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0时起，“通信行程卡”将正式下线。消息甫出，顿时刷屏。
天下苦其久矣。多少无奈、惊悸、焦虑、侥幸、愤懑和争执，均肇始于它。
种种遭际，难堪回首。“电子路条”，曾经那般不可一世，也有作古的一天。
很多人截图存照，以资留念。我懒得多看一眼，怕加重心理阴影。
没有行程卡，行程就不卡了。前路虽未必那么乐观，但还是庆幸它的淡出。
不想评说它曾有过的意义。最公正的评价，不妨留与历史。
只想说一句，让渡个人隐私权三年，够意思了。
我更关心的是，作为其孪生兄弟的健康码，还能横行到几时。
这两个“码”，包括其他此类的“码”，其运行的本质，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限制。
绝对的个人隐私权当然不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需让渡个人部分权利。
问题在于，它采集个人信息， 尽管“无需个人同意”，却仍然挣不脱“最小必要原则”。
作为疫情时代的治理工具，其在高效完成特定治理目标的同时，也存在侵扰私权利隐忧 。
不加区别地覆盖到每个人，知情同意原则全然被虚置，其适用对象未必真的无可置疑。
个人隐私信息被非法泄露和传播，身体健康信息被过度采集，疫情流调报告伤害隐私权和侵扰生活安宁等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郑州的“强行赋红码”，更是让人心有余悸。
公共权力的一大偏好，是试图以 “最强有力的措施” ，实现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对于少数人而言，“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我所担忧的，是在推动公共利益名义下，健康码机制被常态化使用。
国家、资本与技术三者结合形成的超级权力，有可能在未经个人真实同意的情况下，常态化地搜集个人数据痕迹。
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健康码在涉及健康的保险、就业、求学等社会领域的长期使用，势必引发重大的基本权利问题和某些社会风险。
倘若通过尚未透明化和有效解释的算法，对个人进行 “信息画像”，有可能为了治理的有效性需求，超出身体健康的范畴而扩展到其他领域。
而现代法治的逻辑，是尽可能通过调整人的行为，代替对符号化、 标签化的 “人” 的调整。
至于健康码，特殊时期可以考虑特殊对待，当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就应逐步减少对个人权利的挤压，一步步向着如常的方向去调整。
疫情防控不应当成为公权力持续大幅度越界的借口，亦即个人权利不能持续、大幅度地让步于公共利益。
我们需要合力推动，让健康码在应该退出的时候，尽早地退出历史舞台，一天也不要多驻足。
有人觉得解开这个“绳索”，不是利于走进更广阔的世界，进而充满活力地流动起来，而视之为某种“被抛弃”，因而恋恋不舍，也可以理解。
倘如此，请以个人名义要求单独保留健康码。只是应记住，这只能代表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