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和一位朋友聊天，他说，唉，居然都忘了今天是李文亮的忌日。几乎所有人都忘了，网上只有零星几个人在纪念。可不是，朋友圈几乎没有人在转纪念的帖子了。突然有一种伤感，连李文亮医生都能忘记，我们还能记住什么？
三年了。
三年前那天，看到李医生去世的新闻，心里陡然一沉，也和许多人一样，为远方的那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医生流泪。
三年疫情，我们还记得什么？谁还记得那位因父亲隔离，而独自在家不幸去世的自闭症孩子吗？谁还记得那个追着去世的父亲灵车奔跑哭泣的人吗？大概率是都不记得了，就算记得，也不过是一个刹那。
我们到底能记住什么？
能记住痛苦吗？我记得公司以前的一位VP说过一句话，人类对于痛苦的记忆短得令人吃惊。这大概也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我们总是选择对痛苦的记忆一带而过，毕竟太痛苦了。
能记住欢乐吗？大的欢乐还是能记住的吧。人生每一个重要的节点，那些喜庆和团圆的场景，那些梦想成真的时刻，总是能记得的，只是，记忆也是日渐地模糊，很多的细节，都不可能记住了。
我们每一个人总归是个体，对于个体，能记住的还是和自己最息息相关的的人和事。我还记得自己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喜悦，记得离开家乡和父母亲告别的泪水。别人的苦难和悲喜，自己没有亲历，总归不能那么刻骨铭心。“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想想这也是很自然，很合情理的事情，不然，每天都有那么多悲剧，如何能承受得了。
但是，李医生的去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逝去，而是一个公共记忆，一个公共事件了。而这样的公共事件，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只是，所有个体的记忆都会烟消云散，除非有文字记录，在这个意义上，文字、影像都有它存在的重要意义。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曾在《论文字学》里说到文字的重要性，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就过分强调语音和语言的重要性，而忽视文字的价值。德里达批判了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强调文字记录的重要性。”说”不是”思”的简单再现，而”写”，也不仅仅是“说“的简单再现。从思考到说出来，再到成文记录，都是一种再创造。
这一点很佩服德里达的观察和论断，很多人看到一个电影或者书籍没有多少感觉，但感受力强的人就会有很多感受，有自己的思考，简单说，就是思绪万千，但是能把这种感受和思考再转化成文字，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又是需要一定的能力和文字功夫。当然，在我们这个环境下，除了能力，还需要勇气，我总是打赏那些我没有勇气写出来的文章，勇气可嘉。
李医生也是非常有勇气的人，虽然微博上那些攻击他的大V说他算什么英雄，不过就是转发那份报告到自己的同学群，但要知道，也有人不敢转发，而且他后来还有勇气接受财新的采访，他说的那句”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成为我们信奉的至理名言，这都是需要勇气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这是一位朋友写的一段话，他和我一样，都认为李医生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常常会想：如果我是他，我会做吹哨人吗？在成为一颗闪亮却短暂的流星，和做一颗默默无闻却能燃烧很久的红矮星之间，我会怎么选？我们在学校里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教育，但遗憾的是，社会总是会教我们一些相反的东西。学校教我们诚实，社会教我们说谎；学校教我们挺身而出，社会教我们明哲保身。
为什么我们的选择天差地别呢？我想是因为，有些人把这些词汇和美德单纯地当做作文或者讲稿，用来骗分数骗钱的素材，有些人虽然信仰它们，却没有勇气践行。而有些人，把它们看作自己存在的意义，看做要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东西，在我看来，李文亮医生就像替我们背十字架的那个人。”
值得庆幸的是李医生的微博已经成为了一个哭墙，那里每天都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普通人倾诉他们的思念，他们的日常，甚至是他们的痛苦。我看到有些快要撑不下去的人在那里留言，然后又有陌生人的人留言安慰这些人。
看了这些留言，心里又宽慰了很多，虽然大家没有在朋友圈发文，但许多人还是记得他的，而有了千千万万这样的文字记录，李医生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