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难求”之后，许多行业或许要迎来冲击。但我们真的只有“催生”一条路可走吗？
近些天的热搜，好像被“生孩子”霸屏了。
话题标签换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新闻却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如何才能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在一众延长婚假、产假、育儿假的政策之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各地争相拿出真金白银支持生育的新规。
沈阳、哈尔滨、济南等城市将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每月500—1000元不等的补贴，杭州、长沙、云南则是发放上千元乃至上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不难猜到各地为何都急着鼓励生育。前段时间，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我国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自1950年以来首次跌破1000万人，且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为负。
只看人口数据，或许还不够直观。事实上，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影响已经初现苗头。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下短暂的生育高峰过后，从2017年起，全国每年的新生儿都比前一年减少了100万—200万人。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北京多数民办幼儿园从2021年、2022年开始难寻生源。而据第一财经报道，武汉某所仅面向单位内部招生的央企幼儿园，今年也扩大了招生范围。
出生率下降，受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教育行业。据统计，2021年大学本专科招生规模1001.32万人，已经超过了2022年的出生人口。因此，有专家预测，未来不少大学将会关停。
但长远来看，影响绝不止于单一领域。“一孩难求”之后，社会各行各业可能都将面临劳动力减少和消费降低的挑战，而就全世界范围来看，鼓励生育措施的成效并不十分显著。
抛去对未来的焦虑，当下不愿生孩子的年轻人或许更想问的是：消除低生育率的影响，难道只有“催生”一条路可走吗？低生育率本身，一定会成为问题吗？
“一孩难求”，会怎样？
生育率下降，会带来什么影响？
去年上半年，一篇名为《2022年的产房静悄悄》的报道，让人们注意到了国内出生婴儿数量骤降的现象。可以预见，短期内最先受到冲击的会是母婴产业。
以2022年总和生育率位列全世界倒数第一的韩国为例。2022年10月，据韩媒报道，由于出生率低、市场竞争加剧及成本上涨，韩国乳制品企业大多面临销量下降的问题。
2022年11月，韩国知名日化集团LG生活健康宣布，受低生育率影响，其旗下婴幼儿专业品牌Babience将退出婴幼儿食品市场。
接着是教育行业。
在过去5年里，韩国有近7000家幼儿园关门。截至2020年，因生源减少，韩国遭废弃空置的中小学校累计达到1400多所。
在韩国，年轻人更愿意去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发展，因此，倒闭的学校往往位于偏远地区。
韩媒称，2018年至2022年，韩国地方大学有20多个专业已全部消失。在定期招生中，报考人数为零的专业呈逐年增加的趋势。“2023年，地方大学倒闭的顺序将由南到北，与樱花开放期顺序同步。”
今天出生人口减少，必然导致20多年后劳动力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受到冲击。
韩国统计局预测，劳动年龄人口到2070年将减少近一半。作为经济支柱的制造业将面临劳动力短缺。
韩国雇佣劳动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下半年，全国工厂（有5名以上员工）共有超13万个空缺岗位，已经是2019年空缺岗位数量的2倍多，而且估计到2030年，制造业空缺岗位可能高达30万个。
韩媒对此做出了悲观的推论：韩国经济正在失去增长活力，预计经济总量在20年后将小于尼日利亚，在50年后将小于菲律宾。
有日本的前车之鉴，韩媒的悲观不是没有根据的。
随着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就业困难、预期收入下降等因素使得年轻人普遍生活态度消极，“低欲望社会”进一步加剧少子化，少子化与经济停滞形成了恶性循环。
自1995年起，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始终在1.5以下，深陷“低生育率陷阱”。吉林大学202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少子化对日本潜在的经济产出具有极大的抑制作用。日本经济增长率长期低迷，这段时间被称为“失去的三十年”。
具体而言，少子化不仅会导致劳动力减少，更会使得消费、投资需求逐渐萎缩。再加上职场长期实行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科研创新受限，日本错失了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机会。截至2021年10月，日本独角兽企业只有6家，数量大幅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在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影响下，来自中青年的社保资金少了，老人的养老金就不够发了，日本不得不推进延迟退休。同时，日本政府为了分担社保费用，已是债台高筑，2020年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34.6%，远高于60%的警戒线。
尤其在一些人口净迁出的地区，维持行政服务会变得更加困难。
泡沫经济影响下，夕张市失去支柱产业，于2007年成为日本第一个地方政府破产的城市。2013年起，夕张市的生育率无限逼近于零。由于税收下降、财政紧张，当地面临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却无人维护，导致安全隐患增加。
多位学者判断，若少子化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40年夕张市人口将仅剩100人。因此，英国《卫报》称它为“一座学着如何死去的城市”。
少子化，何解？
如此看来，少子化带来的长远影响不可忽视。近几十年来，许多国家纷纷探索鼓励生育的方法。
针对育儿成本高昂的问题，不同国家或地区都从钱的方面入手，不仅直接发放生育津贴、子女教育津贴，新生儿父母还可以少交税。新加坡税务减免的范围，甚至包括祖父母的收入以及雇佣女佣的费用。韩国、日本也为新婚夫妇提供了住房方面的补贴和优惠。
但比起赤裸裸的“催生”，“润物细无声”的配套措施似乎更受年轻父母欢迎。生育率恢复到相对较高水平的国家，到底做对了什么？
为了鼓励夫妻共同参与育儿，瑞典规定父母可以获得共计480天的带薪育儿假，其中双方各有90天不能转让给对方，以确保他们充分承担责任。此外，增加托幼保障、反对职场性别歧视等措施，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们对生育影响事业发展的担忧。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瑞典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男性的92.5%，远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数78.9%，总和生育率为1.7，也高于高收入国家1.5的平均生育水平。
在法国，幼儿2个月大就可以入托儿所，并且有多种托儿方式可供选择。托儿所可照看孩子至工作日晚上7点，与上班族父母的下班时间对应，且低收入家庭最低每月只需付50欧元。
2010年前后，法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2，非常接近人口更替水平。近几年，虽然法国的生育率有所下降，但总和生育率仍然徘徊在1.9左右，处于欧洲国家最高之列。
此外，支持辅助生育、认可非婚生子、接纳移民等，也是海外为提高生育率的常见做法。
然而，支持生育的政策并不都能起到明显效果。如何挽回生育率至人口更替水平2.1以上，终究是一个世界难题。
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日本近年生育率稍微有所回升，但只有1.3左右，仍低于1.5的警戒线。
究其原因，日本在家庭政策方面的支出还是太少了，仅占GDP的1.58%（2017年），明显低于2015年的法国（2.93％）、瑞典（3.54％）和德国（2.28％）。毕竟，延长产假、托儿所等福利，也是需要“烧钱”的。因此，有学者认为日本“催生”政策实质上是“雷声大，雨点小”。
无论少子化的未来如何，对年轻人而言，生育的最大阻碍还是存在于当下。或许，比起只盯着“催生”，寄希望于尽快扭转少子化趋势，不如直面问题，思考如何服务于人、如何稳妥地应对少子化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相对发达的地区生育率降低，但世界经济论坛指出，人口过剩在部分地区仍造成了严峻的挑战。
也许，人口多寡本身并不成为问题。
2014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通过对40个国家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虽然极低的生育率将产生负面影响，但接近生育更替水平的适度低生育率，却有利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
正如复旦大学学者胡湛和彭希哲指出的，新时代的生育政策不宜多提“鼓励生育”，而应强调“生育友好”。毕竟，“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生育不该成为一种工具，而应是社会服务的对象。
在这个前提下，或许我们更要追问的是：在孩子被戏称是“四脚吞金兽”的今天，为什么生育会成为年轻人追求高质量生活的阻碍？
而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人口数量减少让我们不得不脱离以“人口红利”拉动经济的路径依赖，相比之下，人口素质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更重要一些？
