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燕／口述
丁 东／采写
我1971年上了上海四新中学。当时上海是初高中连读，上四年。在我的中学阶段，我感到，我们这些做过红卫兵小头头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力强，责任感强。我后来在大学里教书，就感到现在大学生所有的事都离不开老师。我很清楚，他们能做事，只不过没有机会让他们做。我从小学就独立工作。我一进中学就做了红卫兵团长，几乎没有老师任何帮助，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做。有一个暑假，我们100多同学到外地学军30天，没有一个老师，和外面打交道全是我们自己。当时不过十四五岁。一个人的潜力其实是无限的。潜力的发挥和环境关系非常大。现在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没有可能施展他除了学习以外的任何能力。所以在大学里我很放手。我对中学阶段的一个好印象，就是最充分地调动了我所有的能力。工作以后，我感觉，我的能力只是在一个方面发挥，在另一个方面就被抑制了。
当时教育非常不正规，教师动辄得咎，学生无理取闹，红卫兵充当了工宣队和教师之间斗争的工具。工宣队要在教师中拉一派打一派，就让我们冲锋陷阵，贴大字报把老师批倒批臭。要整哪个老师，就把他在课堂上说的话记下来，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只要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都行。那一套东西好像不用学，就用得非常自如。上大学以后，回想这一段，自己非常无知，非常可怜，好像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做什么，实际上路线离我们十分遥远，具体的人际关系的争斗就在我们当中，浑然不觉。从小置身于这种环境，对我们有一种非常大的毒害。你会对人际争斗习以为常，失去基本良知的判断。庆幸的是我后来还有省悟，否则无法理解社会怎么会变得如此冷漠和残忍。文革遗习为什么这么顽固？为了一个所谓的更高的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就可以把人最基本的善良当作毫无价值的东西扔掉。这些不需要专门教导，你只要遵循了这套逻辑，你就会自然学会它。你生命中的善良就永远地失去了。直到现在，这套逻辑仍然是很多人奉行的生活准则。要说文革对人的道德的腐蚀，就是这种处世哲学长时期对人的心灵深处的熏陶。
当时我是第一批入团，入了团又要发展别的同学。有一个同学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理当发展。但她父亲是右派，虽然母亲早就和父亲离婚，她从小就没见过父亲，对父亲根本没有记忆，但右派父亲始终成为她生活中一块抹不去的阴影。不时地领导小组让我去和她谈话。一说让她谈对父亲的认识，她就跟我急。她说，为什么你们总要拿一个我没见过的人来缠着我。她哭得特别伤心。我也傻了，不知说什么是好，就回去向工宣队汇报，是不是不要让她写对父亲的认识了。工宣队说不行。她在这个家庭中，不可能不受影响。工宣队说了一套在当时振振有词的大道理，让我再去谈。我很为难。我只好对这个同学说，你不入团太可惜了。你就随便写上一点认识，应付一下。我们当时那么小，就有了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思路。现在回想起来，我虽然是好心，但这就叫潜移默化。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准，人心善恶，怎么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变化？那个年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确实是一个直接的原因。道德需要土壤，什么样的土壤，就长什么样的苗。任何社会也不会公开提倡行恶。但什么是善，如何去行善，不同的社会氛围就会滋生不同的东西。那个年代的氛围就是让人虚伪，让人口是心非，把人的基本的良知一层一层地剥掉，而且这个过程你不觉得痛苦。一个民族的良知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泯灭了。
如果说，我还残留一些良知，那是和我爱读书有关系。
我这批中学生虽然1975.年2月毕业，但不知为什么，在上海叫74届。中学最关键的阶段正好经历了1972年的回潮，所以整个74届的文化知识水平在文革期间的中学生里是最高的，77级大学生里74级中学生非常多。72年回潮不到一年，效果却非常明显。我们这个学校有一批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子弟。这些知识分子子弟和学习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不解之缘。他们在各个班都是学习最好的。他们也许有的因为出身，还当不上红卫兵，但他们对我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使我感觉一个人有知识会表现在言谈举止，表现在人的修养上。我就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是红卫兵团的头头，我不能学习不好，如果学习不好，我没有资格和他们打交道。所以我始终没有鄙视知识，崇尚粗野。当时表面上看大老粗吃香，其实没有知识心里是虚的。我成绩从来不差，也从来不认为可以差。我们的学校地处平民区，但有两个大单位。一个是医学院，一个是我父亲所在的航务工程局。这个局大部分是部队转业过来的。部队的子弟有一种优越感，好像天生是负有使命的，而不只是过日子的。我想，如果我生活在老红卫兵的阶段，我也逃脱不了那种模式。我不是这个时代的特殊人物，只是其中的一个正常人物。
1975年高中毕业时，到农村插队已经被人们看成灾难，各种各样的说法已经从农村传回来了。家长对上山下乡极为恐惧。我姐姐已经下乡，我哥在当兵，我是老三，按政策应当留城。我从小受的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教育，当时有一种要刻苦磨炼自己的冲动，加上我又是红卫兵干部。所以我们七个不应当上山下乡的同学坚决要求到农村去成了典型，被树起来了。我爹妈绝对不让我去，他们认为插队非常可怕。我觉得他们妨碍我革命，和家里闹得一塌胡涂。直闹到我爸爸心脏病突发，一下子栽倒，我再也不敢闹了。就因为这个，我的户口本没拿出来，没走成，其他同学走了，所以我始终有一种很内疚的感觉，对不起一块儿宣过暂的同学。学校对我很恼火，树了我典型，我却没走成，于是把我分到建筑队。从我自己来说，我却有一种赎罪的感觉，我得到苦一点的地方，心理才能平衡。
在建筑队，我当了泥瓦工。这也是时代的产物。当时反资产阶级法权，有一股风，讲究男同志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各行各业不适合女同志干的事，都要有女同志干。我们当时就是上海第一个三八女子泥工班。我们上班第一天就开资产阶级法权批判会。老工人说，旧社会俗话说，女人上船船要翻，女人上房房要坍。今天女同志就是什么活儿都要干。当时我是接受那套理论的，自己干的是前所未有的事，感到很自豪。当时确实是什么活儿都干。一块预制板300多公斤，搭着跳板，几个人用肩扛上去。人走都走不稳，可还是要扛着预制板走过去。确实害怕，但也硬撑着干下来了。泥工班里有老三届的，也有应届高中生。
以老三届为代表的这一代人，既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得最成功的一代，也是道德观念最实用主义的一代。我后来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人。我上的政教系，我们这个班良知的旅程
46个同学，30岁以上的30个，最大的33岁，当时我们这个班的许多同学考分非常高，志愿报的也是复旦大学，但上级有指示，年龄大的去师范院校。还有一批30岁以下比我年龄大的。我22岁，比我小的只有两个。到了那个班里，我是小妹妹。在班里，我好奇而且如饥似渴。四年当中，我在同学们的自由讨论中得到的东西，远远多于课堂上的东西。同学之间思想十分活跃，接受一个东西的时候同时就接受了批判和怀疑。而在课堂上，几乎什么也没学到。因为我读的是文科，又是政教系，课堂上讲的全是陈词滥调。当时的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被同学质疑，弄得非常狼狈。如果他是一个有知识，有责任感的老师，这批学生给他的压力是他最大的动力，会在他教师生涯中留下很深的痕迹。
当时正赶上思想解放，赶上宣传张志新，赶上竞选，那是思想最激动人心、最风光红火的年代。任何问题都是众说纷纭。一方面是这么活跃的思想，一方面是这么陈旧的课程。所以大学四年中我经常逃课，基本上是呆在图书馆里，《马恩选集》、《列宁选集》、读了好几遍。当时有几种杂志，《未定稿》、《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社会主义研究资料》，每期我都看，伴随了我整个大学生活，如饥似渴地从中汲取营养，再有就是古典小说。我在读大学之前，没有看过一本古典小说，父亲认为那都是封资修。父亲让我读的就是《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志愿军一日》这些革命英雄主义的书，如果说我身上有一点英雄主义的基因，是从这里来的。父母还让我看的是民间故事，苗族、蒙古族、格鲁吉亚民间故事等等，里面讲的就是善良，中学开始看《青春之歌》、《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典文化，不管中国还是西方，我都是空白。所以大量接触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是上大学以后。尤其是西方古典小说，当时可以说是“恶补”。当时的文化基调还是理想主义、权威人格、所以在我们这一代可以读到自由主义的学理，但很难培养出自由主义的人生姿态。
我的大学生活基本上就是社会生活。过去我在同龄人中一直出类拔萃，就是进了大学，没我什么事了，只能看热闹，同学们大都比我年龄大。当然，在为人处事方面，老三届的实用主义，不择手段，功利色彩，也至今历历在目。
本系的课我不太听。但中文系和历史系各有一门课深深地抓住了我。历史系有一门美国外交史，讲课的是50年代留洋回来的一个女教授，姓冯。听说一辈子没有结婚。她那种风度至今想起来仍然是我的楷模。她从来不用讲稿，要说的都在心里，讲出来全是活的。她讲门罗主义、门户开放，那些东西本来与我感兴趣的东西没什么关系，我对美国外交问题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位老师引起来的。她讲的具体内容也许我都忘记了，但她唤起的对知识的兴趣，却使我终生受益。她从不为难学生，没作业，你们爱听就听，不来也行，但她的课总是坐得满满的，让大家听得十分会心。她特别端庄，特别矜持，下了课，我都不敢去问她。但对她印象特别深。
第二门抓住我的课是中文系张老师的俄罗斯文学。有个中文系的朋友告诉我，这门课挺好听的。我去听了一次，马上被抓住，从此一课不拉。他第一课讲俄罗斯文学的美感。他很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他先用俄语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我一句也听不懂，却真的有一种醉心的感觉。他那种节奏，那样陶醉，似乎语言的美感一定要这样传递。我一下子就被击中，决定这门课一定要听下去。他的课完全没有俗旧的东西，他是真正有自己的见解，很轻松自如地传递给你。
如果没有这两个老师，我就没有办法建立对大学老师的尊敬。后来我当了老师，我就用这两个例子，告诉学生，什么是好老师，我希望成为这样的老师。其实，这两个老师完全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学生。但就是他们，促使我毕业分配时选择了教师的职业。
本文选自《洗礼岁月》，徐晓主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