010年，她加入了一家做海外电商的创业公司，从郑州搬去了长沙。
那时每个日子都是崭新的。世界刚从2008年金融危机里恢复过来，借助贸易通航和互联网，全球化的触角钻入世界各个角落。如今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那时才刚刚起步。那一年全中国有4.57亿网民 。2009年底微博上线，一年之内，就有一亿人使用。网络购物在2010年异军突起，用户增长率达到48.4%。带着对新事物的汲汲好奇，施明磊走入了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
她享受工作。一张桌子，一台电脑，在长沙的一栋写字楼里，她看到了全世界。公司的商品销往全球，不同地区的消费者习惯不一样：美国消费者动手能力很强，自己经常搞出花样，还会评测商品；德国消费者严谨到让人觉得“有点吹毛求疵”；日本消费者提问十分精细，美国市场的客服一天可以回两百多封消费者邮件，日本市场的客服一天只能回三十多封。“对我来讲，这是不断了解中国以外世界的过程。”她说。
2012年，公司成立了深圳办公室，核心管理层全部在深圳。长沙的生活逐渐变得安逸，施明磊的好奇心又开始躁动不安。她跟程渊商量了一下，举家搬迁到深圳。但她那时还没预料到，曾经予她自由的工作，将会成为巨大束缚，捆绑她的生活和精神。
中国社会在悄然发生变化，律师、记者和NGO从业者是入秋的蝉，最早感知到突如其来的寒意。2015年妇女节前夕，五位女权行动者计划举行反对公交车性骚扰维权活动，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逮捕，并拘留了37天。同年7月，中国当局在二十多个省抓捕了两百多名律师及维权人士，至少八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判刑。这场被称为“709事件”的大抓捕震惊了全世界。12月，在劳资矛盾逐渐尖锐的广东，至少三名劳工维权领导者被逮捕。
寒意其实已经开始入侵社会各层肌理，只是当时身处其中的人，虽嗅到端倪，却难见全貌。施明磊回忆那几年，只觉得焦虑和痛苦。曾经信奉谷歌文化的公司，开始学起了华为，口号变成了“胜则弹冠相庆，败则拼死相救”，“板凳坐得十年冷”。这让施明磊很不适应，“以前是谷歌文化，讲究个人自由，华为更多讲集体主义。无论是对一个政权还是一个公司，从管理角度来讲，集体主义保证效率，但一定程度上是牺牲个体的。”
深圳似乎只有两个关键词：更快点，奋斗至死。施明磊曾感受到的开放和多元开始消逝，人们都在追逐同一种生活模式。在深圳的同事们大多有两套房，揹着房贷五百万，孩子要上好学校，要抢学区房，收入在涨，物价也在涨。哪怕在公司里升职了五六次，收入变得很高，施明磊却没了幸福感。她长期一周要工作五六十个小时，生活被挤压到没有空间，但她不能流露出自己的不舒服，因为“当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对的，你不适应是因为你弱，是你出了问题。”
2018年9月，她从公司辞职，想要歇一歇。焦虑却依旧如影随形。到了2019年5月，她坐不住了，还是想做点事情。于是她开始给一家公司做顾问，策划他们的出海业务，也跟着一些朋友看创业项目，还申请了中欧商学院的EMBA。她本该在2019年9月入学。
废墟
2019年7月22日后，施明磊被驱除出了日常生活。
国安没收了她的手机，给了一支只能打电话的老人机。 银行卡被没收了，财产被冻结将近半年，不能网络支付，买瓶水也只能用现金。车钥匙也被没收了，每天她只能坐三站公交，转坐二十多站的地铁，把孩子送去学校，再坐车去上班，一次通勤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一年后，女儿的学校被迫关闭，没学可上了，施明磊只能自己在家里教她。
刚开始那半年，施明磊总梦见自己站在悬崖边，掉了下去，她努力扒着崖壁爬上去，又掉下去。
声音会轻易勾起恐惧。施明磊不能听见门铃声和来电铃声。她拔了家里门铃的线，从来不接陌生电话。有一次，她连着几天都能听见卧室外墙有“咚咚”的敲击声，她和女儿都不敢睡觉，隔一会就会从床上坐起来，神经紧绷。直到她亲眼看到工人是在做墙体检查，才放下心来。
在监视居住半年满了之后，她开始频繁对外发声，接受采访。2020年夏天，她去北京见各个国家的外交官。有个朋友提醒她要注意反跟踪。于是那天，施明磊“来回倒腾”着坐地铁，不断下车上车，看有没有人跟踪。她后来想，地铁里到处都是摄像头，要找到她其实很容易，但她那段时间高度紧张，“长期处于被审查，骚扰，攻击的状态中，人的判断也会失真。”
2020年9月，施明磊供职的公司办了一次十周年庆典，她正在跟同事们做游戏，国安的电话来了，要求立刻见到她。她想换个时间，他们嫌她的要求多，“是我们要找你，不是你找我们，你要搞清楚了。”那一瞬间，她整个人缩进了高度紧张状态里，外界的轻松快乐与她无关。庆典的下半场，她都心不在焉。
那天她无法忍受了，决定要给国安人员设立界限。她告知他们，如果他们不出示证件，她一句话也不会说。他们僵持了半个小时，后来，有一个人终于把证件亮给她看，她却懵住了。她从没有想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证件上没有名字，没有工号，只有一张照片。她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没有任何身份的人，而他们掌握着不受制约的巨大权力。
她也感受到巨大的寒意。自从她公布程渊被抓的事后，有些朋友跟她断了联系，有些询问发生了什么，之后就保持了沉默，也有人真的来关心，却是雪上加霜。施明磊有个关系很好的闺蜜，在程渊出事后，试图帮施明磊分析，国家是不会错的，“既然抓他，肯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他做了什么。”施明磊很愤怒，两人不欢而散。“如果只是死亡，你不会那么痛苦，但问题是你没死，但社会关系大部分都是反对你的，你被包围，被夹击，那种状态下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她说。
她也主动与朋友们保持距离，担心自己带去麻烦。有一次，她带女儿去广州玩。顺便看望了一个生二胎的朋友。但她们走之后没多久，十几个人就找上了门，把朋友带走，审讯了四个小时。施明磊知道这件事后，特别愧疚，觉得朋友是受自己牵连了。后来为了朋友们的安全，她选择自我孤立，尽量不联系了，“这也是一种极权统治的暴力形式，让每个人都处在孤立的状态。”她说。
妻子
2020年3月，程渊等三人被迫集体“解聘”了律师，本就希望渺茫的司法救济落进了黑箱。没有律师，三个身陷囹圄的人能依靠的只剩下了家属。一个月后，施明磊从公司辞职。
十多年的职场历练出的雷厉风行和干练强势，全被施明磊用在了“长沙公益仨”案子上。几乎每个月，施明磊和其他家属都要去趟长沙。国安局、看守所、检察院、法院，一切相关机构，全都打卡一个遍。每次去长沙，她都冲在前头。法院不让她进去，她就举着手机，一边录像一边与法院的人吵；家属们去看守所给三个人送东西，所长不许他们送，她据理力争，质问所长。一次，她们偶遇官派律师们的车，施明磊拿着车牌号，没过几天就找到了那几个人的事务所。
施明磊形容那段日子是“四面受敌”。她心中只有一个声音，“我是抗争者的家属。”但这个角色把其他角色压到没有空间，她觉得自己被围困了，四周没有任何出口。
陆妙卿能理解施明磊：“她被迫踏入了维权道路，又不想只做活在丈夫背后的女人，因为她本身就不是。她有自己的成功事业，有自己的生活和交际圈，有自己的思想，但最后变成一个男人的妻子形象。这不仅仅是来自公权力压迫的挑战，甚至是来自维权圈固有的思维。这也是一种压迫，一种限制。”
到了2020年10月，施明磊感知到自己在崩溃边缘了。她质疑自己能否照顾好女儿，任何一丁点风吹草动，都能让她神经高度紧张，可这种窒息的母爱，让母女俩关系越来越差。
她需要一个心理咨询师，但身边有些朋友很反对。起先他们担心有安全问题，信不过咨询师；后来，她的反击激烈，每一次去长沙都如同一个强悍的斗士，朋友们又觉得她强大且勇敢，根本不需要心理咨询师。但施明磊清楚，自己的生活已经绞成了一团乱麻。她决定无视这些声音，“这是我的需要，我不要管其他人怎么想。”
后来她决定带着女儿离开中国时，这种矛盾再次出现。
2021年2月6日，女权行动者李翘楚被山东警方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此前，她把男友许志永遭酷刑逼供的事情公开了。李翘楚的突然被抓，对施明磊震撼很大。“翘楚做了什么？就是写了一封控告信，就被抓。”她说，“我当时很绝望，这个极权政府没有任何底线可言。我在想，要是我也进去了，我女儿怎么办？”
这个决定痛苦又残忍。她曾经跟朋友们说过想要离开中国的想法，有些人坚决反对，反问她，如果是你在坐牢，另一半抛弃你离开，你不会失望吗？施明磊心里纠结，但还是下了决定，为了女儿，必须要走。
后来即便她们已经到了美国，还是有人指责她，说她不该走。施明磊解读这种矛盾，根源在于社会运动的社群里看不到个体。人们对于维权家属抱有一种极端的期待，“鼓励个体为了维权牺牲一切，只有抛头颅洒热血是被鼓励和接受的。”
然而对个体而言，痛苦不是一个词语，而是生活。家人坐牢是痛苦，被社会关系孤立是痛苦，孩子生活在恐惧中是痛苦，生计压力和身心健康同样是痛苦，但“个体的需要完全被忽视了。”
“作为一个母亲，我的首要任务是让我的孩子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施明磊说，“每次看到我女儿自由自在玩耍，见到警察再也不畏惧的时候，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决定。”
临走前一天，施明磊才开始收拾行李，收拾一会，就躺在床上哭一阵。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记忆，关于程渊的，关于朋友的。哭到没力气，她就干脆躺在床上，东西就堆在一旁。直到出发那天，她才收拾完。
母女俩是除夕夜启程的。那天，施明磊带着女儿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吃年夜饭。那是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有一对夫妻做了武昌鱼，一个弟兄做了湖南菜，还有一个姊妹准备了火锅原料和菜，施明磊却吃得味同嚼蜡。吃完年夜饭，大概晚上九点多，她和女儿回到家，带着两个箱子，背了一个包，关上了家的大门。
施明磊没特意带走程渊的东西。他喜欢收纳，以前为了出差，买过行李箱里的收纳盒，她只带走了这个。女儿以为她们只是去广州看冰雪世界，就没带上最爱的猫咪玩具，爸爸买的卡蜜儿长颈鹿手偶，也被留在了家里。
她们在第三国等待了两个月，2021年4月9日抵达美国。
异乡
到达新土地的那一刻，并非只有光明和温暖。“自由很真实，但同时homeless（无家可归）的感觉也非常强烈。”施明磊说，“有段时间我很痛苦，我不断接受采访，在谈及中国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自然的期待，你谈到的所有东西都是阴暗的，恶的，但人的情感其实是非常真实而复杂的。”
母女俩刚到美国时，在好友琳达家住过几个月。琳达见证了施明磊的痛苦，她说施明磊总是睡不好，“当她刚来美国的时候，她有很多焦虑，悲痛和失去感。毕竟这改变了她的一生，她女儿的一生，她全家的一生。”
痛苦以梦的面目重新找上门来。施明磊梦见在家里收拾东西，家里人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扔掉。他们扔掉，她就再捡回来，一个劲儿地跟家人叮嘱，这不能扔，那也不能扔。她频繁梦见以前的同事和朋友们，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在公司干活，一起去凤凰或香格里拉，一起玩桌游，一起开会讨论问题。开的玩笑，说话的声音，环境的细节，记忆突然都冒了出来，鲜活得恍如昨日。
那半年她总是哭，因为想念她的朋友们，“我后来理解离散港人的痛苦。你有一个家，把它称为家，是因为你有家人，有朋友在这里。而今天你离开，你跟他们的连接会面临很大障碍。再想跟朋友喝个咖啡奶茶，这样的机会不再有了。这种离散的痛苦是很大的。”
有人不理解施明磊的悲伤，问她，在程渊出事后，这些朋友管你了吗？施明磊却觉得，至少他们之间的情感是真实的。在国家暴力来临之前，它是真实的；即便暴力来临后，表面看来所有人噤若寒蝉，但也有人冒着风险对她表达关心。
她说起一个朋友，有次看到了她抗争的视频，视频里的她声音很大，充满愤怒，女儿就站在旁边。他担心孩子受惊了，有天夜里12点多给她打电话，劝她不要硬碰硬，怕有安全问题。施明磊还是很愤怒，跟他辩论。讲到最后，他说，我跟太太商量了一下，你最后托无可托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你养小孩。
还有一次，一个朋友在街上与她相遇，她那时受到心理创伤的折磨，想不起朋友的名字。朋友跟她说，自己一直在关注她，去网上搜了“长沙公益仨”的新闻，心里很支持她和其他家属，自己也愿意帮忙，哪怕要进派出所也愿意。“他们都在自己觉得可以承受的风险范围内，做了自己的表达。”施明磊说。
对很多流亡海外的人而言，正常生活不会自然到来，哪怕不再有人身安全的顾虑。“政治犯家属到了国外，很少有人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我说的正常人生活是当地人的生活，没有恐惧的生活。”杨占青说，“比如当地人发Facebook，喜欢发家庭照片，晒一块出去玩，我们都是遮遮掩掩的，小孩的脸盖住，号码盖住，地址也要盖住。”
施明磊也是如此。琳达说，她刚到美国的时候，不愿告诉陌生人她的名字，也不愿分享他们的故事，生怕会遭到攻击；在华裔居多的场合里，尤其如此。“很长时间里，她都不愿跟华裔社群有任何来往，因为想避开任何政治讨论。她后来慢慢找到了能信任的人，才好了一些。”琳达回忆说。
今年，施明磊曾经加入了一个当地教会，成员基本是华人，互相联系用的是微信。有次，一个成员微信被禁了，他们便商量使用其它聊天软件。他们提了几个软件，施明磊都觉得不安全。有个姊妹觉得太麻烦，说，“只有反政府的人才会被监控。”这句话引爆了施明磊的情绪。她很生气，甚至约了牧师，专门问他，他们是不是中共统战的教会？小组的人全在美国，为什么还在用微信群？她跟牧师聊了两个小时，还是觉得愤怒和失望。后来她把这件事分享给了心理咨询师，咨询师让她跳出来，重新思考自己的反应。施明磊这才觉察到，这种情绪并不是正常情感的表达，一旦她感知到一丁点不安全，“警惕值就爆表了。”
重新建立对陌生人的信任是困难的。施明磊解释说，他们长期处于不安全的环境里，所以潜意识里总不会觉得安全，“与任何人说话可能被窃听，视频通话可能被录像。就算跟（国内）教会兄弟姐妹，我都没有百分百讲出自我感受。我会非常自我保护。”
日常
创伤的恢复需要时间和练习，照顾女儿让施明磊从绝望中得以抽离，因为孩子的需求总是细小而具体的。
女儿想念熟悉的玩具。她带出来的玩具里有一只金毛狗，是奶奶给她买的，也是她最爱的，但出国路上，她弄丢了那只狗，哭了很久。施明磊就带她去宜家，找到了同款。她想念爸爸买的长颈鹿卡蜜儿绘本，施明磊就在网上找。为了让女儿在陌生环境里有熟悉感，施明磊去宜家买了小桌子，小椅子，跟深圳家里一样。
她们花了一个月安顿下来，五月底去给女儿报名幼儿园，那时不是报名的时间。邮件电话联系几家未果后，施明磊和朋友就带着女儿上门去问，正好有一家幼儿园的老师带着孩子出门去公园玩。她们见到了校长，施明磊对校长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校长听哭了，为她们一家祈祷，并告诉她，孩子明天就可以来上学。施明磊本来担心女儿不懂英文，找不到朋友，但孩子观察了一个星期，就开始跟小朋友一块玩了。施明磊觉得，女儿已经扎根在这里了。
她们离开深圳的时候，圣诞节已经过了，但家里圣诞树还在。2021年的圣诞，房东给了她们一株圣诞树，施明磊买了装饰套装，有很多铃铛和彩带，女儿一个一个挂上去。“这就像是一个重新建造的过程，在这其中还挺得安慰的。”施明磊说。
孩子能给人带来希望，看到她一点一滴的变化，即便现实仍旧很糟糕，却能让人觉得生活是可以改变的。施明磊感谢女儿带来的安定感，“你要照顾小孩，这是一种抽离，不会二十四小时每时每刻都想着这些事。中国维权人士里，男性某种程度上创伤恢复是更难的，因为他们可能不承担家务，也不做这些日常的事。”她说。
2022年3月底，施明磊申请到了工作许可。她想要重新拾起被斩断的职业生涯。电商行业工作压力大，就算是美国公司，员工也有可能要工作到晚上九点。因为需要更多的时间灵活度，她干脆自己做，加入了一个创业团队。
她不能不工作。除了要负担家庭支出外，还因为工作是她建立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程渊的妻子只是标签的其中一个，但我不应该生活全部围着他。我要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成就感。”
重新回到电商行业里，她又开始与原来同行有了一些交流，工作内容也似曾相识。这种亲切的熟悉感包围了她，让她有了更多的安全感，让她觉得“这是真实的自己”，“脚踏实地在生活”。
当日常慢慢重新搭建起来，施明磊回头去看那些曾经让她痛苦的事，态度变得柔软了。
施明磊想起了那位曾经断言程渊“一定做了什么”的闺蜜。她和女儿远赴美国，闺蜜给她发微信，骂她“不爱国”，“被人利用了”，还叮嘱她“不要讲中国坏话”。但后来有位做理财的同学，想要拿“国安”做借口，不归还施明磊以前的理财款。所有人都不吭声，只有那位闺蜜站出来打抱不平。
情感如此复杂，人无法用一个标签定义，施明磊也释然了。她曾经不敢跟以前的朋友联系，害怕这些关系只会继续带来痛苦。咨询师问了她几个问题：“当你的朋友在骂你时，他们真的觉得你是个坏人吗？还是只是因为不了解真相？”施明磊觉得不是。当她和老朋友再次联系时，有人给了隐晦的回答，希望过几年“能一起去欧洲旅行”。
她引用了《圣经》里的一句话，“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以往感受到的对立撕裂逐渐淡化，她开始感受到正向情感，“极权可以把你囚禁，把你消失，但你跟一个人的关系已经成了他/她的一部分，同样他/她也有一部分在你体内，你们的连接和过往是不会被极权打掉的。”
她决定用一种更自由的姿态去抗争。不必因为压力做过度反应，不必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心里可以有爱，生命可以有不同形态。“僵化的姿态让人没法活出一点自由，当心里的自由非常大的时候，你去做事，承受能力也强。如果心里的自由很弱，发出的呼吁也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更多可能是应激反应。”
“长沙公益仨”一案中，如今两人已经获释，程渊却还有两年的刑期。2022年7月，程渊在狱中打来第二通电话。姐姐转述给施明磊，程渊说自己知道她带着女儿去了美国，心里一块石头一下落了地，他再也不用担心她和孩子的安危了。那一瞬间，施明磊觉得，夫妻之间的连接又回来了。哪怕隔着大洋，隔着厚重的铁窗和墙，她得到了来自丈夫的支持。但自这通电话到今天，程渊再次没了消息。
10月24日，施明磊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举办的为期三天的会议，为程渊发声，继续争取家属探视权。同一时间，亚马逊Unboxed大会也在纽约举办，这场活动聚集了电商行业的广告商和企业家们。施明磊分身乏术，觉得有点可惜，最后她决定把时间拆开，会上做维权家属，发声抗争；会后做职业女性，约同行吃饭聊天。
在施明磊出发前，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在北京闭幕，会上公布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中国观察家们解读，这份名单意味着温和派全部退出领导层。消息让全球震动。个人命运被时代裹挟，施明磊一直在祈祷，不仅为丈夫程渊，也为中国，“祷告改变，祷告这场灾难变成神对中国的祝福。”
（应采访者要求，琳达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