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1931-2023.1.5）
经多方核实，朱永嘉先生于2023年1月5日凌晨去世。
朱永嘉，1931年出生于江苏无锡，高中时参加中共地下党，积极投身革命活动。1950年他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之后跟随历史系老教授陈守实学习明史，同时担任着系党总支委员，是一个又红又专的青年教师。1962年毛泽东强调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朱永嘉与历史系几个教师自发组织了一个写作集体，取名“罗思鼎”，以呼应当时向雷锋学习做党的螺丝钉的号召。“罗思鼎”成为上海市委的写作班子后，朱永嘉的人生道路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64年底，朱永嘉刚拜明史专家吴晗为师；但几个月后，就被调到华东局写作组，成为“罗思鼎”（螺丝钉）的头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中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现开启了动荡时期的序幕，这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正是朱永嘉帮助其完成的。从那之后，朱永嘉得到了姚文元一伙人的重用，进入上海市委写作组并成为了直接领导，在此之后，他还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朝霞》等杂志，深度参与并主导了动荡时期的舆论导向。1974年，朱永嘉利用舆论工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现代大儒”、“批周公”的浪潮。
巅峰时朱永嘉身兼数职，出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市委写作组组长、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在朱永嘉的回忆中，姚文元一直都很欣赏他的才能，也对他很是尊重，不曾指责或辱骂，就连朱永嘉创作的文章也几乎一字不改地发表。
新中国最为动荡的岁月成就了朱永嘉，而他的人生也因此走向没落。1976年局势转换。“四人帮”垮台未几，朱永嘉成为全上海第一个被捉拿的高官。根据事先安排，他本可借出访机会逃亡，但没有选择这样做。回国时，飞机甫一落地，就被送进了隔离室。“我又不会跑，我走的时候就跟写作组的人讲，你们放心好了，我的事情是我的啊，”朱永嘉说，“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人这一点骨气总要有的吧？”后来他在提篮桥监狱整整待了5年。
1982年，朱永嘉因“反革命罪”等，被判有期徒刑14年。这之前，他已被隔离审查了6年，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1988年，57岁的朱永嘉保外就医，提前释放。出狱后，他写了四五百万字的书。如《读史求是》《论曹操》《巳申春秋：我對兩段史實的回憶》《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等。
上海写作组的那些事儿
口述：朱永嘉
采写：章剑锋
斗室之间，尘埃尽染。堆满书籍的两张架子床上，蛛丝斜挂。3月上海，正值雨季，天阴沉沉，破旧的书房里寒意犹深。午后，一只白猫悄悄走进来，一纵身，跳上了朱永嘉的膝头。
猫的主人坐在两张架子床间的局促空地里，一盏灯打亮他的背面，整个面孔却为屋内的阴暗笼罩。
“我的编制还在复旦，也不算复旦的人，基本上就在家里。他们给我生活费，给我图书馆借书证，有这些条件我就够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59岁了，退休金200块钱一个月……”
34年前，运动需要，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腹心。
身为通晓历史的知识分子，朱永嘉手眼虽能通天，但是机关览尽，内心始终处于一种履冰临渊的彷徨状态。权力机器一旦开动，不幸卷入的知识分子，其命运实际上早已无从自主。
“四人帮”垮台未几，朱永嘉成为全上海第一个被捉拿的高官。根据事先安排，他本可借出访机会逃亡，但没有选择这样做。回国时，飞机甫一落地，就被送进了隔离室。
“我又不会跑，我走的时候就跟写作组的人讲，你们放心好了，我的事情是我的啊，”朱永嘉说，“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人这一点骨气总要有的吧？”
章剑锋：“四人帮”倒台时，您是什么感受？
朱永嘉：“四人帮”倒了，我就感觉麻烦了。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可能没事？在上海市常委会上我主张对抗，我说打嘛，干嘛，打他个巴黎公社，虽败犹荣。虽然没有对抗的资本，但当时思想上是这样的。
决策权不在我手上，在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手上。马天水后来妥协投降了，那我也没办法可想了。我的意见，在下面写作班里支持的人占多数。但在领导层里面，他们权衡利弊，最后妥协，免得血肉拼杀。
章剑锋：妥协的人后来怎么样？
朱永嘉：也判刑，比我判得还重一点。躺下来，横过去，跟不跟他斗，都是一刀。这一刀免不了。所以后来判刑，我心里是很坦然的，就像幼儿园里面排排坐吃果果，按照次序来。
这样一排，免不了要吃官司了。怎么办呢？我就跟我老母亲讲，看样子要关一段时间了，不会太短，你给我送点书来吧，给我买一套《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什么的，让我带到里面读书去吧。杀也不可能杀，党内没有砍头的传统。
章剑锋：说您自己在监狱里读了不少书，悟出不少道理，都悟出什么来了？
朱永嘉：交接班啊。这里面有一句老话，叫做“君老不事太子”。早一点跟太子走，你是要倒霉的。如果老皇帝跟太子吵翻了怎么办？太子总是要接班的，你不跟太子，要是老皇帝死了怎么办？这是两难。
我是跟着老皇帝走的，我不该死啊？这是跑不了的。就算后来我不讲那几句对抗的话，什么会议也不参加，为了个人利益一律回避，还是要判10年，一样的。
写作组的人，都卷进去了，而且清查完了，我们写作组的3个人都判了刑，我14年、王知常12年、肖木9年，别的就开除党籍，放到基层劳动。还有很多年轻人，清查后办了学习班。
章剑锋：您事先对这种风险有没有预感？
朱永嘉：我只知道风险很大，至于结果到底怎么样，我说不上来。我就是担忧，不知道他们（张、姚）自己的命运将来怎么样。上面的情况是说变就变的。你不要以为张春桥在北京地位那么高，实际上他在那里是非常孤立的，他能指挥的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我心里不是完全没有数。
章剑锋：当年是怎么加入写作组的？又是怎么成为总负责人的？
朱永嘉：苏联一个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来就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就不是中国领土，上面希望我们写篇文章，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是长城为界的问题。这是历史文章，就找到我了，我过去写过一点文章，又是复旦大历史系的老师。
刚进写作组的时候，写了文章就准备回家，回学校的，根本没有想到人家会把我们留下来不放。文章完成后，走不了了，事情一个接一个来。还要我们去组织文章。
那时候写作班下面有文学组、哲学组、经济组、历史组。文学组组长是姚文元，历史组是金冲及，我是历史组的副组长。金后来和石西民去了北京，我就顶替他。
1968年，毛泽东叫姚文元去夺陈伯达的权，去管《红旗》。姚文元又没有人，开始想把我们调到北京去，写了3个人的名字，我一个，王知常一个，还有一个是肖木，报到毛泽东那里，他也圈了。但把我们调到北京，上海就没人了，这样我们就专门在上海为他们组织稿件。
他需要的题材我可以在上海找，名称就叫《红旗》组稿小组，属于中央管的，工作就是配合中央斗批改，抓典型，我们在上海搞一些调查研究和大批判。我们这个组以后就有个排位次序，3个人，朱、王、肖，我排第一位。
章剑锋：上海市委写作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朱永嘉：《红旗》组稿小组做起来以后，1970年市委正式成立写作组，我就成了组长了。我本来想过把写作组编入社科院的，张、姚不赞成。这是他们一手抓起来的，他们抓这个摊子比较得心应手，要做的事情我们尽努力去做，跟市里别的机关比，办事效率高，反应快。对他们来讲，运用上比较自如。
章剑锋：你们这个班子对张春桥、姚文元来说意味着什么？
朱永嘉：有我们这个班子，至少工作方便，要了解上海各方面的情况，要掌握班子内部的情况，这跟他有一个秘书不一样。想做什么事情、搞什么调查研究，要文章搞舆论也方便了。但是他也没有用我们这个班子搞关系网，因为上海他基本上都掌握了。如果我们这个班子在北京的话，还要担负另外的任务，就是做公关，不跟方方面面联系，你想站住脚跟，是不可能的。
对姚文元来讲，他在上海也是有了一个工作班子，毛泽东布置什么任务，他马上下达到我们这里，就能够比较快地完成，如果有什么重点宣传任务和重点调研任务要我们做，我们也可以竭尽全力配合。
章剑锋：张春桥、姚文元搞写作组是一把好手，你们对于他们政治资本上的积累，起到多大的推力？
朱永嘉：实际上是毛泽东把他们推到政治前台的，但也需要有人来做实际工作。我们是他们下面的基石，是具体帮他们做事情的。他们只会掌握大局，当当演员。我们是幕后工作者。没有我们，他们也演不好这场戏。
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4日到上海之前，打电话跟我们说，他们到上海来，以写作组作为工作班底行不行？到上海，他所有对外联系就是在这个写作组里面进行，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初几天都在写作组里面。
他们来召开会议，我们帮他们布置，通知开会，起草文件，都是我们来做。
写作组搞事务性的工作只是开头一段，我们过渡一下。以后他们的办公室系统建立起来，我们就退出，专职搞意识形态了。
章剑锋：您自已那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
朱永嘉：入了党，当然要服从组织了，这也是自觉自愿的。我们当时取笔名叫螺丝钉（罗思鼎），心甘情愿做螺丝钉，是主动的，组织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凭着良心干，这一点还是有的。尽可能不伤人，这不是完全做不到。至少我不伤害别人。比如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要市委来讨论这个问题，要张春桥出面组织这个工作，由姚文元来写，这就不是一般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觉得风头不对，来头太大，总归有一点政治关系吧？
市里要就这个文章开座谈会，我知道背景，是不能乱讲的，我就跟我的导师打招呼，我的导师中跟我关系比较密切的谭其骧，我叫他不要乱讲。他就没有问题。我是怕他们对姚文元的文章轰隆轰隆放一通，这要闯祸的。能打招呼的都打，找不到的我就没有办法了，就是力所能及。
章剑锋：那时候还是复旦大学的人？
朱永嘉：我的工作关系、组织关系都在复旦，还是复旦的党委常委，人家把我骂成“太上皇”。我在市里面，上面的消息都比较灵通。我下来可以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可以走在人家前面。
也不是说我做了太上皇就什么都听我的，他们有时候感到为难。你一旦管事，他们上面有一条线，个人也有打算，我打乱这个东西了。他们自己也有一些想法，走到哪里他们老是跟在你屁股后边转，他们也不满意的。
很多事情不好办，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工宣队接管学校后，很多人告状说我手伸得太长。张春桥说，手伸得长，是因为他要做事情，没有别的。那么就给他一个党委常委吧。这样我就当常委了。
我离不开学校，因为要有自己的队伍，就是教师队伍和学生队伍。上面的工作布置下来，不找学校我就没办法，我一个人也挑不起来。复旦大学的文科，当时基本上抓在我手上，社科院也抓在我手上，这是我做工作的基本队伍。
章剑锋：在写作组里做事，面对的问题是不是也很复杂？
朱永嘉：你要做工作，总要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对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上面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市委里面马、徐、王3个书记，就不完全一致，工总司系统和写作组系统，他们也都是两条心。
我那时是听张春桥的。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来只在北京不回上海；王洪文是第二书记，后来也去了北京。上海实际主持工作的是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张春桥当然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了解马徐王的情况，但是他还需要有条渠道来了解下面的情况，不是通过一般的简报，而是根据他的需要来了解情况。有了写作组，某种意义上他就多了一副耳目。
上面有什么事情，马、徐、王有的时候还不知道，反过来得到我这儿来了解情况。因为他们得到的情况是通过正常渠道，从办公厅系统下来的。而毛泽东有什么事情到了张春桥那里，张就直接下达到我这里来了。这样一来，有工作方便的一面，也有犯忌的一面，讨厌嘛，对他们来讲，旁边多了双眼睛。
章剑锋：当时上海的工总司和写作组两支队伍一直存有芥蒂，特别是《朝霞》刊登的两篇小说，差点弄得两派擦枪走火。
朱永嘉：这件事我心里有数，原来上海培养了一批工人作者，他们都在工总司的工人文化宫系统，没有发表阵地，看到《朝霞》办得红红火火，想把这个阵地抢过去。然后找借口说小说里攻击了王洪文，因为当年工总司要搞半周年纪念（一月夺权），被张春桥批了一顿，没有办成。小说里面也有一个半周年纪念，多少有点造反派自我批评的精神。工总司那样进攻是不对的。
那边没办法通融了，管我们工作的又不是别人，是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还没有表态，我就把每天的情况报给张春桥，他看了一下刊物，打电话叫我们不要检讨，那就不检讨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
这件事在王洪文那里留下一个心结，如果将来他真的上台了，张春桥在还好办，张死了怎么办？我压力很大，就打了辞职报告，要张春桥另请高明。结果他硬是给我官升一级，反而把我提到市委列席常委。
这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情，临危受命。顶着就是，想退又退不下来，只好顺其自然。
章剑锋：您进写作组的时候，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还是姚文元？
朱永嘉：第一个见到的是张春桥，那时候他在上海，整个写作组是他管的。张这个人，讲话不多，不是很容易亲信别人，原则性很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有太大的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闲聊的机会都没有，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开会就讨论工作，也不谈生活，也不谈家庭。所以人家讲他比较阴，就是这个道理，没有工作以外的相互交流。
章剑锋：凭您和张春桥的往来，对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吧？
朱永嘉：城府最深的是张春桥。当然，他在前期和后期有变化。前期夺权时，比较张扬，敢于讲话。有一次，李先念到上海来检査财贸系统的工作，那时候刚巧文化广场开大会，大家就请李先念围绕广场走了两个圈子，我也在场。这本来是件好事，是可以挽回张跟老干部的关系的。但张春桥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说，凭什么让李先念绕场两圈，你们干什么？从这个批评可以看出，张春桥不知道在适当的时候应该妥协，缓和矛盾。
前期的张扬，我看得出来，是有他个人打算的。在后期，这方面性格就没有了，少了，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敛。他要主动去改善与别人的关系，但是没办法了，结怨已深，没有群众基础。
章剑锋：您和姚文元的关系也很不错，外界传说当年若不是您给他帮忙，他是写不出《评〈海瑞罢官〉》的。
朱永嘉：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找我很简单，说要临时写篇关于海瑞的文章，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一点资料。我就把地方志、明史里的相关资料告诉他，关于海瑞这个人，我所知道他的经历和情况，时代背景、社会矛盾等也告诉他。这一点我是帮了他的忙的。再比如批“三家村”，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问我，我就把《燕山夜话》拿给他看。他找不到别人帮他忙啊。
姚文元这个人，也有寡言、沉默的特点，不轻易讲话。他对我是很信任的，这点还可以。姚对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句，他给工作我，我就做。我交上去的东西，他说改就改了，有的地方也确实改得很好。
章剑锋：王洪文怎么样？
朱永嘉：王洪文比较浅，毕竟是小干部出身，他要应付局面，旁边也没有几个像样的参谋能帮他。他在北京要想站稳脚跟，周围一定要有有力的班子，这个智囊团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脑库，了解各方面情况以后，能够拿出点子来，告诉他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关系网，比如社交、公关，能够帮助他把方方面面关系联系好。
在“四人帮”中，文化知识和教养方面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地位太低。江青说话他不敢不听，张春桥说话他也不得不听；姚文元他又不好顶。你叫他怎么办？对于那些大人物（叶剑英、李先念）来讲，他就更是儿童团，小孩子了，是由不得他做主的。
章剑锋：您给王洪文讲解过《后汉书?刘盆子传》，从中也可以看出王在当时格局中的状况。
朱永嘉：他们在学习上碰到问题，我们写作组有帮助他们做些辅导的任务。毛泽东让他读《刘盆子传》，这是古文方面的，当然就要找我。
这样一个题目，我不能多讲的。因为刘盆子的结局是不好的。起家也不好。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这种话我不好说。他也不好问我。他已经到中央了，地位那么高，你不能去扫他的兴。我就是告诉他这篇传记里讲的这个人，是怎么起来的，怎么当皇帝的，结果没办法指挥局面，让他心里有数。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标。
章剑锋：我看有人骂您是“文革”余孽，被扣了帽子，会不会觉得伤心？
朱永嘉：他们怎么看我，是他们的自由。退出来了，倒了霉了，我也并不感觉自己见不得人。就看自己怎么看自已，摸摸良心，没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
我当常委、委员，都是因为工作需要，我也没有跑过官，上面定的什么就是什么。我就觉得好像是要我做事，能为毛泽东做事，觉得很光荣。因为当时很多相当重要的事情，都是从毛泽东那里下来的。
你如果真正在做人，也没什么了不得，再大的委屈受了也没关系。个人得失算不了什么。在我老师一辈里，也是这样的，尽管挨斗挨批有很多不愿意不舒服不开心，但到最后还是从大局出发。比如周予同临终以前的陈述，他对自已在“文革”中受的委屈一句话都没有讲，没有计较个人的得失。个人得失在一整个大的运动过程中是微不足道的。摆正自己的位置，向前看，那才行。否则的话，你反而给人家小看了。
章剑锋：那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是不是很卑微、很无可奈何？写作组是实践你们的抱负的平台吗？
朱永嘉：写作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可以做一点工作，但也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现实终归是现实，你要在学问上能够有所创见、能够有所成就，这个条件是不行的。人家高兴听你，不高兴由人，是别人说了算。你能做什么事情，能不能做成，环境起很大的作用，怎么做，这是你个人的事情。行人事听天命，你不过就是行人事罢了。
不光是知识分子，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在一场大的浪潮中间，知识分子仅仅是颗泥沙，你不可能改变大的趋势，你不过是在里面扮演了一个角色。
知识分子的光彩不在权力上面，要是硬往这上面靠，那就完蛋。恐怕有好结果的人不会很多。这片土壤上，他们没有办法生长。权力结构上卑鄙龌龊的事情太多了，你没办法在这块土壤上很好地生长，要么你就随波逐流。就看你的要求怎么样，你要想拼命往里面挤呢，那你就做小人，你不想往里面挤，还可以有自已做人的回旋余地，有的问题可以退出一点。
章剑锋：经过那段历史之后，您怎么看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
朱永嘉：过去讲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是依附于皮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知识分子除了为权力机构服务以外，独立谋生的道路并不多。在过去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情况就是做官，参与政治。孔子那时候讲儒家思想，是从官僚场合里被淘汰了，出世一点。总体上来讲，他是离不开这张皮的。
就我而言，对提篮桥监狱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我在那儿足足蹲了六年的时间，对里面的人和事，对里面的景物，实在难忘，有时还呈现在梦中，似乎我仍在那牢狱中，是一份很难忘却的记忆。我不知道这所监狱能不能留下来，还是先把我在提篮桥这六年难忘的生活记忆，用文字比较客观地把它保留下来吧！没有任何控诉的意味，只想如实地诉说，或许还有一点趣味呢！
只要有人群聚居的地方，它自然构成一个社会，监狱虽然因关押犯人而成为一个非常封闭的场所，在监狱内部还是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在监狱里面有管教，有犯人，无论管教还是犯人，都有等级关系。犯人在监狱中过的是集体生活，衣食住行都有严格的秩序，对犯人的管理还有一套奖惩制度，在犯人之间还有一套与社会上不同的荣辱观念。当然监狱的生活还不能完全脱离整个社会，至少犯人与其亲属之间还有定期的交往，家属的探监也是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出狱以后，我与朋友聊天时，喜欢夸扬自己的生活圈子，说我去过的地方，你们去不了。朋友好奇，问是哪里，我说提篮桥，大家哈哈大笑。人们抱着好奇的眼光看我，这在常人心目中确实是一个奇异的地方，问题是你抱什么眼光去看待它。要知道它也是我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在常人心目中，它总还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曾经在那儿呆过的人，都不愿讲罢了。我现在想挑开这层面纱，也许还有不少可以让人们欣赏的地方呢。
我们都知道，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一座古老的监狱，那是英国人在虹口区建的一个比较牢固的监狱。解放初，我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进去参观过，那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参观的目的是讲述帝国主义如何压迫中国人民的往事。我在里面看到过陈璧君在服刑，她是汪精卫的夫人，她是一个人的单间，有床，有桌子，有椅子。她一个人默默无语坐在牢房里让人们参观，偶尔也与前来参观的人讲上几句话，她看上去还安详，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表情。我还参观过那儿的绞刑室及绞刑架，以及犯人劳动的场所，那时候里面关押的犯人不多，显得空荡荡的没有多少犯人。这是一九四九年十月间的事，我们去参观的那一天，阳光明媚，没有什么阴森恐怖的感觉，那是我青年时期对上海提篮桥的第一印象。
我是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判刑的，判了有期徒刑十四年。从我解放初去参观算起，时间过去了那么多年，现在却轮到我到这个监狱去服刑了。哈密路看守所用两辆吉普车送我去提篮桥服刑，因为我的书籍多，一辆车子装不下。临走时，看守所的所长给我说笑话，你是孔夫子搬家，一辆车子装人，一辆车子装书。到了提篮桥监狱，犹如鬼门关，监狱里有三重大门，这下子进门就有一点阴森森的感觉了。进了大门以后需办理收押的手续，要填表，填上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案由和刑期等等，要盖手印，十个手指都要盖，还要照相，是穿着囚服照相，照正面还要照反面。这大概是入狱的例行公事，我没有太当一回事，人家怎么过场，我也依照这个程序。然后过两道门、三道门才进入关押的监房了。我被安置在八号监，八号监有五个楼面，我被安置在四楼中间的一个监房里。
七六年十月末，我自日本返回上海，一下飞机，便被架往一不知何地的场所，开始我被隔离审查的生活。后来我才知道这儿是大场，是警备区警备团的营部，过去也来过，是来这里总结好八连的经验，我还发过文章，推荐好八连指导员王传友的经验，他后来是团政委，警备区政委了。这世上碰巧的事也真多，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提这些往事，否则对大家都不便。记得我在隔离审查期间，不能叫我名字，给了一个编号，我是上海第一个隔离的，所以编号是一〇一，后来我取了一个假名叫凌益。关在那里我的同案犯，大家都是一个人单独住一个单间，有大床，吃饭是送上门的。在大场受审查时，还有六个战士，三班倒的陪伴我，在那儿白天日子还好过，晚上可苦了，那儿蚊子多而大，不能挂蚊帐，通宵达旦一百支光电灯，无法入睡，头顶一支蚊香，脚边一支蚊香，头边有一个哨兵，脚边也有一个哨兵，他们陪我受蚊虫叮咬之苦，他们所以那样做是怕被看管的人自杀。那时马天水也被隔离在那儿，有过自杀的念头，吃了大量安眠药，被哨兵发觉，从嘴里抠出来。
其实我怎么可能自杀呢，我读历史的，这种政治上的浮沉看得多了，根本不当一回事。现在可以换一个视角去观察生活，比我在台上看到的也许更真实。时间充裕了，好好读书嘛。这种情况下，傻瓜才去想个人得失。这时为人决不能紧张，更不能慌张，要沉着，要随遇而安，安心了才能有收益。更不能有幻想和妄想，那会害得你死无葬身之地。我与哨兵们相处久了，也熟悉了，所以那时我还有人可以聊天，谈家常，虽然这是不允许的，没有人知道时，大家交流说天说地，所以不感到寂寞。看守我的战士都是农村来的青年，他们文化水平不高，都在谈恋爱了。但写不了信，他们会要我帮他们写情书，我就帮他们写情书，还要写诗，这样他们对我很亲，给我讲他们的恋爱史，讲他们家乡的故事，这也是我当时了解社会生活的一个口子。相互之间相处久了大家熟悉了，如朋友一样，只要管理人员不知道，他们就会带我去散步，挖地里的胡萝卜给我吃，带我去他们的大澡堂洗澡，当然也有无聊的时候，我一个人看着地上的蚂蚁，看着它们排着队进进出出那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似乎我也进入了他们的世界。
到了哈密路看守所，我的待遇就不同了，虽然还是我一个人一间房关着，巡查的哨兵隔着门上开的一个小窗口向里面张望。我说话的机会很少了，偶尔哨兵会打开小窗口，也会跟我聊一会儿，他们只是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见我老是坐着看书，他们问我看什么书，有趣吗？那时也有放风的机会，无非是到院子里泥地上走几步，伸伸手腿的筋骨。在房间内看着墙上贴的剪纸，朝南一面还有两扇窗子，我把吃饭剩下的饭粒留下来，放在窗前等麻雀来光顾，有时也会有一两只麻雀来光顾，我就感到很快活了。
那时也不定期地可以允许有家属前来探望。探望则另找场所，用吉普车送我们出去，于是，我可以看到马路上人来车往的热闹场面，好久没有见到这种景象了，见到也觉得有趣。有一次车子经过国顺路，可以见到我家的后墙，如果能回家去看一下就很开心了。每次接见时，我母亲必到，还有夫人和儿女来谈家常，问问家里人的状况，孩子们的生活情况，他们的悲惨遭遇从未向我吐露过，怕我瞎操心，而且会加重思想负担，总是只讲好消息来安慰我。其实他们不讲我也明白的，如果他们讲了，我也是无能为力的。
八二年的九月间，我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以后，情况马上发生大的变化了。
我原先在隔离室是单独关押，按理说，我们作为政治犯，被判刑之后，也应该单独关押的。但是，为了更严密地控制我们，到了提篮桥监狱却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我住进去的那间监房，只有三点三平方米，地板是水泥地，上面铺了一块木板，关押三个人在里边，那是非常拥挤的了。前面是铁栏和铁门，铁门上锁的，狱警巡查时，我们全部都在他的监控视线范围之内，没有一点遮掩的地方。在监里，犯人要穿囚服，理发要剃光头，我受优待，剃了一个小平头，倒也舒服。大概一个月有一次理发的机会。狭窄的牢房里没有床，也没有椅子，大家都盘腿坐在地板上，面对着铁门。墙角还要放一个马桶，大小便都在监房内，每天早晨有劳役犯来倒马桶，一天三餐是劳役犯送来，也蹲在那儿用餐，饮水早晨发一杯。吃喝拉撒都在小监房，其味是五味杂陈。我们还要经常被强迫在这里面劳动，白天把棉被折叠成方形堆在一起，然后在地板上拆纱头，那是把棉纺厂和服装厂生产多余的零头布，拆成纱头，给工人擦拭车床油污用的。天地尽管那么狭小，还得保持监房的整洁，不断有人来查卫生。
在牢房里睡觉太惨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三个人不能朝天平睡，要侧着身子才能睡得下。谁也不能蜷腿，因为那样别人就无法睡了，翻身时要三个人一起翻，所以弄得大家经常睡不好觉，精神上的打击，肉体上的折磨，那很痛苦啊。作息时间是固定的，六点起床，九点睡觉，听哨声铃声指挥，整个生活都带有机械化集体化的特征，这大概也是以现代工业化管理的方法来管理犯人，而犯人的生活完全带有军事化的特征，一切都是整齐划一，不能有个性的自由。
进监不久，监狱领导在会客室找我们同案犯一起开了一次座谈会。我一进会客室的门，只感觉那个会客室的陈设比康平路的会客室还考究，沙发、灯光、地板都那么豪华。监狱的会客室尚且如此，政府会客室就不知如何豪华了。八十年代初，风气便变了。同案犯都到齐了，王秀珍对我还是以老师相称呼，师生同牢相会，真不是滋味。谈话时监狱领导讲话还是很客气，没有训斥，还有哲学意味地讲了过去、现在、将来如何对待，他是鼓励我们要向前看，还是出于好意。我脑子里想的，当然要向前看，至于对过去怎么看，还得好好想想才能弄明白呢。
与我关在一起的那两个人，一个是小青年，名字叫朱东彪，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所以取毛泽东和林彪中的“东彪”这样的时髦名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是打群架进来的，他的一个眼睛几乎瞎了，是打伤的，个子矮小，瘦瘦的，面相很凶。另一个是中年人，大概五十多岁，人比较胖，因贪污罪进来的。朱东彪被队长叫去时，那里把狱警叫队长，那个中年犯人立即向我诉苦，说这个小家伙坏，经常欺负他，还打他。朱东彪这个小青年对我还客气，还不敢对我动手动脚的，我还是善待他，询问他的家庭情况，问他进来的原因。后听说我是政治原因进来的，刑期比他长，他就佩服了。监狱中，在犯人之间的荣辱观与外面是颠倒的，谁的刑期长，谁犯的是重罪，反而受尊敬。其他的犯人要伸大拇指对你表示钦佩。过了几天，他忽然对我说：队长要我汇报你的情况，你看怎么办？我说你见到什么，就说什么，我给你说过什么，你就汇报什么，不要说假话就行了。又过了两天，他回来对我说，队长叫我去汇报你的情况，我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听了以后，对他说很好啊！
因为我带的书实在多，放在一个大行李包里，然后集中放在一间专门的监房里，并规定好日子，大家可以一起去拿各自的东西。朱东彪看到我行李袋除了衣服外，都是书，他就问我带那么多书干嘛，多带一点吃的东西不好嘛？我对他说，那也是粮食，不过是精神上的粮食，你不仅需要吃饱吃好，也需要学文化知识，做人要有精神，读书可以充实自己的精神。没有多久，这个小家伙把我当父辈看待了，因为大家都姓朱啊。旁边那个中年犯人对我讲，自从你进来以后，这小家伙变规矩了，也不打我了。我说我们一起和平共处，我这个人有一个长处，就是随遇而安，不管到什么环境都能适应，善心待人，别人也会报我好心，小孩子打架不懂事，问题是缺少教育。过了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太听我话了，所以监狱队长把朱东彪和那中年人都弄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想不到我反而害了他们。
其实监狱从管理者的角度讲，他们就是故意让犯人之间要有一点矛盾，才能掌握情况啊！然而成天吵架闹个没完没了，甚至闹出严重伤残或致命的事情来，他们也头痛。他们对犯人的管理既是希望有矛盾，但又要完全处于掌控之内，奖励犯人向队长打小报告，这样既可以了解犯人之间的情况，又不会团结一致来对付他们。对在押的犯人还要进行思想教育。否则的话，那么多刑事犯在一起，他们还可能进行犯罪和如何逃避惩治的经验交流场所。提篮桥监狱的组织情况是：一个楼面一个中队，我属于四中队。五个中队构成一个大队，管理一个大队的狱警，叫大队长，管理一个中队的狱警，便叫中队长。一个中队有一百几十号犯人，要一个中队长或几个小队长来管也难，所以更多是用犯人来管犯人。队长找犯人谈话时，不能平起平坐。队长坐在椅子上，犯人在旁边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高一低，上下等级分明。犯人之间也是有等级的，小监房的犯人是最底层的，可以在监门外阳台上给小监犯送点水和送饭，倒马桶的则是劳役犯，比小监犯高一等，因为他们可以走来走去。他们在送水送饭时，也会在犯人之间帮助传递一点信息。他们劳动强度也是蛮高的，最繁重的是倒马桶，那么多小监的马桶一个一个倒过去，小桶并大桶，那大桶够重的，一路上是臭气熏天。
协助中队长管理犯人的叫事务犯，他们可以在前阳台与队长们一起相处，犯人的食品，便由监狱通过劳役犯来逐一分发的。其实他们的权力不小，我记得工总司的副司令潘国平曾经做过前阳台的事务犯。我们每个星期三的早晨可以吃一次花生，每人是一匙，是由劳役犯给每一个监房顺序发下去的，潘国平做事务犯，在七大队的前阳台，每次他可以拿到一个大口瓶装得满满的一瓶花生，他为此很得意地自夸呢！潘国平现在已去世了。他的晚年很坎坷。他是退伍军人出身，在玻璃纤维厂当工人，文革时参加工总司是副司令。安亭事件时，他冲在前面，是他与张春桥签安亭事件那五条的。六七年初我见他时，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不懂什么事。文革后，他二次入狱，干了傻事，死得孤苦伶仃，怪可怜。听说大殓时，连名字也没有挂。不知为什么？死了，姓名也碍事。这就太无聊了。一个事务犯，只管一个中队，我所在的八大队有好几个中队，中队之上，还有一个总事务犯，他是犯人中最威风的人，他在犯人面前可神气了。他能指挥很多劳役犯，要有一点组织能力，记得他是一个强奸犯，原来是一个中学教师。他见了我还是点头哈腰的，比较客气。
刚进监狱时，洗澡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天冷了，一个月洗一次澡，也是集体化的。大家排了队一起去洗淋浴，澡堂几十号人一起脱了衣服光着身子，然后排成几个长队。其场面实在非常壮观，在外面是看不到的。上面是几根管子上的一个个小眼喷水下来。由于管子长而迂回，水冷热不均匀，所以一会儿是冷水，冻得直发抖，一会儿是热水，烫得你直叫。淋湿以后，抹皂动作慢一点，水又来了，还没有冲洗干净就没水了。便要擦身穿衣服了，真是活受罪。这个犯人集体洗澡的设施和方法，大概也是当年英国人留下来的西方的监狱文明。为了管理上的方便，让洗澡也来一个集体化、机械化。
在八号监也有放风的机会，那时放风有二个地方，一个在屋顶上，是一个平顶，有高墙。一个中队的犯人一起放风，可以晒太阳，犯人可以伸伸腿，走几步，也能在犯人之间聊几句。有一个队长，在中间看管，由事务犯替他搬上靠背椅和凳子，放上一杯茶。他找犯人谈话时，犯人要坐在小板凳上。无论如何，放风对犯人而言是一次精神上放松的机会。另一个放风的地方是在二个监房的大天井，有二付篮球架，那时犯人可以丢几下篮球的运动。也有卖书的摊位，可以买几本书。放风也是犯人应有的权利，犯人都病了，他们也不好办。
我是一九八二年九月间收监的，住在小监房，光线非常暗淡，书都保管在仓库里，没有办法读书。监门离窗户的距离远，这样的日子很难过了。我就盘算着日子，我在隔离室呆了快六年，在那儿的缺陷是孤独，没有人说话，好处是可以读书，生活比较安静，只要自己不在个人得失上胡思乱想，在精神上折磨自己，清苦的日子还可以过得下去，好比和尚面壁修行那样。
到了提篮桥监狱，还必须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其中有管我的队长，有事务犯、劳役犯，有同监的犯人，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才能求得一个比较安详的小环境，才能生存下去。在牢里规定一个月接见家属一次，在高墙内，排着队等候亲人的见面，这一天对于犯人们来讲，几乎是过节日一般，是最高兴的日子。如果哪个犯人没有约定的家属来接见，他就会如没头的苍蝇那样终日忐忑不安地自言自语，表现出那种垂头丧气的样子。有一次接见家属的时候，我盘算了一下，留下还有八年的刑期，还有九十六个月，换一句话说，要经历九十六次接见，这种对亲属和自己都是既盼望又难耐的等待的苦难的日子实在太漫长了，这种折磨人的生活如何过呀，得想一个办法来改善自己呆监房的处境。
作为政治犯与刑事犯的待遇没有区别么？没有区别。刑事犯努力改造还有减刑的机会。政治犯则没有刑期的变化。除非政治形势上有某种需要，这不是个人的努力所能决定的。有没有可能向上面提出改善环境的诉求？我知道这时提了也没人来理睬你啊？好在那个老熟人李庸夫后来当了上海市司法局长，给我们这些人提供了一些方便。李庸夫过去是市委书记梁国斌的秘书。在六十年代，大家一起在康平路办公厅见面，上楼下楼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知根知底的。文革时梁国斌倒霉，他去了黑龙江农场当慰问团；文革结束以后，他反而出头了，成了我们的专案组长。我被收押进提篮桥监狱后，记得李庸夫来看过我三次。第一次他来看我时，我有意不与他照面，前阳台的事务犯对我很好，他偷偷过来给我讲李庸夫来看你了。于是，我就故意低下头拼命拆纱头，把眼睛和手的距离放得很近，表示光线太暗，看不清，你们还要强迫我们劳动，意思是让他了解牢房的生活条件的真实状况。李庸夫在我监房看了几眼，什么也没有说，回头就走了。
李庸夫来探望后的第二天，队长便对我说了：你以后不要拆纱头了。于是，我由三个人一监改成两个人一监了。原来同监的两个犯人走了以后，换了一个做过裁缝的中年犯人来与我同住，上面叮嘱他，要他好好照顾我的生活，照顾好了可以积分。一般的刑事犯可以评劳改积极分子，根据他的积分来评选。他用的一本75年出版的《新华字典》那是给学生用的。我手边没有字典他送给我了，至今我留在手边，简单的读音翻一下这本小字典便可以了，复杂的问题，查《康熙字典》与《说文解字》，有的查《辞海》。我拿这本小字典时，便想到那个时候，那个人。他曾经做过工宣队，是裁缝出身，偷了一台缝纫机入狱的。那时还允许我在监门上安放一块纸板，我可以进仓库找几本要看的书，在监房的纸板上放书，并用笔写写划划，写几句读后感之类的。同时，我的伙食也得到改善了，中午给我加一角钱的营养费，每天可以多吃到一个小鸡蛋了。这大概是李庸夫叮嘱他们特别对我的关照吧，因为那时李庸夫已经升任上海市的司法局长，监狱的领导都得听他的。据传他曾经因为审判我们有功，所以官升一级。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也只是奉命办事而已。对于监狱来讲，它的上级是劳改局，劳改局的上司是司法局，李庸夫便是他们的顶头主管的上司了，他的一句话，下面当然是照办，在这一点他还是讲究政策的。
我们好几个人都关在一个楼面，包括徐景贤、王知常、肖木，还有曾经在游雪涛小组搞简报的李家政等人。但是，大家都没有机会照过面，相互间并不知情。过了一段时间，李庸夫第二次来看我。这次他把我们几个同案犯召集在一起，在大队的办公室一起见面。这样我与徐景贤、王知常、肖木及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他们终于又见面了。这次由于我们的生活有所改善以后，李庸夫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状况，见我们精神状态还不错，他也就放心了。
从那次会见以后，八大队开始组织我们这批同案犯在一起学习讨论问题了，当然是在他们干警参与下进行座谈讨论的，所谓监控嘛。说实在的，那种学习也只是形式而已，实际上还是大家谈天说地地闲聊。同时，从那以后，我们可以在监房门外的走廊上散步了，不用成天关在小监房内，坐在那里一点也动弹不得，人不能走动生活怎么过呢？
蹲在监狱里，还得处理好与干警的关系，不怕官，只怕管嘛。那时监狱里的干警们要参加文化考试，补高中文凭。有的队长来找我补课了，那就给他们开小灶单独在小监补课，帮他们去应付考试。高中的语文、历史、地理我还是应付得了的，只要把课本给我看一下，我就能讲了。这样我们与干警的关系亲密起来了，有时候也一起闲聊，大家读报。有时他们对形势变化判断没有我敏感。有一次报上登了胡耀邦登泰山去蓬莱观海，还题字。我说，胡耀邦做这事还太早，他的日子不会太长。他们问我根据在哪里。我说登泰山，古代是皇帝祭天封禅。秦始皇登过泰山，去过蓬莱。胡资格还嫩，不要真的把自己当总书记，他只是一个管家。他那样忘乎所以，老人们会容得了他吗？后来有一次报上登彭真接见中央的警卫部队队长们的消息，我说中央出事了，说不定胡耀邦要下台。干警奇怪，问我凭什么？我说就是彭真接见中央警卫部队，是非常事件，宫廷有情况了。后来果不其然，胡耀邦下台了。干警们佩服我的预见。其实风起于青萍之末，由微知著嘛。而且从胡耀邦当时的处境讲，他更应该谨小慎微，决不应该忘乎所以，口无遮拦地轻举妄动。这一类现象，也是读历史的人的常识。有时候，他们还将自己家里的事情讲出来与我商量，让我帮出点子。于是我与家属接见时，时间超过一点他们也眼开眼闭的，送吃的东西多一点，送钱多一点，他们也都能宽松放行了。有一次，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干警来找我，说贾植芳托他带信来给我问好。一时我有一点摸不着头脑，他说那时贾植芳也在八大队服刑，他们认识，所以托他来问好了。出狱以后，我与贾植芳还有往来。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
有一次，王知常对我说：监狱想在犯人中办一个大专班，要请我们做教员。于是，我一口答应，我说这个办法好，人活在世上，总要做一点于人于己的善事。这样我们便帮助监狱办了一个文科的大专班，招了四十多个学生，那些学员都是很年轻。我记得有一个叫周天安的，性格很倔，但为人很讲义气。这些人处理得好，是一块好料，能干一番事的料。学员中还有几个女学生呢！她们从女监过来听课，帮她们从初中文化补起。同时，从监狱犯人中找了几个理科出身的犯人，其中有张杨、张曰梁，他们都很有水平，这样成立了一个教研组。张曰梁后来在新疆，张杨在北京，后来都与我有过交往。我们花了三年的时间搞教育，有二十八个学生犯人参加了电大考试，据说考分还是全市第一呢。有一次，我还曾去女监给她们上大课呢！男的犯人进女监是很少很少的，也有女的干警到我们这儿听课。尽管环境仍然是监狱，但是在这个小环境，我还能自得其乐。
既然要给学生上课，我就向监狱提出要备课看书报。于是，监狱就把邮局订报刊的目录给我圈，我划了不少报纸和杂志，如世界经济导报、经济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报刊杂志。我特别看重世界经济导报，那时的世界经济导报在上海开外界风气之先，是老朋友钦本立在编，他原是我在华东局内刊编辑部一起工作的，那时他负责经济组的工作，我负责历史组的工作。他与我常一起在丁香花园聊天。他喜欢喝白酒。我们俩门房间闲聊时，他边吃花生，边喝白酒。大家谈得很投机。他在编世界经济导报时，冲过了头，被封了。人也死得早了，好像是得肺癌死的。其实这个人倒是一个难得的才子，书呆子气太重，缺少能屈能伸的精神，不懂得有的时候，退一步天地宽阔的道理。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可能顶得住泰山压顶呢？他为人的骨气我还是佩服的。
出狱时朱永嘉先生在自家门口留影
在牢房里，我除了继续读二十四史以外，还有报刊可看。为了备课，我可以有一个监房与另一位教师共用一支日光灯，一起看书，议论问题了。书报越来越多后，他们又开设了一个监房给我们放置书报作为阅览室。为了改善光线，还允许我在靠窗处放了一张写字台，这样我生活的条件大大改善了。
学生与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也方便得多。这些学生在生活上便帮我不少忙。有热水洗澡时，用不到排队上那集体淋雨的澡堂了。他们还会帮我擦背，师生之间的关系比外面还亲密。因为整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犯规带铐子时，我便站在队长旁边看着，队长见我在一边，很快就把他们放了，他们更加感激我了。这些人大多是为打群架流氓活动进来，其实对他们好好教育都是可以改造好的。有一个学生一直犯规，上学以后，就要家人帮买书看，家长说他过去在家里也不老实，现在可好了，要读书了。刑满释放以后，他还找上了工作，结婚时家长特地把我与肖木接去喝喜酒呢！
后来提篮桥监狱的犯人大专班学生毕业时，我已离开监狱了。为此，监狱还特意请我回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犯人学生们再三感谢我们几位教师对他们的辛勤教育，我私下对他们说了：我们写作班的几位老朽，今天我们虽然身在牢房，亦不失为人的本性，在监狱举办文化补习和大专班，积善积德，利己利人啊！肖木在监狱参加习美，也给犯人办过班。他们搞艺术创作、绘画、书法、泥塑这些玩意儿。他是支部生活的编辑，在里面编《劳改报》。李家政也是才子。他从小参加新安艺术团，后来在歌剧院。在监狱他帮他们办新岸艺术团，给犯人演出，还到外面无锡、常州、苏州去演出。习美的作品到中山公园去展出。犯人也有人性善良和美好的一面。我们这几个搞文化的犯人，在里面就给犯人做一点文化教育的工作，让犯人的生活也能丰富多彩一点。善与恶是相对的，不要因为他们过去的恶，而忽视他们善良的一面，应当以善良来改变他们过去的恶习。
我们能这样做，还得感谢二个人，一是司法局长李庸夫，一是那时的监狱长刘云耕。李庸夫这个人有政策水平。他第三次来找我们，也是在八大队的会议室。他是一本正经地对我们说：你们在里面能否写一点关于文革的回忆录。他还说过可以为我们准备材料，帮助我们回忆，讲还允许我们在一起可以互相议论。这件事他说了一次，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我想大概政治气候还不允许吧。其实他这个建议是对的。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允许、鼓励和支持溥仪那些晚清君臣、国民党战犯、特务犯，还有汉奸犯人等写回忆录。记得文革后期，提篮桥监狱还关着一些汪伪时期的人物，他们想写回忆录。我知道后，说这很好啊。汪伪那段历史还得有他们这些当事人来说才行呀。我让写作班历史组黄美真来做这件事，后来他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我不懂现在有关方面为什么对我们这些人仍是那么高度防备，他们究竟害怕我们什么啊，做啥动不动说那条高压线不能碰。高压线在哪里，又会伤害谁啊！究竟是什么东西见不了天日啊！
朱永嘉先生在注释古文
我回家以后，还常梦见在监狱的艰难生活情景。肖木对我说过，他梦见监狱都是被恶梦惊醒的，心中悲凉。我说我很少有这种情况，实际上肖木在监狱编《劳改报》，还绘画写大字，他活动的地盘比我还大一些，我感觉到他的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思想上委屈的很。可能各人的心理感受不一样吧。我遇事都达观一些，他比我多愁善感一些，在个人情感上我麻木一些，对什么都无所谓的。
当然，肖木作为王洪文的秘书，在北京被审查期间，逼供信什么苦头都吃过了。他曾经对我说过：晚上用大灯泡对着他照射，前后左右，二十四小时都站有武装军人，不让人休息和睡觉，他就是由于受到这样的残酷折磨之后，精神上产生恍惚的神态，好顺着他们的诱供走。他们曾经要他招供王洪文他们企图准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或者准备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清洗异见分子和打倒老干部，并说，只要你招供了，前途是光明的。他认为根本没有的事，叫他如何写材料啊？假如按照他们的诱供写了所谓的证明材料，那不是害人害己吗？他当时认为怎么可以乱咬乱说啊？这是一笔历史冤债，如何对得起未来的历史，今后如何向儿女子孙们交待呀？反正一死，如果按照他们的诱供写了材料，就要被灭掉活证据，他认为自己肯定会被害死的，因为死无对证，王洪文他们是有嘴难辩，这是政治斗争中的常见的狠毒手段。所以，他宁死不屈，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绝不血口喷人，不上他们的当。肖木当时有这些想法也很自然。他太紧张了，有一点过敏了。
审判四人帮前，我也曾乘专机被押到北京关在秦城监狱，要我作证，证明姚文元也是武装叛乱的主谋。我想这个事情难办，硬顶也不好办。于是我想起，在毛主席去世以后，姚曾指示我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时，提前编一个专题，即赫鲁晓夫是如何上台的。我是受这个启示，所以参加了上海的武装叛乱。开始他们拿到这个材料很高兴，后来就不找我出庭了。最终他们才想明白拿这个材料作证，对他们的审判很不利。所以我在北京安心读书养病。李庸夫还来秦城监狱看我，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读《汉书》，他说让我好好读书，将来还要用我。所以我先后在北京的秦城监狱与复兴医院蛮逍遥的，对审判四人帮的事不闻不问，一心只读圣贤书。当然也有不高兴的事。我住的房间楼下过道对面是太平间，经常有人哭声，偶尔听到一次孩子的哇哇声，我高兴新生命降临了。
对所有的被关押者来讲，监狱生活毕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我们在狱中生活，比照一般刑事犯人的条件有所改善，肯定与李庸夫这个老朋友的关照有关，他是监狱当局的顶头上司，他的关照当然能起作用。我在监狱中住过一次医院。有一次我小便尿血，整个尿液都是鲜红的，我与中队的医务犯说了，立即送我去医院检查，那就是提篮桥的医院。我住的地方正是当年王造时先生睡的病房，他死在那里的。我听了也很感慨，王造时我认识。文革开始前夕，因为一件假案入狱的，入狱以后就没有人理了，他也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在里面了。所以，有没有人关心和注意，大不一样。我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说是肾盂肾炎，血是止住了，迄今体检化验小便，还有少量红血球。我在监狱最后两年患了坐骨神经痛，痛得无法走路，那是由于长期睡地板，受潮引起的。那时出门都是由两个犯人扶着走的。好在我参与办了监狱中的大学，都是我两个学生料理我的生活，靠打针吃药才慢慢恢复的。
说句公平话，因为有人关照的缘故，监狱长刘云耕对我们的管理，应该说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另一方面还得看我自己主观上如何对待监狱服刑的问题。我这个人有一点好处，便是始终乐天达命，既然自己无法改变现状，那就乐观地对待它。人既是一个一个的，有它个人的生活，也有是社会的，因为个人的生存离不开群体，人既然生活在监狱这个大环境，那就要积极对待，处理好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尽可能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比较和睦的环境。只要让人三分，善意待人，人家也会善待你的。你对周围的犯人是如此，对管理我们的干警也是如此，即便在监狱也是补台的，我这个补台不是打小报告这一套，而是帮他们办学，感化周边的犯人，帮助他们把矛盾处理好，尽可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尽可能不给监管者制造麻烦，出难题，这样他们也尽量不为难我了，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尽可能照顾我的生活。否则，在思想上自己折磨自己那就难了。
我这样介绍我在监狱的经历，并不是为了赞美监狱的生活。自古以来，监狱都是比入地狱还恐惧的地方。记得严打的时候，从劳改农场曾押来一批死刑犯，我见他们一个又一个从囚车上带着脚镣手铐跳下来走进牢房，我被分配去看守一个年轻的死刑犯。我陪了他一个通宵。我问他犯了什么罪，他说是在劳改农场打群架，二帮犯人斗殴上了屋顶，掀瓦片互殴，因此被判死刑。一个晚上跪坐在那里，头顶着地板痛苦，打心底里我非常同情他，这个处罚太重了，判死刑要慎之又慎，不能那样成批地杀，应该着眼于改造。监狱的生活应该是犯人服刑改造的地方，人失去了自由，毕竟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对于各类犯罪分子，关押仅仅是处罚，并不是目的，目的是使犯人在接受惩罚的过程中，改恶从善。在关押的过程中通过人性化的对待，是可以转变不少人的人生目的，也可以使监狱内部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管理秩序，否则的话，犯人受不了，管理人员也受不了，就会变成互相折腾的过程，只会增加相互间的仇恨。不过，历来犯人都斗不过牢头恶霸的，因而没有友善，那也就达不到通过惩罚使人改恶从善的目的。
问题是我们这一批所谓的“犯人”，所以被关押是上层某种政治斗争的需要，却把我们当成刑事犯关进牢房进行所谓的改造。它只是改变了我们生活的环境，从思想观念上讲我从参加地下党的那一天起，依照入党的誓言，我始终都是共产党的忠诚者，是毛泽东思想的忠诚者，是出生入死为推翻旧中国三座大山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战士，都是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垦荒者。这个本质，不管承受多大的委屈，对党的痴心永远不会改变，思考的是如何在这样特定的环境下，保全好自己的身心健康，相信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深信自己今后仍然有机会为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的机会。其实王知常与肖木，我的同案犯何尝不是如此。
我被关押了十多年，家里的所有成员均因我而遭受到残酷打击。我的一个女儿原先在部队服役，还是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党组织培养的重点对象。我被关押后，她也开始倒霉了，莫名其妙地被复员回家，那时她的部队在吉林，对这场突然到来的沉重打击根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她想不通，到我兄弟那里去大哭了一场。复员回到上海之后，被安置在宝山水泥厂做最艰苦的搬运工，白天黑夜搬运沉重的大石块，让一个姑娘干男人的苦力工作，那种受尽折磨的生活难以想象！我的大儿子也从部队复员了，被分配到上钢五厂做汽车修理工。第三个孩子在长兴岛的农村里插队做农活，他在那里一边劳动，一边暗自复习功课，并参加考大学，曾经几次都达到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就是因为我的原因而不予录取。几番折磨总算勉强录取进同济大学的一个大专班，毕业后被安排到一个有毒的实验室工作，他只好去澳大利亚“洋插队”。我从一九七六年底被隔离审查开始，我夫人只好独自承担全家的生活重任，单靠她一个人的那点工资养活全家人，还要给我零花钱，这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啊！
回顾往事，我感到很内疚。我还在市委机关上班时，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夫人踏进我办公场所一步，公事与家事我是分得很清的。我夫人的单位要培养和发展她为共产党员，她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对她说：你的条件还不够，离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有距离，继续努力吧，暂时不要急于入党，也不要做什么官，踏踏实实做好你的会计工作就行了。所以她始终保持低调做人，勤勤恳恳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我出事以后，她单位要组织对她的批斗，但是却找不着她的任何“罪状”。我政治上栽跟头以后，复旦大学找她勒令我们家立即搬迁，要扫地出门，本来我们家人口多而居住的房屋很窄，我夫人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你们落井下石，逼我搬房子，我还要找你们要人呢！当初就是你们送老朱去市委机关工作的，现在他人去哪里了？后来专案组对她以及她的单位说过，对我是不判刑的，不久便可以回家了。结果他们说话不算数，后来我还是被判了刑，让她一人承担全家的生活重担。
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关押的时间大约有六年多，提前两年出狱的，那是我夫人帮我到处奔波的结果。由于我母亲中风病危，我又有严重的心脏病，她多次往有关部门申诉都没有结果。后来她对司法局说，我母亲病危了，父亲又早已去世，我父亲在台湾还有一笔相当规模的遗产，如何去争取？那是我父亲在一九四八年上海金圆券风潮时，蒋经国限价，商店被抢购，台湾没有金圆券的事，父亲便考虑把店里的玻璃运到台湾去开一个分店，并在台北昆明街买了一幢三层两间的店铺，把几千箱玻璃运到了台北市，并在那里买了大量的地皮来堆放玻璃。后来土地涨价了，所以在台湾的分店经营情况很好。我申请提前释放出去，是想办法去争取那笔遗产，因为我母亲已病危，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在台湾经营的经理从小与我在一块的，我们很熟悉，如今他也年纪老了，将来更麻烦。司法局认为我的这个理由成立，经李庸夫同意并报上海市委批准我保外就医。因此，我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提前出狱的。如今夫人离开我远行已五年了，至今我仍怀念她在我艰难时刻对我的坚信。这也是对我能度过那些艰难时刻的支持力量。不仅我的夫人是如此，王知常的夫人、肖木的夫人也都是如此。她们都无所畏惧，对自己的丈夫不离不弃。
上个世纪末，我曾去澳洲探望自己儿子的家。那儿有四口，小夫妇和一儿一女，在出行之前我还特地去提篮桥监狱，想陪着我夫人再去看一下提篮桥的监狱，进了门房间，见到过去的狱警。他说你现在进不去了。于是陪我到旁边的劳改局，见了尤大。他是当时监狱的干部，与我交谈过许多次。大家见面如老朋友了。他家住在中原新村。我心目中还不时惦记着那时的人和事。在提篮桥监狱这六年，是我生命历程中很有意义的生活，怎么也难以忘却这值得珍视的六年牢狱生活。我在提篮桥监狱时，也遇到过当时曾在那儿服刑的人。从海外回来重游故地，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找自己蹲过的那间班房，讲在那时的经历，找那时管教他们的干警，狱警与犯人之间也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儿也是一条非常特殊的风景线。人间自有真情在啊！
早年我读过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我经历的提篮桥监狱这个场所，包括它的犯人和监管人员，它应该像圣母院那个最丑陋的大堂敲钟人卡西莫多。他的外表丑陋异常，但心底却又极为善良。那小说里最美丽的纯洁的是艾丝美拉达那个能歌善舞的吉卜赛女郎。她却被圣母院副主教弗罗洛陷害而送上了绞刑架。卡西莫多把弗罗洛摔死后，到公墓里找少女的尸体，死在她身旁。如果人间真的没有罪恶，真正是一个和谐的社会，那还要监狱做什么呢？监狱也会真正地消亡。那么提篮桥监狱也许会如卡西莫多的遗骸那样供人瞻仰，它会具有特殊的意义。提篮桥监狱又有东方巴士底监狱之称。我们知道公元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是以攻克巴士底监狱为其象征的。随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巴士底监狱虽然作为革命胜利的象征，还保留在那里供人参观，但整个资本主义这几百年的历史还离不开监狱呀！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并不能取消监狱的客观存在呀！现在我们也不能取消监狱的存在，希望它如卡西莫多那样，虽然有一个非常丑陋的外貌，但却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内心世界，非常慈善地对待犯有过失的人，真心地保护那象征美好和善良的又被冤屈的美丽的吉卜赛姑娘艾丝美拉达。但愿人间不再有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弗罗洛那样发狠心随意陷害善良的恶人。但愿人间不再使用绞刑架，那么即使发生冤案、错案、假案，还能有挽回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